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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在两个小时后停了，我和瓦他马主席赶紧动身前往蒙盖巴，乔治送我到村口便被村民带回去。到了河边，才发现暴雨使河里的水位陡涨一尺来高，我踏进冰凉的河水，水已经齐到我的胸口，这时风还未停止，水流湍急，一个浪头打来我一阵头晕眼花，差点站立不稳倒进河水里。瓦他马在后面适时地拉住我的手臂，又吩咐两个熟水性的男人扶着我趟过河。
刚下雨的丛林特别的漆黑，道路泥泞难行，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路上，厚稠的泥土粘在脚上使行动愈加不便。我们到达蒙盖马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日出的时候，好心的瓦他马主席立即帮我找到一台出租车，我看着差不多仅剩四个轮子和外壳，屁股冒着黑烟的破旧出租车实在不愿坐上去，这样的车半路别熄火才好。
虽然犹豫但我还是坐上去，告别瓦他马主席我便嘱咐司机开车，果然如我所想一样车速慢得可怜，当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行驶时，简直是老牛拉车。我直感叹，要是早知会是这种情况我还不如骑自行车。
中午的时候我到达了西克镇，在镇上的商店买了几块面包和水请着司机一起吃，吃完后再发动车，这下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等了半个多钟头，最后司机满脸愧疚地告诉我车坏了，要修。
我倒，最不情愿的事终于发生。
结清了车费我打算在镇上拦出租车，结果一打听镇上唯一的出租车已经被人租用，我无奈地只有守候在路口期望有过往的汽车能搭上一程。站了半晌，来往倒是有少数的汽车经过，但都不去弗里敦。
路口上有个卖椰子的小贩，我掏出零钱买了一个蹲在旁边大口喝起来。
轰隆隆——
耳里有汽车驶过来的声音，我抱起椰子抬头，尘土飞扬的路面正开过来一台丰田越野车，车身上还印着UN。我大喜，这是联合国的军车，我随手扔掉椰子站了起来，朝那台丰田越野车奔过去。
“停车，停车。”我大声招手。
那台车在我身旁停下来，坐在驾驶位的黑人军官探出头打量我几眼，道：“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行方便带我去吗。”
我刚说完那军官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道：“不行不行，联合国有规定不允许非联合国人员乘坐UN的车。”
“我真的有急事，你帮个忙吧。”我赶紧抓住车把柄。
“不行不行，说了不行，我不能违反规定。”
正在僵持不下，车中突然传出嘀嘀的响声，只见那黑人军官从腰间取下一个黑色砖头样的卫星电话，他听了一会马上道：“穆拉上尉这不关我的事，是有个中国女人抓着我不放，她说要我带她去弗里敦。”
“穆拉上尉？是不是迪古尼·穆拉？”我想起了那个在西部男孩营地里的穆拉中尉。
那黑人军官咦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
我欣喜若狂，忙道：“你告诉穆拉我是诺，我要和他说话。”
那黑人军官对着卫星电话说了两句，很快他将电话交给我，电话一放到耳畔我便迫不及待地道：“穆拉，我是诺，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不能让你的战友带我一程。”
有了穆拉的帮助那黑人军官同意我搭乘UN的军车，这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那黑人军官是塞拉利昂人，英语极好，路上我便一直和他胡侃，他总是不停地问我中国的形势，我少不得对祖国大吹特吹一番，惹得他一阵羡慕。
车到弗里敦市区后我正准备道谢下车，迎面却看见穿着军装的穆拉直奔我过来，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过去和他寒喧，现在他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军衔也由中尉升为上尉，据说不久还会得到提拔。穆拉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的营地参观，我不敢答应，忙把目前的首要事给他讲了。
“弗里敦只有两家中餐馆，要是找不到你打算怎么办。”
我神色凝重，道：“我还想试着去找我们国家的援塞医疗队，或许会有奇迹吧。”
“不要紧，就算找不到我带一队人马去救乔治。”穆拉安慰我。
我笑起来，道：“其实我真的很想救依莉丝，我们医生每治愈一个病人都会很自豪。”也许穆拉无法理解我的那种自豪感，那除了救死扶伤的精神外，更有一种医术难度上的攻克。
穆拉开车先送我去中餐馆，这家名为中国风的中餐馆便是我刚到弗里敦时用过餐的那家，如今里面被炮火打穿的墙壁已经修补好，我一眼就认出了当日的中餐馆老板刘佳富，不过他也很快认出我，毕竟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少，来那么一回印象特别地深刻。
当听说我是来找当归人参之类的补品时，刘佳富直摇头，告诉我他来塞拉利昂已经好几年，因为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家又安在塞拉利昂，目前和老家也没什么联系，自然也没有我需要的药材。
我悻悻地告辞，不死心地又找到第二家也是最后一家中餐馆，结果可想而知，老板说那些东西在最初来塞拉利昂的几年已经用完，再说当地人也闻不惯那个味，他也没从国内进些货储存。
两个中餐馆都没有，我只有去找援塞医疗队，穆拉告诉我中国的援塞医疗队在弗里敦的卡萨医院。卡萨医院也在市中心，几幢破旧的大楼，比起我国的县级医院还略差了些。医院里并没有多少人看病，昂贵的医疗费和药费并不是普通的平民所能承受，因此许多塞拉利昂平民患病后也不会来医院治病，最后在家里慢慢死去。在这里，即使是很普通的疾病也会使人面临死亡的威胁，你再想不到只是生孩子也会很容易母子双亡。
卫生状况、医疗水平、生活条件，再加上连年不息的战乱，使得塞拉利昂现在的人均寿命仅仅才32岁。如果有人活到30岁，那么他能算得上是位老人了。
刚走到医院门诊大厅，我就瞧见熟悉的黄皮肤面孔，是位年轻的男医生，他正弯着腰和一位黑人医生说话。看见中国同行我不由欣喜万分，也不管身旁的穆拉几步赶过去，那中国医生陡然瞧见我也吃一惊但随即露出笑容。
“你是中国来的吗？”他居然握住了我的手，神色十分激动。
我兴奋地点头，道：“我是中国来的，我叫秦一诺。”
“太好了，我好久没看到新鲜的中国面孔，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有中国人来到塞拉利昂，我叫张辉。”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
当张辉听说我也是一名医生时明显更激动，不过但听说要找黄芪等药材时他为难了。“对不起，我们从国内带来的药品早已用完，现在西药都非常短缺，更别说中药。”
“能帮我问问其他的中国医生吗？”
“好，我去问问。”
张辉急冲冲地走了，我不安地站在医院大厅和穆拉说话，十有八九也不... -->>
大雨在两个小时后停了，我和瓦他马主席赶紧动身前往蒙盖巴，乔治送我到村口便被村民带回去。到了河边，才发现暴雨使河里的水位陡涨一尺来高，我踏进冰凉的河水，水已经齐到我的胸口，这时风还未停止，水流湍急，一个浪头打来我一阵头晕眼花，差点站立不稳倒进河水里。瓦他马在后面适时地拉住我的手臂，又吩咐两个熟水性的男人扶着我趟过河。
刚下雨的丛林特别的漆黑，道路泥泞难行，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路上，厚稠的泥土粘在脚上使行动愈加不便。我们到达蒙盖马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日出的时候，好心的瓦他马主席立即帮我找到一台出租车，我看着差不多仅剩四个轮子和外壳，屁股冒着黑烟的破旧出租车实在不愿坐上去，这样的车半路别熄火才好。
虽然犹豫但我还是坐上去，告别瓦他马主席我便嘱咐司机开车，果然如我所想一样车速慢得可怜，当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行驶时，简直是老牛拉车。我直感叹，要是早知会是这种情况我还不如骑自行车。
中午的时候我到达了西克镇，在镇上的商店买了几块面包和水请着司机一起吃，吃完后再发动车，这下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等了半个多钟头，最后司机满脸愧疚地告诉我车坏了，要修。
我倒，最不情愿的事终于发生。
结清了车费我打算在镇上拦出租车，结果一打听镇上唯一的出租车已经被人租用，我无奈地只有守候在路口期望有过往的汽车能搭上一程。站了半晌，来往倒是有少数的汽车经过，但都不去弗里敦。
路口上有个卖椰子的小贩，我掏出零钱买了一个蹲在旁边大口喝起来。
轰隆隆——
耳里有汽车驶过来的声音，我抱起椰子抬头，尘土飞扬的路面正开过来一台丰田越野车，车身上还印着UN。我大喜，这是联合国的军车，我随手扔掉椰子站了起来，朝那台丰田越野车奔过去。
“停车，停车。”我大声招手。
那台车在我身旁停下来，坐在驾驶位的黑人军官探出头打量我几眼，道：“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行方便带我去吗。”
我刚说完那军官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道：“不行不行，联合国有规定不允许非联合国人员乘坐UN的车。”
“我真的有急事，你帮个忙吧。”我赶紧抓住车把柄。
“不行不行，说了不行，我不能违反规定。”
正在僵持不下，车中突然传出嘀嘀的响声，只见那黑人军官从腰间取下一个黑色砖头样的卫星电话，他听了一会马上道：“穆拉上尉这不关我的事，是有个中国女人抓着我不放，她说要我带她去弗里敦。”
“穆拉上尉？是不是迪古尼·穆拉？”我想起了那个在西部男孩营地里的穆拉中尉。
那黑人军官咦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
我欣喜若狂，忙道：“你告诉穆拉我是诺，我要和他说话。”
那黑人军官对着卫星电话说了两句，很快他将电话交给我，电话一放到耳畔我便迫不及待地道：“穆拉，我是诺，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不能让你的战友带我一程。”
有了穆拉的帮助那黑人军官同意我搭乘UN的军车，这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那黑人军官是塞拉利昂人，英语极好，路上我便一直和他胡侃，他总是不停地问我中国的形势，我少不得对祖国大吹特吹一番，惹得他一阵羡慕。
车到弗里敦市区后我正准备道谢下车，迎面却看见穿着军装的穆拉直奔我过来，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过去和他寒喧，现在他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军衔也由中尉升为上尉，据说不久还会得到提拔。穆拉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的营地参观，我不敢答应，忙把目前的首要事给他讲了。
“弗里敦只有两家中餐馆，要是找不到你打算怎么办。”
我神色凝重，道：“我还想试着去找我们国家的援塞医疗队，或许会有奇迹吧。”
“不要紧，就算找不到我带一队人马去救乔治。”穆拉安慰我。
我笑起来，道：“其实我真的很想救依莉丝，我们医生每治愈一个病人都会很自豪。”也许穆拉无法理解我的那种自豪感，那除了救死扶伤的精神外，更有一种医术难度上的攻克。
穆拉开车先送我去中餐馆，这家名为中国风的中餐馆便是我刚到弗里敦时用过餐的那家，如今里面被炮火打穿的墙壁已经修补好，我一眼就认出了当日的中餐馆老板刘佳富，不过他也很快认出我，毕竟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少，来那么一回印象特别地深刻。
当听说我是来找当归人参之类的补品时，刘佳富直摇头，告诉我他来塞拉利昂已经好几年，因为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家又安在塞拉利昂，目前和老家也没什么联系，自然也没有我需要的药材。
我悻悻地告辞，不死心地又找到第二家也是最后一家中餐馆，结果可想而知，老板说那些东西在最初来塞拉利昂的几年已经用完，再说当地人也闻不惯那个味，他也没从国内进些货储存。
两个中餐馆都没有，我只有去找援塞医疗队，穆拉告诉我中国的援塞医疗队在弗里敦的卡萨医院。卡萨医院也在市中心，几幢破旧的大楼，比起我国的县级医院还略差了些。医院里并没有多少人看病，昂贵的医疗费和药费并不是普通的平民所能承受，因此许多塞拉利昂平民患病后也不会来医院治病，最后在家里慢慢死去。在这里，即使是很普通的疾病也会使人面临死亡的威胁，你再想不到只是生孩子也会很容易母子双亡。
卫生状况、医疗水平、生活条件，再加上连年不息的战乱，使得塞拉利昂现在的人均寿命仅仅才32岁。如果有人活到30岁，那么他能算得上是位老人了。
刚走到医院门诊大厅，我就瞧见熟悉的黄皮肤面孔，是位年轻的男医生，他正弯着腰和一位黑人医生说话。看见中国同行我不由欣喜万分，也不管身旁的穆拉几步赶过去，那中国医生陡然瞧见我也吃一惊但随即露出笑容。
“你是中国来的吗？”他居然握住了我的手，神色十分激动。
我兴奋地点头，道：“我是中国来的，我叫秦一诺。”
“太好了，我好久没看到新鲜的中国面孔，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有中国人来到塞拉利昂，我叫张辉。”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
当张辉听说我也是一名医生时明显更激动，不过但听说要找黄芪等药材时他为难了。“对不起，我们从国内带来的药品早已用完，现在西药都非常短缺，更别说中药。”
“能帮我问问其他的中国医生吗？”
“好，我去问问。”
张辉急冲冲地走了，我不安地站在医院大厅和穆拉说话，十有八九也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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