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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和我同岁，那阵子我们都五六岁模样。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笑，笑... -->>
桂花和我同岁，那阵子我们都五六岁模样。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笑，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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