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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轮廓,至于落实到具体,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细节。
根据努力回忆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相关产业发展,尚文远最终确定,符合以小博大,且能闷声发大财而不会引来其他人窥伺的,就只有从教育行业做起。具体来说,就是想从教辅入手。
其他行业,尚文远也深思过。比如实业,以尚文远自身的年龄和家庭关系情况,有点不现实。没钱你总要有技术,没有技术,你得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得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如果啥都没有,指望空手套白狼,就算有再多想法,也根本实现不了,最多是给别人做做嫁衣。
文化产业算是尚文远比较做熟的行业,因为披着一个文化的外衣,很多时候,在社会上就不会太显眼。文化人都耻于谈钱,社会的普罗大众也觉得文化人大多比较单纯,不会干其他行业的商人那般不择手段。这是几千年来,赋予文化人的一种特质。尽管文化人贪起钱财来会更丧心病狂。
文化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那自然涉及到产、销链。
产就是文化产品的内容定位和输出媒介。比如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音乐,这些介质或平台,内容侧重都不同,其流程和操作的难易程度相差都比较大。这里边,尚文远目前看来,操作最简单的,就是图书了。其他的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轻易是插不进手的。
当然,不是说做图书就简单,相反,一个想法到最终将这个想法实现,形成一本本精美的图书,在书店里销售,中间过程很多。
从选题、组稿、编著、翻译、编辑审读、加工到出版发行,几十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省略不了,甚至有的环节一省就会出大乱子。
尚文远就曾经经历过一次,损失惨重,差点就万劫不复。
尚文远亲自招的一位编辑,入行六、七年,算是入了这行的门槛。行文、水平都还可以,但他有一个让人非常恼火的毛病,就是粗心、毛躁。
出版流程规定,责编将三审三读的稿子整理好,就开始发给设计部门,设计封面和版式,设计方案通过,就开始正式排版。待排完后,打印纸稿,再送回责编审读,责编修改后,再让设计部门修改。如此往复三次,就基本把文章弄得比较干净了。这时候,清样稿就送到校对室校对。校对室三校后,纸稿送设计部做最后一次修改,这就算定稿了。这时,责编就开始做整样单,准备开付印单。然后就是设计部出菲林,送印厂付印。这中间,设计部都是把后一次修改的电子稿覆盖前一次的电子稿,这样就可以免掉最后出菲林的时候,电子稿发错文件,把错误没修订的电子稿发出去了。
尚文远公司的这个编辑,就是在电子稿的最终确认上,犯了毛病。当校对室把二校稿返回到他那的时候,他以为是终校稿,直接通知设计部把二校电子稿发到发片公司去了。
发片公司只管发片,不会管你发的是什么东西,确认发片后,直接刷刷的几个小时就把片给发了。
这时候,这个编辑毛躁的毛病又犯了,原本菲林出来后,是不能直接送印厂的,需要编辑确认菲林无误才能送过去。但这编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没仔细核对菲林,直接就跑了一趟发片公司,确认菲林无破损、污渍、划痕、漏页这种情形,跟尚文远说了声,片子核了没问题,就直接让发片公司把胶片送到印厂了。
菲林晒完版,上了机器,除非开机前叫停,或者出版单位守着印厂印刷,发现问题立马叫停,否则中间是不会停下来的。
好了,尚文远公司的这本书,就这么刷刷的印刷出来,然后装订、封装、入库。
书看着没毛病,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书发行后两个月,读者来信了,直接把信写到了新闻出版局,罗列了图书里面四十处错误。
这还了得!新闻出版局直接把文件发到出版社,把出版社总编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要求收回市场所有图书,消除在社会造成的**影响,销毁、重印。
出版社领导自然是勃然大怒,把尚文远叫到出版社,把新闻出版局的通知扔过来,要求马上整改。
这下损失就大了,本来一本书的成本就不低。作者稿酬、书号费、管理费、编校费、审读费、设计费、菲林费、纸款、印工费、装订费、物流费、人员工资、其他管理费,全部加起来,一本书的成本,本来就占码洋(图书定价总额,即单本图书定价x印刷数量,以后同)的30%。这么一下子,成本翻了两番不说,关键是那个消除社会**影响,这个成本更高,加上出版社和新闻出版局的罚款。结果,书还没卖出多少本,直接损失就超过了尚文远很多本书的利润总和。至于对公司造成形象、信誉上的损失就更大。
所以,别看图书出版说着挺简单,好像作者写出来就可以马上印出来。其实中间三、四十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差错不得。
至于教辅的出版,相比一般图书,就更麻烦些。这个麻烦,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编辑、校对上。
一般图书,按新闻出版规定,版面字数在十万字以下的,差错率不能超过1/10000。差错率超过1/10000不到5/10000,允许改正重印继续发行,超过5/10000,就必须全部收回。超过十万字的,则不能超过0.3/10000,超过就属于不合格,就得收回来了。如果读者反映强烈,还有可能要加重处罚。
但实际情况,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情况下,一本书只要不出现非常明显、非常多的错误,这个错误率即使稍微超过了国家的标准,也没什么,发现后,再版的时候改了就行了。
再加上发展到越后,我国那些资深的、优秀的编辑、校对相继去世,加上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年轻一代的编辑、校对就很难沉下心去读书,去专研枯燥的文字,图书的编校质量自然一代不如一代,翻看我们手里的经典图书会发现,早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等大社的图书质量,不是现在的很多号称经典的图书可比的。
教辅不太一样,因为教辅的读者对象是全国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影响力太大。教辅错误率太高,说轻点是出版人不负责任,说重点,那就是误人子弟。被家长戳脊梁骨还是轻的,影响太恶劣,相关责任人肯定跑不掉。
但尚文远之所以选择做教辅,一是从这个时代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考虑,二就是考虑到,这时候做教辅,完全可以搞空手套白狼。加上尚文远觉得,无论是内容的组合上还是售后渠道的建立方面,都相对容易操作。一个看起来复杂,实际很简单的利益捆绑模式,就能很好的解决。
的创业轮廓,至于落实到具体,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细节。
根据努力回忆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相关产业发展,尚文远最终确定,符合以小博大,且能闷声发大财而不会引来其他人窥伺的,就只有从教育行业做起。具体来说,就是想从教辅入手。
其他行业,尚文远也深思过。比如实业,以尚文远自身的年龄和家庭关系情况,有点不现实。没钱你总要有技术,没有技术,你得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得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如果啥都没有,指望空手套白狼,就算有再多想法,也根本实现不了,最多是给别人做做嫁衣。
文化产业算是尚文远比较做熟的行业,因为披着一个文化的外衣,很多时候,在社会上就不会太显眼。文化人都耻于谈钱,社会的普罗大众也觉得文化人大多比较单纯,不会干其他行业的商人那般不择手段。这是几千年来,赋予文化人的一种特质。尽管文化人贪起钱财来会更丧心病狂。
文化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那自然涉及到产、销链。
产就是文化产品的内容定位和输出媒介。比如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音乐,这些介质或平台,内容侧重都不同,其流程和操作的难易程度相差都比较大。这里边,尚文远目前看来,操作最简单的,就是图书了。其他的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轻易是插不进手的。
当然,不是说做图书就简单,相反,一个想法到最终将这个想法实现,形成一本本精美的图书,在书店里销售,中间过程很多。
从选题、组稿、编著、翻译、编辑审读、加工到出版发行,几十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省略不了,甚至有的环节一省就会出大乱子。
尚文远就曾经经历过一次,损失惨重,差点就万劫不复。
尚文远亲自招的一位编辑,入行六、七年,算是入了这行的门槛。行文、水平都还可以,但他有一个让人非常恼火的毛病,就是粗心、毛躁。
出版流程规定,责编将三审三读的稿子整理好,就开始发给设计部门,设计封面和版式,设计方案通过,就开始正式排版。待排完后,打印纸稿,再送回责编审读,责编修改后,再让设计部门修改。如此往复三次,就基本把文章弄得比较干净了。这时候,清样稿就送到校对室校对。校对室三校后,纸稿送设计部做最后一次修改,这就算定稿了。这时,责编就开始做整样单,准备开付印单。然后就是设计部出菲林,送印厂付印。这中间,设计部都是把后一次修改的电子稿覆盖前一次的电子稿,这样就可以免掉最后出菲林的时候,电子稿发错文件,把错误没修订的电子稿发出去了。
尚文远公司的这个编辑,就是在电子稿的最终确认上,犯了毛病。当校对室把二校稿返回到他那的时候,他以为是终校稿,直接通知设计部把二校电子稿发到发片公司去了。
发片公司只管发片,不会管你发的是什么东西,确认发片后,直接刷刷的几个小时就把片给发了。
这时候,这个编辑毛躁的毛病又犯了,原本菲林出来后,是不能直接送印厂的,需要编辑确认菲林无误才能送过去。但这编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没仔细核对菲林,直接就跑了一趟发片公司,确认菲林无破损、污渍、划痕、漏页这种情形,跟尚文远说了声,片子核了没问题,就直接让发片公司把胶片送到印厂了。
菲林晒完版,上了机器,除非开机前叫停,或者出版单位守着印厂印刷,发现问题立马叫停,否则中间是不会停下来的。
好了,尚文远公司的这本书,就这么刷刷的印刷出来,然后装订、封装、入库。
书看着没毛病,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书发行后两个月,读者来信了,直接把信写到了新闻出版局,罗列了图书里面四十处错误。
这还了得!新闻出版局直接把文件发到出版社,把出版社总编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要求收回市场所有图书,消除在社会造成的**影响,销毁、重印。
出版社领导自然是勃然大怒,把尚文远叫到出版社,把新闻出版局的通知扔过来,要求马上整改。
这下损失就大了,本来一本书的成本就不低。作者稿酬、书号费、管理费、编校费、审读费、设计费、菲林费、纸款、印工费、装订费、物流费、人员工资、其他管理费,全部加起来,一本书的成本,本来就占码洋(图书定价总额,即单本图书定价x印刷数量,以后同)的30%。这么一下子,成本翻了两番不说,关键是那个消除社会**影响,这个成本更高,加上出版社和新闻出版局的罚款。结果,书还没卖出多少本,直接损失就超过了尚文远很多本书的利润总和。至于对公司造成形象、信誉上的损失就更大。
所以,别看图书出版说着挺简单,好像作者写出来就可以马上印出来。其实中间三、四十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差错不得。
至于教辅的出版,相比一般图书,就更麻烦些。这个麻烦,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编辑、校对上。
一般图书,按新闻出版规定,版面字数在十万字以下的,差错率不能超过1/10000。差错率超过1/10000不到5/10000,允许改正重印继续发行,超过5/10000,就必须全部收回。超过十万字的,则不能超过0.3/10000,超过就属于不合格,就得收回来了。如果读者反映强烈,还有可能要加重处罚。
但实际情况,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情况下,一本书只要不出现非常明显、非常多的错误,这个错误率即使稍微超过了国家的标准,也没什么,发现后,再版的时候改了就行了。
再加上发展到越后,我国那些资深的、优秀的编辑、校对相继去世,加上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年轻一代的编辑、校对就很难沉下心去读书,去专研枯燥的文字,图书的编校质量自然一代不如一代,翻看我们手里的经典图书会发现,早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等大社的图书质量,不是现在的很多号称经典的图书可比的。
教辅不太一样,因为教辅的读者对象是全国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影响力太大。教辅错误率太高,说轻点是出版人不负责任,说重点,那就是误人子弟。被家长戳脊梁骨还是轻的,影响太恶劣,相关责任人肯定跑不掉。
但尚文远之所以选择做教辅,一是从这个时代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考虑,二就是考虑到,这时候做教辅,完全可以搞空手套白狼。加上尚文远觉得,无论是内容的组合上还是售后渠道的建立方面,都相对容易操作。一个看起来复杂,实际很简单的利益捆绑模式,就能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