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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而发迹，在咸丰朝则倚重肃顺而得势，到了同治朝，又很快与恭亲王奕䜣打得火热，从而历时三朝不衰并能呼风唤雨。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与肃顺两人在朝权的更替后都不得善终，就连恭亲王奕䜣也是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是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即使与前任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仍是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国藩与穆彰阿和肃顺这一对“仇敌”的关系都不一般，这就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权术的高明了。
满族贵族中最初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而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着。肃顺一方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朝廷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可肃顺为了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丝毫也不顾这一点，竟然在两三年内，两次力主处死大臣。另一面，肃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肃顺查访到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桓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肃顺与那拉氏、奕䜣争夺最高权力，就是这一图谋的体现。试想有如此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怎能漠不关心？
不过，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皇帝的猜忌和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事。肃顺对湘军集团的笼络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为精心，而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自然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而且很受曾国藩所器重。同时，尹耕耘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龙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是与曾国藩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嵩焘不仅为肃顺所赏识，而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臬臣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是“激赏之”，要与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尽。以至于数十年后，王闿运至北京还专门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以资助。李寿榕虽然后来与肃顺关系破裂，但李寿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却与王闿运、郭嵩焘等人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为自己将来的亲信外，还可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肃府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 -->>
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而发迹，在咸丰朝则倚重肃顺而得势，到了同治朝，又很快与恭亲王奕䜣打得火热，从而历时三朝不衰并能呼风唤雨。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与肃顺两人在朝权的更替后都不得善终，就连恭亲王奕䜣也是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是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即使与前任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仍是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国藩与穆彰阿和肃顺这一对“仇敌”的关系都不一般，这就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权术的高明了。
满族贵族中最初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而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着。肃顺一方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朝廷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可肃顺为了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丝毫也不顾这一点，竟然在两三年内，两次力主处死大臣。另一面，肃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肃顺查访到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桓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肃顺与那拉氏、奕䜣争夺最高权力，就是这一图谋的体现。试想有如此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怎能漠不关心？
不过，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皇帝的猜忌和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事。肃顺对湘军集团的笼络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为精心，而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自然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而且很受曾国藩所器重。同时，尹耕耘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龙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是与曾国藩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嵩焘不仅为肃顺所赏识，而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臬臣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是“激赏之”，要与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尽。以至于数十年后，王闿运至北京还专门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以资助。李寿榕虽然后来与肃顺关系破裂，但李寿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却与王闿运、郭嵩焘等人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为自己将来的亲信外，还可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肃府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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