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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笑，笑得婀娜杨柳舞春风，却不做正面回答，让人越发心里痒痒的。桂花不笑，却把眼睛瞪圆了，问：勘探队要不要女的？
小柳不笑了，正色道：不要，要不我怎么到郑家湾来？
桂花便微微地叹了口气。半晌，说：你总归比我们有福气。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这“福气”是指小柳被赶到郑家湾来呢，还是小柳总归是地质队员的老婆？也许是指别的什么东西？小柳怪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想说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
冬天里，小柳家来了个陌生男人。小柳叫他老谭，说是她丈夫的队友。老谭一脸的坎坷，一身的沧桑。他一句话也没讲，但不知怎么的我已闻出了他那北方汉子的气味。他坐在那里抽烟，一口一口凶凶地将烟“拔”进去，却不见纹丝出来。他用那发黄的指头，将烟灰弹在一个他随身带来的又重又壮的玻璃烟缸里。
桂花怯怯地打量着老谭。终于，她怯怯地问：
你坐过大轮船么？
坐过，老谭答，喉音很重。
你坐过火车么？
坐过。
还坐过飞机么？
坐过，这次就是坐飞机先到上海的。老谭的普通话比我们县广播站的男手播音员不知强多少倍了。
桂花的眼睛圆了，就这么一直圆着，不肯还原。我们的呼吸也有不畅起来。和一个坐过飞机的人坐在一间屋里，我们的呼吸没法子顺畅。
后来的谈话却变得顺畅了。因为老谭问桂花：你是离了婚的吗？我一听就火了，就奋起来辩解，越辩解越糊涂。老谭宽厚地笑笑，做出不与我女孩子计较的模样，然后他很熟练地介绍自己，说在地质队里干了十五年了，结过婚，又离了婚，妻子十分漂亮，十分能干。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盯了桂花一眼，桂花自知没有那个女人能干、漂亮，便将那双一直圆着的眼睛顺了下去。
老谭继续说：那女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是鬼着呢，我长年累月地在山上跟石头打交道，她在城里跟一个男从好上了，别当我蒙在鼓里，我一回家就翻抽屉，翻箱子，最后让我翻出证据来了，一封信！当然她花言巧语一大堆，可我的头却戴不得绿帽子，就这么，离了。
我们便一齐骂那个女人，嫁了那么光荣的地质队员还生二心，真不要脸。
那年放寒假，我前脚刚踏进家门槛，桂花后脚就跟了进来。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居然有了水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上面印着大红的某某地质勘探队字样。
阿丹，你代我写封回信，桂花说。我问，怎么写？她喃喃了半天，说，照，照那歌上写，再叫他不要累着，不要冻着，再桂花忽然扭昵起来，说你都是高中生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
那时候，我们的口吃班主任天天敲木鱼般地敲着我们：不，不准递条子啰！不，不准逛马路啰！不，不准谈恋爱啰！我们被敲得都像小尼姑了。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过过写信瘾。我拿腔作势地拿起钢笔，把肚子里的墨水，统统倒出倒满了三张纸，然后要桂花抄一遍。
桂花紧紧抓住钢笔，一会儿问这字该读什么音，一会儿又问那字该怎么写，还抱怨我的字“画”得像天书，比老师的字还老师。看她写字的样子真把我累死，于是我夺了过来，又重新发挥了一通。
此后我每回一次家，便替她写一封信。我想，我的大作一定让那个北方汉子折服，因为写到了第十二封信的时候，老谭便带了块火红的灯芯绒和两双尼龙袜，来和桂花结婚了。
婚礼就在桂花的闺房里举行。没添任何家具，唯有一对很厚很重的玻璃烟缸摆在桂花的那斑驳的小桌上。然而桂花身上那件火红的灯芯绒就带来一屋的喜气，它烧红了桂花的脸庞，烧得桂花的眼珠子一闪一闪地发光。
两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到郑家湾首先去看她，发现她脸色发灰眼圈发黑，不但没了结婚时的那分喜气，反倒平添了几分丧气。
我惊问：你病了么？桂花摇了摇头，只是挑她的十字花。我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早就听人说过“踏门胎”这个词儿，意思是刚踏上新房的门槛就怀孕了。我兴奋地把这个意思嚷了出来。
桂花还是摇头，还是把脑袋俯在花巾上。
要我替你写信吗？我问。桂花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得我没了耐心回了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桂花结婚的那晚就挨了打。因为闹房的时候，桂花的胸脯被人捏了一把，桂花却“忍”了没吭气。
我问妈是怎么知道的，妈说是桂花隔壁的阿眉娘说的。半夜后，那北方佬在吼：人家都摸捏你了，你为什么不嚷嚷？你为什么不给他一耳光？他侮辱了你同时也侮辱了我！你准是这么被人摸捏惯了的！接着便听见钝钝的声响，也不知打在哪儿了。
我努力回忆桂花的脸，桂花的手，回忆不出哪儿有伤痕。或许，夫妻相打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真的留下什么的。
约莫过了一个学期，那老谭便来郑家湾休探亲假。第二天，阿眉娘去河边洗衣过我家门口时，她把鹅兜一放，人便像鱼儿般游了进来，贴着我妈的耳朵吃吃道：
昨晚又打了！
妈说：半年才回家一趟，亲都亲不过来，为什么要打？
谁晓得呢——那桂花倒是一声不哭，一声不嚷，许是真的做下了什么，被老公压了舌头？
妈说：桂花本来就“忍”读书时，有人在她抽屉里放了条草蛇，吓得她筛糠般抖，偏又不喊，也不告诉老师；你看她“忍”也不“忍”？
阿眉娘道：嫁出去的女儿，就出去呗，留在湾里还不招闲话？
妈说：她走到哪儿去？地质队深山峻岭地走，哪里带得了她？夫家好像又没有人了。妈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这时候我才想起来，结婚前老谭说过要带她到哈尔滨他老家走一趟，让她坐坐轮船坐坐火车；可后来就没提起了。或许，老谭是怕她见了世面，就不老实了管不住了。
桂花是无路可走的，我想。此刻我急着要看看老谭到底打她打在哪里。我便对妈说，我们去看看她。妈破天荒地很爽快地答应了。
家里只有桂花一个人。她见了我们，很警惕地从花椅上站了起来，那眼睛却是哀哀地垂着。
我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妈一把捋起她的手臂，一切都完好无缺，甚至连青伤红伤都没有。妈说，桂花，别人都说老谭打你，让我看看，打在哪里了？我替你做主，饶不了他。
没有，他没有打我。桂花惊恐地后退着。
我不信。妈说，阿丹，把门关上；桂花，你是我学生，就像我囡儿一样，来，把褂子扒下。
桂花没动。妈凭她的权威、她的母爱扒了桂花的衣服，还拉下她的长裤，桂花的身子虽然不像缎子般光滑，却也白白嫩嫩的无瑕无斑，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样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妈说。回家的路上，妈说，阿眉娘总是见风就是雨。嘴唇薄稀稀，讲话不用力，编排得还有头有眼的！
第二天妈上课时，正好看见泥水张在学校的后院拌蜊灰。妈的心里一动，便让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自己走到教室门口招呼水泥张过去：
你听说了没有，桂花挨她老公打？
听说了。泥水张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我妈的学生，我妈的学生不管多大了，在我妈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
你说是真打？还是假打？
都打成那样了，还假得了？
打在哪儿？
头顶呀！那天桂花从我身边经过，我个儿高，一眼看见她的头皮肿了个大包，头发遮不住一条嘴大的口子，也没上药，就这么朝天顶着。
妈恍然大悟。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去验伤，然后就逼问桂花，老谭是用什么打的。
烟灰缸。桂花见再也瞞不过了，只得从实招来。
妈拿起那两只笨重的烟灰缸，翻过来，发现底部的棱角都已经砸钝了。
你为什么不说？
桂花不语。“忍”了半晌，突然呜咽了起来：
郑老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在郑家湾这块土地上，解除一次婚约已经低人三分，结了婚还住在娘家又低了三分，不时地挨丈夫打更是低人三分
桂花死的消息，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对付高考，郑家湾对于我已经不像往日那么重要了。等考结束回了家，阿眉告诉我说，桂花是小产死的。先是流血不止，她“忍”大概她以为熬熬就熬过去了，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到床上去。阿眉那天去看她，拉尿头正坐在婆瓜棚下，抿一口酒，骂一声我种你个娘！她骂桂花饭也不做了，还让他八十大几的人伺候她。拉尿头牙齿掉得差不多了，骂起人来口齿不清，但骂锋不减当年。阿眉进屋，发现挑十字花的矮椅上，烧饭的板凳旁，床上床下全是血。阿眉吓坏了，慌忙推床上的桂花，人已经冷了。
桂花娘来了，老谭也来了，此起彼伏地哭，谁也不理谁。人们后来一想，他们本来就互相不认识，所以也用不着谁理谁。出丧的那天，拉尿头坚持要亲自扛棺材，只是他毕竟八十有五了，龙钟得让人觉得滑稽。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拄一会，风箱般地喘气。老谭只管自己抽烟，却不晓得给“四把手”们递烟，更不晓得递红包，那棺材便越发摇摇晃晃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嘭的一声，桂花被掼到地上去了。
“四把手”们便站直了身子休息。在扛棺材途中“四把手”能站直了身子休息，这在郑家湾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地笑，笑得婀娜杨柳舞春风，却不做正面回答，让人越发心里痒痒的。桂花不笑，却把眼睛瞪圆了，问：勘探队要不要女的？
小柳不笑了，正色道：不要，要不我怎么到郑家湾来？
桂花便微微地叹了口气。半晌，说：你总归比我们有福气。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这“福气”是指小柳被赶到郑家湾来呢，还是小柳总归是地质队员的老婆？也许是指别的什么东西？小柳怪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想说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
冬天里，小柳家来了个陌生男人。小柳叫他老谭，说是她丈夫的队友。老谭一脸的坎坷，一身的沧桑。他一句话也没讲，但不知怎么的我已闻出了他那北方汉子的气味。他坐在那里抽烟，一口一口凶凶地将烟“拔”进去，却不见纹丝出来。他用那发黄的指头，将烟灰弹在一个他随身带来的又重又壮的玻璃烟缸里。
桂花怯怯地打量着老谭。终于，她怯怯地问：
你坐过大轮船么？
坐过，老谭答，喉音很重。
你坐过火车么？
坐过。
还坐过飞机么？
坐过，这次就是坐飞机先到上海的。老谭的普通话比我们县广播站的男手播音员不知强多少倍了。
桂花的眼睛圆了，就这么一直圆着，不肯还原。我们的呼吸也有不畅起来。和一个坐过飞机的人坐在一间屋里，我们的呼吸没法子顺畅。
后来的谈话却变得顺畅了。因为老谭问桂花：你是离了婚的吗？我一听就火了，就奋起来辩解，越辩解越糊涂。老谭宽厚地笑笑，做出不与我女孩子计较的模样，然后他很熟练地介绍自己，说在地质队里干了十五年了，结过婚，又离了婚，妻子十分漂亮，十分能干。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盯了桂花一眼，桂花自知没有那个女人能干、漂亮，便将那双一直圆着的眼睛顺了下去。
老谭继续说：那女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是鬼着呢，我长年累月地在山上跟石头打交道，她在城里跟一个男从好上了，别当我蒙在鼓里，我一回家就翻抽屉，翻箱子，最后让我翻出证据来了，一封信！当然她花言巧语一大堆，可我的头却戴不得绿帽子，就这么，离了。
我们便一齐骂那个女人，嫁了那么光荣的地质队员还生二心，真不要脸。
那年放寒假，我前脚刚踏进家门槛，桂花后脚就跟了进来。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居然有了水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上面印着大红的某某地质勘探队字样。
阿丹，你代我写封回信，桂花说。我问，怎么写？她喃喃了半天，说，照，照那歌上写，再叫他不要累着，不要冻着，再桂花忽然扭昵起来，说你都是高中生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
那时候，我们的口吃班主任天天敲木鱼般地敲着我们：不，不准递条子啰！不，不准逛马路啰！不，不准谈恋爱啰！我们被敲得都像小尼姑了。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过过写信瘾。我拿腔作势地拿起钢笔，把肚子里的墨水，统统倒出倒满了三张纸，然后要桂花抄一遍。
桂花紧紧抓住钢笔，一会儿问这字该读什么音，一会儿又问那字该怎么写，还抱怨我的字“画”得像天书，比老师的字还老师。看她写字的样子真把我累死，于是我夺了过来，又重新发挥了一通。
此后我每回一次家，便替她写一封信。我想，我的大作一定让那个北方汉子折服，因为写到了第十二封信的时候，老谭便带了块火红的灯芯绒和两双尼龙袜，来和桂花结婚了。
婚礼就在桂花的闺房里举行。没添任何家具，唯有一对很厚很重的玻璃烟缸摆在桂花的那斑驳的小桌上。然而桂花身上那件火红的灯芯绒就带来一屋的喜气，它烧红了桂花的脸庞，烧得桂花的眼珠子一闪一闪地发光。
两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到郑家湾首先去看她，发现她脸色发灰眼圈发黑，不但没了结婚时的那分喜气，反倒平添了几分丧气。
我惊问：你病了么？桂花摇了摇头，只是挑她的十字花。我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早就听人说过“踏门胎”这个词儿，意思是刚踏上新房的门槛就怀孕了。我兴奋地把这个意思嚷了出来。
桂花还是摇头，还是把脑袋俯在花巾上。
要我替你写信吗？我问。桂花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得我没了耐心回了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桂花结婚的那晚就挨了打。因为闹房的时候，桂花的胸脯被人捏了一把，桂花却“忍”了没吭气。
我问妈是怎么知道的，妈说是桂花隔壁的阿眉娘说的。半夜后，那北方佬在吼：人家都摸捏你了，你为什么不嚷嚷？你为什么不给他一耳光？他侮辱了你同时也侮辱了我！你准是这么被人摸捏惯了的！接着便听见钝钝的声响，也不知打在哪儿了。
我努力回忆桂花的脸，桂花的手，回忆不出哪儿有伤痕。或许，夫妻相打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真的留下什么的。
约莫过了一个学期，那老谭便来郑家湾休探亲假。第二天，阿眉娘去河边洗衣过我家门口时，她把鹅兜一放，人便像鱼儿般游了进来，贴着我妈的耳朵吃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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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说：半年才回家一趟，亲都亲不过来，为什么要打？
谁晓得呢——那桂花倒是一声不哭，一声不嚷，许是真的做下了什么，被老公压了舌头？
妈说：桂花本来就“忍”读书时，有人在她抽屉里放了条草蛇，吓得她筛糠般抖，偏又不喊，也不告诉老师；你看她“忍”也不“忍”？
阿眉娘道：嫁出去的女儿，就出去呗，留在湾里还不招闲话？
妈说：她走到哪儿去？地质队深山峻岭地走，哪里带得了她？夫家好像又没有人了。妈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这时候我才想起来，结婚前老谭说过要带她到哈尔滨他老家走一趟，让她坐坐轮船坐坐火车；可后来就没提起了。或许，老谭是怕她见了世面，就不老实了管不住了。
桂花是无路可走的，我想。此刻我急着要看看老谭到底打她打在哪里。我便对妈说，我们去看看她。妈破天荒地很爽快地答应了。
家里只有桂花一个人。她见了我们，很警惕地从花椅上站了起来，那眼睛却是哀哀地垂着。
我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妈一把捋起她的手臂，一切都完好无缺，甚至连青伤红伤都没有。妈说，桂花，别人都说老谭打你，让我看看，打在哪里了？我替你做主，饶不了他。
没有，他没有打我。桂花惊恐地后退着。
我不信。妈说，阿丹，把门关上；桂花，你是我学生，就像我囡儿一样，来，把褂子扒下。
桂花没动。妈凭她的权威、她的母爱扒了桂花的衣服，还拉下她的长裤，桂花的身子虽然不像缎子般光滑，却也白白嫩嫩的无瑕无斑，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样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妈说。回家的路上，妈说，阿眉娘总是见风就是雨。嘴唇薄稀稀，讲话不用力，编排得还有头有眼的！
第二天妈上课时，正好看见泥水张在学校的后院拌蜊灰。妈的心里一动，便让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自己走到教室门口招呼水泥张过去：
你听说了没有，桂花挨她老公打？
听说了。泥水张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我妈的学生，我妈的学生不管多大了，在我妈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
你说是真打？还是假打？
都打成那样了，还假得了？
打在哪儿？
头顶呀！那天桂花从我身边经过，我个儿高，一眼看见她的头皮肿了个大包，头发遮不住一条嘴大的口子，也没上药，就这么朝天顶着。
妈恍然大悟。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去验伤，然后就逼问桂花，老谭是用什么打的。
烟灰缸。桂花见再也瞞不过了，只得从实招来。
妈拿起那两只笨重的烟灰缸，翻过来，发现底部的棱角都已经砸钝了。
你为什么不说？
桂花不语。“忍”了半晌，突然呜咽了起来：
郑老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在郑家湾这块土地上，解除一次婚约已经低人三分，结了婚还住在娘家又低了三分，不时地挨丈夫打更是低人三分
桂花死的消息，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对付高考，郑家湾对于我已经不像往日那么重要了。等考结束回了家，阿眉告诉我说，桂花是小产死的。先是流血不止，她“忍”大概她以为熬熬就熬过去了，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到床上去。阿眉那天去看她，拉尿头正坐在婆瓜棚下，抿一口酒，骂一声我种你个娘！她骂桂花饭也不做了，还让他八十大几的人伺候她。拉尿头牙齿掉得差不多了，骂起人来口齿不清，但骂锋不减当年。阿眉进屋，发现挑十字花的矮椅上，烧饭的板凳旁，床上床下全是血。阿眉吓坏了，慌忙推床上的桂花，人已经冷了。
桂花娘来了，老谭也来了，此起彼伏地哭，谁也不理谁。人们后来一想，他们本来就互相不认识，所以也用不着谁理谁。出丧的那天，拉尿头坚持要亲自扛棺材，只是他毕竟八十有五了，龙钟得让人觉得滑稽。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拄一会，风箱般地喘气。老谭只管自己抽烟，却不晓得给“四把手”们递烟，更不晓得递红包，那棺材便越发摇摇晃晃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嘭的一声，桂花被掼到地上去了。
“四把手”们便站直了身子休息。在扛棺材途中“四把手”能站直了身子休息，这在郑家湾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