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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908年12月17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这一天有一张新的报纸宣告诞生——这便是《帝国日报》。
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也有自己传统的新闻刊载——邸报。自近代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日渐侵蚀,租界商埠的纷纷设立,外国报纸逐渐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本土报纸也日渐兴盛,到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报馆开办,有的甚至有10余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付日渐活跃的新闻界,帝国也尝试改变,在本年3月14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宣告出台。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报律》所承载的内容是可笑的,如最为人所诟病的那一条即是“不准刊登‘诋毁宫禁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甚至讽刺其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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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2月17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这一天有一张新的报纸宣告诞生——这便是《帝国日报》。
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也有自己传统的新闻刊载——邸报。自近代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日渐侵蚀,租界商埠的纷纷设立,外国报纸逐渐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本土报纸也日渐兴盛,到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报馆开办,有的甚至有10余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付日渐活跃的新闻界,帝国也尝试改变,在本年3月14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宣告出台。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报律》所承载的内容是可笑的,如最为人所诟病的那一条即是“不准刊登‘诋毁宫禁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甚至讽刺其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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