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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范鑫生说的不是实话，但也绝不是没用的话。于是装作相信似地说：“难得大哥有这雅兴，今天我请客。”
范鑫生摆手道：“别，谁也别跟我抢，今天是我请老徐。一川你还不知道吧，我跟老徐可是有故事的。”
“呃？”邓一川真还不知道范鑫生跟老徐有什么故事。在他眼里，这两人一个是纪委的大主任，一个听上去是个物业经理，其实就是替开发商看场子的，而且现在还被除了名，两人差得远呢，会有什么故事？
范鑫生貌似心情不错，或者也是借机找找话，让三人之间的气氛趋于轻松，道：“老徐当年是国有企业的厂长，有人举报他，案子是我办的，若不是我秉公执法，他现在可能在牢里。对吧老徐？”
一旁半躺着的徐成山马上将脚从木桶里拿出来，直起身子，恭恭敬敬道：“大主任说的没错，我老徐这辈子算是有福，遇着了范大主任，不然，我这把骨头，可能就烂在监狱里了。”
范鑫生果真没说假话。
徐成山当年是吉州第二锅炉厂厂长，这家企业虽小，但效益却一点不差。徐成山接任厂长第三年，正赶上各地的建设热潮，厂子效益比往年更是好出许多。徐成山也是劲头越来越足。谁知这个时候，连着几封检举信飞到了上面，信中检举，徐成山接任厂长以来，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以优化组合的名义，将跟他意见不合的几位副职排挤出班子，将自己信任的人拉进班子，从而为自己贪污腐化打下基础。
举报信罗列了徐成山十二条罪状，概括起来，就是在原材料采购中用自己的亲信，高价购进不合格材料，大吃回扣。以新产品试制为名，成立所谓的攻关小组，其实是巧立名目，贪污科研经费。更严重的，产品销售实行代理制，让个别人控制销售权，名义上是集中力量拓宽主渠道，实则是将销售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跟销售人员串通起来，利用销售政策挖厂子的墙脚。
一句话，就是徐成山这几年将厂子搞成家天下，企业虽说效益是上去了，但徐成山自己，也捞取了不少好处。
这案子上面很重视，责成纪委和公安局经侦支队联手查处。调查过程中，确也发现企业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尤其销售方面，为了刺激销售人员，厂子制定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促销政策，销得多拿得多，奖金更多。这本来也没啥大的问题，销售嘛，没有大的刺激哪个肯卖力。关键在于，厂子公开招聘的五大销售商，也就是五大片区经理，都跟徐成山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比如西北片区的销售商，就是徐成山的小舅子。东南片区的销售商，是徐成山的战友。这两个片区，年销售额最高，拿的提成还有返利也最多。其中最高一笔，高达三百多万。
这里面如果没问题，怕没人相信。
连着查了几个月，又发现在企业融资，贷款等方面，存在不少不合理的开支。说是不合理支出，其实就是当时通行的回扣。
为了拿到更多贷款，厂子每贷一百万，就给银行主要负责人返利十个点，等于企业贷了一百万，实际只拿到九十万。另十万，说是给了办事人员，但企业却没任何帐务。
查到这儿，上面发话了，要做为典型，重办。
如果范鑫生当时糊涂一些，或者官僚一些，仅就贷款返利和高额销售奖励两项，就可以给徐成山定罪。因为所有的开支财务上都没合理手续，有些只是凭财务人员私下记的帐，有些甚至连私帐都没，完全就凭徐成山和几个管理人员的口头记忆。
也就是说，钱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只说是送了人，或者返了利。
范鑫生却发现，徐成山非常信任的一名财务人员私藏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细致地记录了每一笔开支。每送出去一笔钱，或者发放一笔奖金，财务人员都在笔记本上详细注明。
凭借这个笔记本，调查组最终核实，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凭空捏造，都存在。钱的数额也差不多。但这钱没进徐成山自己的腰包，确确实实花在了企业运营中。如果要定罪，也只能定管理不善，乱开支，制度不规范，而不能定贪污。
再查下去，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原来举报徐成山的不是别人，是被他撤掉的两名副厂长还有销售科长。而这三人，是被一民营老板收买，专门收集黑材料，目的就是让徐成山在这家厂子干不下去。
当时正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风，所谓的改革，就是由民营企业收购或兼并国有中小企业。锅炉厂属于能看得见效益的企业，盯着它的民营老板就很多。区里呢，也想尽快将它卖掉。虽然不是包袱，但背下去，迟早会成包袱。
可徐成山就是不答应。几次谈判，他都坚决不同意，还让工会发动员工，去政府体改办上访。那位老板见徐成山一心要坏掉他的好事，才想出这损招，想通过纪委的手，帮他拔掉徐成山这根刺。
那次范鑫生是站在非常高的高度，反复跟市区领导讲道理，讲企业经营中的罪与非罪，讲“私吞”与“公拿”的区别。讲到最后，他跟执意要定徐成山的那位领导说，如果非要定罪，也只能定法人行贿，而不能给徐成山个人定罪。
领导说他搞不懂这些，他就想把徐成山拿掉，换个听话的厂长。范鑫生说这好办啊，现在就可以将他撤职，他虽没有犯罪，但违法还是有的，违章违规的事更多，随便列出几条就能把他这个厂长撤了，开除公职也行。
领导也算仁慈：“开除就不必了，一个企业，也不是啥金饭碗，只要不阻碍国企改革就行。”
最终，徐成山的牢狱之灾是免掉了，但作为制度性惩罚，他的厂长一职也被撤了，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又是一年后，企业顺利改制，那位民营老板以不到两百万的价格，整体收购了这家小企业。然后开始分流职工，徐成山成了第一批走出该企业的人。
道范鑫生说的不是实话，但也绝不是没用的话。于是装作相信似地说：“难得大哥有这雅兴，今天我请客。”
范鑫生摆手道：“别，谁也别跟我抢，今天是我请老徐。一川你还不知道吧，我跟老徐可是有故事的。”
“呃？”邓一川真还不知道范鑫生跟老徐有什么故事。在他眼里，这两人一个是纪委的大主任，一个听上去是个物业经理，其实就是替开发商看场子的，而且现在还被除了名，两人差得远呢，会有什么故事？
范鑫生貌似心情不错，或者也是借机找找话，让三人之间的气氛趋于轻松，道：“老徐当年是国有企业的厂长，有人举报他，案子是我办的，若不是我秉公执法，他现在可能在牢里。对吧老徐？”
一旁半躺着的徐成山马上将脚从木桶里拿出来，直起身子，恭恭敬敬道：“大主任说的没错，我老徐这辈子算是有福，遇着了范大主任，不然，我这把骨头，可能就烂在监狱里了。”
范鑫生果真没说假话。
徐成山当年是吉州第二锅炉厂厂长，这家企业虽小，但效益却一点不差。徐成山接任厂长第三年，正赶上各地的建设热潮，厂子效益比往年更是好出许多。徐成山也是劲头越来越足。谁知这个时候，连着几封检举信飞到了上面，信中检举，徐成山接任厂长以来，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以优化组合的名义，将跟他意见不合的几位副职排挤出班子，将自己信任的人拉进班子，从而为自己贪污腐化打下基础。
举报信罗列了徐成山十二条罪状，概括起来，就是在原材料采购中用自己的亲信，高价购进不合格材料，大吃回扣。以新产品试制为名，成立所谓的攻关小组，其实是巧立名目，贪污科研经费。更严重的，产品销售实行代理制，让个别人控制销售权，名义上是集中力量拓宽主渠道，实则是将销售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跟销售人员串通起来，利用销售政策挖厂子的墙脚。
一句话，就是徐成山这几年将厂子搞成家天下，企业虽说效益是上去了，但徐成山自己，也捞取了不少好处。
这案子上面很重视，责成纪委和公安局经侦支队联手查处。调查过程中，确也发现企业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尤其销售方面，为了刺激销售人员，厂子制定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促销政策，销得多拿得多，奖金更多。这本来也没啥大的问题，销售嘛，没有大的刺激哪个肯卖力。关键在于，厂子公开招聘的五大销售商，也就是五大片区经理，都跟徐成山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比如西北片区的销售商，就是徐成山的小舅子。东南片区的销售商，是徐成山的战友。这两个片区，年销售额最高，拿的提成还有返利也最多。其中最高一笔，高达三百多万。
这里面如果没问题，怕没人相信。
连着查了几个月，又发现在企业融资，贷款等方面，存在不少不合理的开支。说是不合理支出，其实就是当时通行的回扣。
为了拿到更多贷款，厂子每贷一百万，就给银行主要负责人返利十个点，等于企业贷了一百万，实际只拿到九十万。另十万，说是给了办事人员，但企业却没任何帐务。
查到这儿，上面发话了，要做为典型，重办。
如果范鑫生当时糊涂一些，或者官僚一些，仅就贷款返利和高额销售奖励两项，就可以给徐成山定罪。因为所有的开支财务上都没合理手续，有些只是凭财务人员私下记的帐，有些甚至连私帐都没，完全就凭徐成山和几个管理人员的口头记忆。
也就是说，钱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只说是送了人，或者返了利。
范鑫生却发现，徐成山非常信任的一名财务人员私藏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细致地记录了每一笔开支。每送出去一笔钱，或者发放一笔奖金，财务人员都在笔记本上详细注明。
凭借这个笔记本，调查组最终核实，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凭空捏造，都存在。钱的数额也差不多。但这钱没进徐成山自己的腰包，确确实实花在了企业运营中。如果要定罪，也只能定管理不善，乱开支，制度不规范，而不能定贪污。
再查下去，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原来举报徐成山的不是别人，是被他撤掉的两名副厂长还有销售科长。而这三人，是被一民营老板收买，专门收集黑材料，目的就是让徐成山在这家厂子干不下去。
当时正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风，所谓的改革，就是由民营企业收购或兼并国有中小企业。锅炉厂属于能看得见效益的企业，盯着它的民营老板就很多。区里呢，也想尽快将它卖掉。虽然不是包袱，但背下去，迟早会成包袱。
可徐成山就是不答应。几次谈判，他都坚决不同意，还让工会发动员工，去政府体改办上访。那位老板见徐成山一心要坏掉他的好事，才想出这损招，想通过纪委的手，帮他拔掉徐成山这根刺。
那次范鑫生是站在非常高的高度，反复跟市区领导讲道理，讲企业经营中的罪与非罪，讲“私吞”与“公拿”的区别。讲到最后，他跟执意要定徐成山的那位领导说，如果非要定罪，也只能定法人行贿，而不能给徐成山个人定罪。
领导说他搞不懂这些，他就想把徐成山拿掉，换个听话的厂长。范鑫生说这好办啊，现在就可以将他撤职，他虽没有犯罪，但违法还是有的，违章违规的事更多，随便列出几条就能把他这个厂长撤了，开除公职也行。
领导也算仁慈：“开除就不必了，一个企业，也不是啥金饭碗，只要不阻碍国企改革就行。”
最终，徐成山的牢狱之灾是免掉了，但作为制度性惩罚，他的厂长一职也被撤了，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又是一年后，企业顺利改制，那位民营老板以不到两百万的价格，整体收购了这家小企业。然后开始分流职工，徐成山成了第一批走出该企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