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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年二月十八，陈璇顺利诞下一子，帝欣喜若狂，昌，寓“帝国永昌”之意，列为帝位继承权第一顺序人；十天后，容龄亦诞下一女，帝册封曰嘉信公主。至此，原来围绕帝储而产生对立的两派自动消弭，昌虽在襁褓之中，亦为整个帝国所瞩目，而列入第二、第三顺序之人因名分已定，亦各自心安。
三月初一，皇帝发布上谕，立淑皇贵妃陈璇为后，同时晋封宸妃容龄为宸皇贵妃。帝国开国300来，破天荒有非满蒙女子册立为后，引起非议种种。但京师骚乱之后，帝威望如日中天，亲贵望风披靡、无人可当，且陈璇诞子有功，有大功于社稷，汉臣皆力争，以为“此举可昭示帝国消弭民族域，实现满汉一体之真诚，足见皇帝圣明”。
在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帝亲释立后原因。
“诸位爱卿，立后原是朕的家事，但也是国事。国朝300来，不要说无汉女为后，就是汉女为妃的亦不曾见，朕今日所为，开历史于先河，二三重臣持不同意见，亦可理解。”皇帝扫视会场，对群臣缓缓说道，“遍观史书，除满人本族外，国朝历代帝王常有蒙古后妃，为何蒙古女子为后妃者可，独汉家女子为后妃而不可？朕以为，既然消弭民族域，天下各族一体视之，原本就不该存有定见。朕纳汉女为妃，原就有宣示朝廷真诚之意，如现在猝遇事端。又持两端。岂非让万方耻笑？”
反对立后派有一个重要的武器便是淑皇贵妃原曾冒名顶替参加文官考试，“与礼相悖”，但在大殿之上，这样的理由却不能拿出。因为皇帝既然肯纳之为妃，必然已经释怀，何必揭人短处？再者，内阁大臣唐绍仪亦迎娶冒名顶替之妹妹。一旦提出便是恶了唐本人，间接造成满汉大臣对立，更是危险。
所以虽然有不少亲贵仍想反对。但这反对地言语却始终无法说出口。
“另外。遍查帝国人口，汉民占数目九成九至多，朕以汉女为后。足见朕视天下万民为一体，无满汉蒙回藏之先入为主地区分，对帝国社稷、对朝廷大业亦有安稳作用。革命党从前屡屡攻击朝廷标榜‘满汉一体’，实则‘行民族压迫之事实’，现在可大声斥之为污蔑。为何？满汉各民臣民权利各自相等。爵位、官职亦有同样法度调整，满人逐步废除八旗制度。无国家豢养之先天优势，如此再言民族压迫，岂非睁眼瞎话。”皇帝最后断言，“今后在帝国，各大民族之区别只有服饰、文字、礼法、习俗之不同，无政治权利与法律人格之分野，天下各族协和，俱为我帝国臣民！”
“立一后而安百年社稷，朕如何不为？朕意已决，诸卿毋庸再议。”
当立后从传统的高度上升上巩固江山社稷的高度之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对意见已经不可能再公然表示了——否则就是对皇帝安定社稷、巩固大局不满，定一个“心怀怨望”亦无不可。
诸亲贵虽然心中也有不平，但以载沣、载涛、善耆、伟等主要大佬赞同为突破口，剩余的虾米也掀不起风浪来，当然，这当中醇亲王福晋瓜尔佳氏因为颇有先见之明，早与后关系密切，倒是乐见其成。
维新四年，在巩固了朝廷大计与亲贵事务之后，皇帝将改革的主要阵地转向了地方。
咸、同以来，因为仰仗地方镇压太平军之乱，中枢对地方政权之掌控已渐露失控之状，及至庚子国变时江南诸省出台“东南互保”协定之后，朝廷之权威已落到堕无可堕的地步。新政以来，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地陆续辞世，朝廷终于能腾出手来加以整顿。
特别是在各省军权收归国防部、各省议局建立之后，朝廷以地方议会制衡地方政权，以中央统辖破除地方拥兵自重危险之后，中枢与地方关系开始逐步逆转，朝廷开始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
维新四年五月初五，以直隶地方政权改革为标志，揭开了各省的相应政治架构改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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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年二月十八，陈璇顺利诞下一子，帝欣喜若狂，昌，寓“帝国永昌”之意，列为帝位继承权第一顺序人；十天后，容龄亦诞下一女，帝册封曰嘉信公主。至此，原来围绕帝储而产生对立的两派自动消弭，昌虽在襁褓之中，亦为整个帝国所瞩目，而列入第二、第三顺序之人因名分已定，亦各自心安。
三月初一，皇帝发布上谕，立淑皇贵妃陈璇为后，同时晋封宸妃容龄为宸皇贵妃。帝国开国300来，破天荒有非满蒙女子册立为后，引起非议种种。但京师骚乱之后，帝威望如日中天，亲贵望风披靡、无人可当，且陈璇诞子有功，有大功于社稷，汉臣皆力争，以为“此举可昭示帝国消弭民族域，实现满汉一体之真诚，足见皇帝圣明”。
在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帝亲释立后原因。
“诸位爱卿，立后原是朕的家事，但也是国事。国朝300来，不要说无汉女为后，就是汉女为妃的亦不曾见，朕今日所为，开历史于先河，二三重臣持不同意见，亦可理解。”皇帝扫视会场，对群臣缓缓说道，“遍观史书，除满人本族外，国朝历代帝王常有蒙古后妃，为何蒙古女子为后妃者可，独汉家女子为后妃而不可？朕以为，既然消弭民族域，天下各族一体视之，原本就不该存有定见。朕纳汉女为妃，原就有宣示朝廷真诚之意，如现在猝遇事端。又持两端。岂非让万方耻笑？”
反对立后派有一个重要的武器便是淑皇贵妃原曾冒名顶替参加文官考试，“与礼相悖”，但在大殿之上，这样的理由却不能拿出。因为皇帝既然肯纳之为妃，必然已经释怀，何必揭人短处？再者，内阁大臣唐绍仪亦迎娶冒名顶替之妹妹。一旦提出便是恶了唐本人，间接造成满汉大臣对立，更是危险。
所以虽然有不少亲贵仍想反对。但这反对地言语却始终无法说出口。
“另外。遍查帝国人口，汉民占数目九成九至多，朕以汉女为后。足见朕视天下万民为一体，无满汉蒙回藏之先入为主地区分，对帝国社稷、对朝廷大业亦有安稳作用。革命党从前屡屡攻击朝廷标榜‘满汉一体’，实则‘行民族压迫之事实’，现在可大声斥之为污蔑。为何？满汉各民臣民权利各自相等。爵位、官职亦有同样法度调整，满人逐步废除八旗制度。无国家豢养之先天优势，如此再言民族压迫，岂非睁眼瞎话。”皇帝最后断言，“今后在帝国，各大民族之区别只有服饰、文字、礼法、习俗之不同，无政治权利与法律人格之分野，天下各族协和，俱为我帝国臣民！”
“立一后而安百年社稷，朕如何不为？朕意已决，诸卿毋庸再议。”
当立后从传统的高度上升上巩固江山社稷的高度之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对意见已经不可能再公然表示了——否则就是对皇帝安定社稷、巩固大局不满，定一个“心怀怨望”亦无不可。
诸亲贵虽然心中也有不平，但以载沣、载涛、善耆、伟等主要大佬赞同为突破口，剩余的虾米也掀不起风浪来，当然，这当中醇亲王福晋瓜尔佳氏因为颇有先见之明，早与后关系密切，倒是乐见其成。
维新四年，在巩固了朝廷大计与亲贵事务之后，皇帝将改革的主要阵地转向了地方。
咸、同以来，因为仰仗地方镇压太平军之乱，中枢对地方政权之掌控已渐露失控之状，及至庚子国变时江南诸省出台“东南互保”协定之后，朝廷之权威已落到堕无可堕的地步。新政以来，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地陆续辞世，朝廷终于能腾出手来加以整顿。
特别是在各省军权收归国防部、各省议局建立之后，朝廷以地方议会制衡地方政权，以中央统辖破除地方拥兵自重危险之后，中枢与地方关系开始逐步逆转，朝廷开始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
维新四年五月初五，以直隶地方政权改革为标志，揭开了各省的相应政治架构改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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