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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刘禹锡有一篇《辨迹论》，举出这样的事情：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要大举进攻吐谷浑，他希望李靖出任统帅。而当时李靖已因老疾退休，对李靖来说，出征吐谷浑应该是顾虑重重的。因为李靖此前曾经击灭江南的两大割据势力，又曾击灭亚洲最大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声名之显赫无与伦比。自己又官至宰臣，爵至国公，名位已至顶点。出征胜利，对自己不会再增添什么，只会增加皇帝对自己威望的疑忌。一旦失利，可能会招致身败名裂，前功尽弃。然而，房玄龄到李清家中，一言之下，李靖便精神抖擞，次日上朝，请缨出征。《辨迹论》赞扬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历史上奸相在朝，大将冤死疆场者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房玄龄是个忌才害能之辈，李靖会采取何种行动？《尚书·秦誓》说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其中大意是：我暗中思量，如有一个大臣，诚实专一，却没有其他技能，但他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技能，他为之高兴，如同自己有此技能一样；别人的美好明哲，他心向往之，不仅是口头赞扬。这样的人对保我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是大大有利的。房玄龄正是这样的人物。唐代史学家柳芳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虽然看不到房玄龄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他的“迹”，就是他的器度。史书上说房玄龄“人有一善，若己有之”。他人有什么成绩优点，房玄龄为之欢欣鼓舞，好像那个成绩优点是自己具有的一般。这个道德品质，古人早有论述，但要贯彻到个人的实践中去却并非易事。常见一些人，正是把别人的缺点错误，当做自己欢乐的营养。听到别人的缺点错误，便眉飞色舞，广为宣传；听到别人的优点和成绩，紧皱眉头，如同吃了黄连一般。若是这种人做了宰相，便会专门欣赏在耳旁嘀嘀咕咕、挑三剔四打小报告的人。正直之士在这种人手下做官，难免忧心忡忡，如芒刺在背。而与房玄龄共事，人们就会心情舒畅，“得其所哉!”柳芳又曾评论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李勣)、卫(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这就是房玄龄的器度，他的内在本领。
三国时期蜀汉宰相诸葛亮，为当时所称道，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孙吴也有一个宰相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是诸葛亮的侄子。但此诸葛不如彼诸葛。公元252年，吴国君主孙权病危时，遗命诸葛恪执掌国政。论才华，诸葛恪并不逊于乃叔诸葛亮，但他缺乏的是宰相的器度。宰相要宽容大度，能容人，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权语)，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不能团结群僚。孔子早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个人通达，也要使他人通达。诸葛恪没有这个器量。东吴的大将陆逊曾告诫诸葛恪：“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作为宰臣，对同僚应相互支持，共同升进，对部下要扶持教导。做宰相不应企望自己一枝独秀，要在相互簇拥中众花齐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诸葛亮所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都是他的同僚，希望皇帝同样“亲之信之”。而诸葛恪却“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显然有悖此道。孙权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还有孙峻、孙弘、滕胤、吕据等人，但诸葛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毫无尊重之意，而是大权独揽。公元252年，曹魏大军南侵，诸葛恪率众迎敌，大败魏军于东兴(今安徽巢县、无为间)。于是，诸葛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魏国不足平，一心想学诸葛亮，不听他人劝阻，于次年倾全国兵力向曹魏发起进攻。大军围攻合肥，敌军坚守，数月不下，士兵疾疫大半，死伤遍地。曹魏大军来援，诸葛恪不得不引军撤退，沿途死伤及被俘者不计其数，国家元气大伤。诸葛恪不但不引咎自省，反而对部下大加责罚，大树个人威信。胜利的功劳是我的，失败的罪责是你们的，这种态度焉能使众人信服。反观他的叔父诸葛亮，街亭一败，自贬三等。同时的曹魏统帅司马师，因两次战役不利，主动承担责任，对部下则不予追究，这正反映了一个宰臣的器度。后来，孙峻利用人心的不满，袭杀诸葛恪及其亲族，诸葛恪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未完待续）
密切相关。刘禹锡有一篇《辨迹论》，举出这样的事情：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要大举进攻吐谷浑，他希望李靖出任统帅。而当时李靖已因老疾退休，对李靖来说，出征吐谷浑应该是顾虑重重的。因为李靖此前曾经击灭江南的两大割据势力，又曾击灭亚洲最大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声名之显赫无与伦比。自己又官至宰臣，爵至国公，名位已至顶点。出征胜利，对自己不会再增添什么，只会增加皇帝对自己威望的疑忌。一旦失利，可能会招致身败名裂，前功尽弃。然而，房玄龄到李清家中，一言之下，李靖便精神抖擞，次日上朝，请缨出征。《辨迹论》赞扬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历史上奸相在朝，大将冤死疆场者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房玄龄是个忌才害能之辈，李靖会采取何种行动？《尚书·秦誓》说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其中大意是：我暗中思量，如有一个大臣，诚实专一，却没有其他技能，但他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技能，他为之高兴，如同自己有此技能一样；别人的美好明哲，他心向往之，不仅是口头赞扬。这样的人对保我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是大大有利的。房玄龄正是这样的人物。唐代史学家柳芳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虽然看不到房玄龄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他的“迹”，就是他的器度。史书上说房玄龄“人有一善，若己有之”。他人有什么成绩优点，房玄龄为之欢欣鼓舞，好像那个成绩优点是自己具有的一般。这个道德品质，古人早有论述，但要贯彻到个人的实践中去却并非易事。常见一些人，正是把别人的缺点错误，当做自己欢乐的营养。听到别人的缺点错误，便眉飞色舞，广为宣传；听到别人的优点和成绩，紧皱眉头，如同吃了黄连一般。若是这种人做了宰相，便会专门欣赏在耳旁嘀嘀咕咕、挑三剔四打小报告的人。正直之士在这种人手下做官，难免忧心忡忡，如芒刺在背。而与房玄龄共事，人们就会心情舒畅，“得其所哉!”柳芳又曾评论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李勣)、卫(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这就是房玄龄的器度，他的内在本领。
三国时期蜀汉宰相诸葛亮，为当时所称道，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孙吴也有一个宰相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是诸葛亮的侄子。但此诸葛不如彼诸葛。公元252年，吴国君主孙权病危时，遗命诸葛恪执掌国政。论才华，诸葛恪并不逊于乃叔诸葛亮，但他缺乏的是宰相的器度。宰相要宽容大度，能容人，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权语)，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不能团结群僚。孔子早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个人通达，也要使他人通达。诸葛恪没有这个器量。东吴的大将陆逊曾告诫诸葛恪：“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作为宰臣，对同僚应相互支持，共同升进，对部下要扶持教导。做宰相不应企望自己一枝独秀，要在相互簇拥中众花齐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诸葛亮所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都是他的同僚，希望皇帝同样“亲之信之”。而诸葛恪却“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显然有悖此道。孙权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还有孙峻、孙弘、滕胤、吕据等人，但诸葛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毫无尊重之意，而是大权独揽。公元252年，曹魏大军南侵，诸葛恪率众迎敌，大败魏军于东兴(今安徽巢县、无为间)。于是，诸葛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魏国不足平，一心想学诸葛亮，不听他人劝阻，于次年倾全国兵力向曹魏发起进攻。大军围攻合肥，敌军坚守，数月不下，士兵疾疫大半，死伤遍地。曹魏大军来援，诸葛恪不得不引军撤退，沿途死伤及被俘者不计其数，国家元气大伤。诸葛恪不但不引咎自省，反而对部下大加责罚，大树个人威信。胜利的功劳是我的，失败的罪责是你们的，这种态度焉能使众人信服。反观他的叔父诸葛亮，街亭一败，自贬三等。同时的曹魏统帅司马师，因两次战役不利，主动承担责任，对部下则不予追究，这正反映了一个宰臣的器度。后来，孙峻利用人心的不满，袭杀诸葛恪及其亲族，诸葛恪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