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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河码头商船云集，且不说这其中的许多生意还有不少豪门高官或明或暗地参与其中，运送着许多值钱的物什，就光说这炎夏之夜码头起火，若未来得及遏制而形成大火，四散蔓延开来，只怕汴州城能被烧掉大半——须知此时的大多数建筑，主体材料可是木质。因此，码头的火势势必惊动整个汴州高层。
敬翔可能是第一个被码头火势惊动的汴军上层。他在院中纳凉时，发现天空忽然红了半边，立刻登上小楼去看，果不其然，离他府上不远处的汴州码头已经浓烟滚滚，火势熏天。
之所以敬翔发现得最早，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今天心里惦记着“王照”的事，晚上想来想去觉得这小子对于现在的宣武军而言实在是个烫手山芋，于是便在院中纳凉，火势一起，他立刻可以发现天空亮得不正常。第二是他府上离汴河码头实在太近，估摸只有两里路左右，火势一起，连他这边都隐约觉得热了不少。这两个情况合二为一，所以敬翔最先发现汴河码头起火。
敬翔看见火起，虽然一时吃惊，反应并不曾慢，立刻奔回房中取出两块令符交给自己的亲信，急道：“你二人各自持我令符前去汴州府衙与城南宣武军大营！左车，你让府衙迅速派人指挥救火，至少要控制火势蔓延，等待城外牙兵进城！西淳，你去城南大营，立即调动三千大军入城救火……记住，调动兵力不得超过三千！……不成，还是不成，你先别去，你与我去节帅王府，请了王妃手令之后再去不迟。”
之所以敬翔最后宁可选择耽误一点时候也不肯直接用自己的手令去调兵，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朱温的多疑，恐怕比曹操更甚，若是他敬翔一枚令符便能调动大军入城，朱温一定会有想法，这可不是敬翔所欲看见的。
而就在敬翔带着自己的亲信匆匆赶往宣武军节帅王府时，李曜已经不在汴河码头火势最盛的附近了，他坐在三四里外的一家茶楼内，看着满茶楼坐不住的茶客们争先恐后地冲出去远远围观，不禁在心里暗叹了一句：“都说中国人天生爱围观，果然不是胡说八道。出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围观，并看第一个上去的人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就赞，做得差就骂，但就是谁也不肯自己先上。”
他忽然转头对憨娃儿问道：“他们可曾全然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们只是制造混乱，不是为了烧掉什么物资，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我不希望这次大火让我从逃难者变成刽子手。”
憨娃儿点点头：“郎君既然有命令，量他们不敢不从。这次大火，火势必然控制在三个时辰内可以被扑灭的程度，并且基本不会波及那个……郎君所说的居民区。”
李曜这才松了口气，他毕竟不是真正这个时代的人，即便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能烧掉整个汴州是对朱温极大的打击，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社会观来看，这么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灾难，火烧汴州固然一时爽快，可这汴州城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无辜的吗？让李曜如黄巢一般对屠戮百姓无动于衷，他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汴州如果真的忽然被毁，那么长安的李唐朝廷也势必跟着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因为如今的朝廷极度依赖运河漕运，一旦汴州这个漕运中心被毁，对如今的朝廷来说，收到的打击甚至有可能比朱温还大。
这或许不好理解，需要从晚唐的漕运制度说起。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大运河体系对古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皮日休曾有《汴河怀古》诗，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平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同时，唐廷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甚至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也就是唐朝所称的汴河。唐廷在汴州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廷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廷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原先在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朝廷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
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无风注：嗯，又是这位。)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他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如此一来，就成了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而如今朱温的大本营汴... -->>
汴河码头商船云集，且不说这其中的许多生意还有不少豪门高官或明或暗地参与其中，运送着许多值钱的物什，就光说这炎夏之夜码头起火，若未来得及遏制而形成大火，四散蔓延开来，只怕汴州城能被烧掉大半——须知此时的大多数建筑，主体材料可是木质。因此，码头的火势势必惊动整个汴州高层。
敬翔可能是第一个被码头火势惊动的汴军上层。他在院中纳凉时，发现天空忽然红了半边，立刻登上小楼去看，果不其然，离他府上不远处的汴州码头已经浓烟滚滚，火势熏天。
之所以敬翔发现得最早，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今天心里惦记着“王照”的事，晚上想来想去觉得这小子对于现在的宣武军而言实在是个烫手山芋，于是便在院中纳凉，火势一起，他立刻可以发现天空亮得不正常。第二是他府上离汴河码头实在太近，估摸只有两里路左右，火势一起，连他这边都隐约觉得热了不少。这两个情况合二为一，所以敬翔最先发现汴河码头起火。
敬翔看见火起，虽然一时吃惊，反应并不曾慢，立刻奔回房中取出两块令符交给自己的亲信，急道：“你二人各自持我令符前去汴州府衙与城南宣武军大营！左车，你让府衙迅速派人指挥救火，至少要控制火势蔓延，等待城外牙兵进城！西淳，你去城南大营，立即调动三千大军入城救火……记住，调动兵力不得超过三千！……不成，还是不成，你先别去，你与我去节帅王府，请了王妃手令之后再去不迟。”
之所以敬翔最后宁可选择耽误一点时候也不肯直接用自己的手令去调兵，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朱温的多疑，恐怕比曹操更甚，若是他敬翔一枚令符便能调动大军入城，朱温一定会有想法，这可不是敬翔所欲看见的。
而就在敬翔带着自己的亲信匆匆赶往宣武军节帅王府时，李曜已经不在汴河码头火势最盛的附近了，他坐在三四里外的一家茶楼内，看着满茶楼坐不住的茶客们争先恐后地冲出去远远围观，不禁在心里暗叹了一句：“都说中国人天生爱围观，果然不是胡说八道。出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围观，并看第一个上去的人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就赞，做得差就骂，但就是谁也不肯自己先上。”
他忽然转头对憨娃儿问道：“他们可曾全然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们只是制造混乱，不是为了烧掉什么物资，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我不希望这次大火让我从逃难者变成刽子手。”
憨娃儿点点头：“郎君既然有命令，量他们不敢不从。这次大火，火势必然控制在三个时辰内可以被扑灭的程度，并且基本不会波及那个……郎君所说的居民区。”
李曜这才松了口气，他毕竟不是真正这个时代的人，即便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能烧掉整个汴州是对朱温极大的打击，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社会观来看，这么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灾难，火烧汴州固然一时爽快，可这汴州城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无辜的吗？让李曜如黄巢一般对屠戮百姓无动于衷，他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汴州如果真的忽然被毁，那么长安的李唐朝廷也势必跟着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因为如今的朝廷极度依赖运河漕运，一旦汴州这个漕运中心被毁，对如今的朝廷来说，收到的打击甚至有可能比朱温还大。
这或许不好理解，需要从晚唐的漕运制度说起。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大运河体系对古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皮日休曾有《汴河怀古》诗，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平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同时，唐廷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甚至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也就是唐朝所称的汴河。唐廷在汴州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廷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廷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原先在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朝廷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
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无风注：嗯，又是这位。)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他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如此一来，就成了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而如今朱温的大本营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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