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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小说网 www.77txt.net,刘醒龙自选集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来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来到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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