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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死者的儿子媳妇当场就跪了。
当天，朱骥带着锦衣卫一共跑了四家，北镇抚司的仵作不愧是专业的，当即查出有三起是被人谋害，有的是趁夜蒙着被子捂死，有的是用药毒杀。
汪舜华在朝堂上大发雷霆：“四起案子，就有三起是家人谋杀，其中一起是被儿子谋杀！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外省还不知道怎么着！这就是你们说的世风日下国将不国？我看这样下去，真是国将不国！为了一座贞节牌坊，就敢朝亲娘下手，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今天有这样的事，以前有没有？前些天摆在孔庙外头的，是不是都是自杀的？还是被自杀的？”
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汪太后要借题发挥，下面也就只有忍者。
马上行文各地衙门，对于死亡的妇女，必须一一验明，确系自杀的，由家人料理后事；如果是被杀的，当场拿问——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没钱拿甚至要送命才会消停！
——别以为静悄悄的杀人埋了，朝廷就没办法；现在不仅针对节妇，还针对待嫁女，否则你们还要在我耳边嗡嗡嗡。
果然，各省相继发现有族人杀死守节妇女的问题，另外还有不少为了抢夺寡妇或者未婚女财产而杀人的事情，尤其是无父无母的孤女，被觊觎家财的叔伯兄弟杀害，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汪舜华下旨，证据确凿的，所有参与的一律以杀人论罪，并抄没家产。
妇女守节在当时根深蒂固，自然数量相当不少，一连抓了几百号人到北京，准备秋后问斩，但是各地还是不断地发现有人在杀害寡妇，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有压迫就有反抗，很多妇女知道朝廷严禁殉节，想尽办法跑出来报官；甚至有一起少女被人勒了脖子拉去埋了，那家买通了仵作，当做疾病身亡，哪知道人没死，匆匆忙忙的也没捆住手脚，路上将棺材顶开了，吓煞一票人。
但是这样抓下去，大家都有点发憷。
陆瑜就建议：“请太后取消了禁令，否则还有更多的女人遭殃！”
但是汪舜华的态度很坚决：“捉一个算一个，捉两个算一双！”
一直没说话的于谦这回点头：“凡事最忌半途而废，现在如果从宽发落，两道旨意无疑沦为废纸，朝廷的威信也势必荡然无存。”
既然太后和首辅下定了决心，那么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但杀人不能成为唯一的手段。
就在全国上下闹哄哄的时候，汪舜华亲自审定了成都武侯祠的改建方案。“君臣同祀”自来是千古佳话，可是在明朝出现了一些变化。看到成都昭烈庙门可罗雀，隔壁的武侯祠却香火鼎盛，刚刚就国的蜀王朱椿很是不快，于是废武侯祠，将诸葛亮塑像移到了昭烈庙之北，本意是要祭祀诸葛，必须先祭祀刘备；却没想到“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尽道武侯祠”；不仅如此，当时以北为尊，刘备彻底成了丞相的看门人。
汪舜华倒没有改变的意思，只是下旨在刘备身边恢复刘禅的塑像。
群臣认为此举不妥。
汪舜华叹了口气：“当年我也挺瞧不起‘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如今想想他也不坏，有自知之明，任贤用能，不妄杀不妄动，只是生不逢时，赶上大争之世，季汉又国力孱弱，做了亡国之君；若是生在太平年间，未尝不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后代皇帝若都能有阿斗的心胸气度，就该感谢列祖列宗了。”
群臣低头，汪太后这话意有所指啊。
与此同时，武侯祠还接受了太后的另外一样礼物，就是有名的“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朝臣士绅品味着字里行间的意思，百姓们则纷纷议论：“国朝居然有比刘阿斗都不如的皇帝，还俩。”
汪舜华则转头和于谦等人继续商量：“杀人容易，但问题是还要解决的。”
人口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何况杀了就一了百了，或许可以震慑一时，但过了就忘了；当年空印案、郭桓案何其轰动，结果太祖一去，贪腐之风还不是愈演愈烈。
必须要移风易俗。
何况，还有重要的社会势力需要解决：宗族势力。
宗族势力在后代与宗教宗派一样，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警惕。但在现在，它是朝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当然反过来说，它是朝廷管理地方的绊脚石。
此前朝廷强调，严禁土地投献。然而叔伯兄弟要把土地送给自家人，这叫行贿吗？
在土地清理中，朝臣也注意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族长的话甚至超过朝廷的诏令。他们听话还好，但往往相互串联，抗拒土地清理，甚至动用宗族势力威逼朝廷让步。
不幸的是，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往往是后者。
是可忍孰不可忍？
汪舜华某一刻几乎理解了“破四旧”的历史意义，但是没办法，现在朝廷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
因为对于天下，皇帝也是一家之长。
既然享受了这种制度的便利，也就不可能将它彻底否定。
但有必要进行适度的限制。
但不能和朝臣商量，哪怕于谦，也不能。
汪舜华琢磨着，宗族势力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民流动性不大，习惯蜗居在一片小天地，自然就有了小霸王、土皇帝。
宗族和土司，异曲同工而已。
如果不能用权力强行摧毁，就只有等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人员流动起来，消息便捷起来，才能逐步瓦解宗族势力存在的基础。
此前，朝廷规定，对一切杀害妇女包括女婴的人犯以杀人论处，哪怕一大家子合伙杀害一个女人，也要全体抵命、绝不放过，不管资历、不管身份、不分多少。
刚刚报上来的福建一起案件，年轻丈夫死了，族人污称寡妇与人私通，将她与奸夫沉塘——偏偏有人举报，那个所谓的奸夫，是个流浪街头的哑巴！两人根本不相识。
这事被地方官报到北京。按照这个规定，凡参与案件的16岁以上男丁全部以杀人论罪，那么牵连者将超过千人。
稍早一起发生在江西的案件，也是男人死后，族人现将寡妇杀害，而后纵火，还装作救火。如果真要把所有人员全部以杀人论罪，那么至少一百人难逃死罪。
这样做，那么死亡人数绝不亚于当年太祖的“四大案”。
因此汪舜华让了一步。
主谋是必须杀的，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哪怕是父亲祖父溺杀女婴，也要问罪。
但是如果已经分家，就要减罪:如果在场，就改为流放；如果不在场，也就没什么事。
同时，如果出了杀人犯，本人子孙三代不得出仕；没有分家的族人，哪怕支脉太远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同样祸及三代。但如果以及分家，哪怕是三族以内，不受影响。
用这样的方式，逼着你们分家。
当然，哪怕分了家，宗族势力还是会长期存在，润物无声；但不管怎样，只要分了家，人心就会松散一些，就算再想动用家法私刑，朝廷就可以直接介入了。
十月底，5000多人被押往菜市口行刑，3万余人流放海南、台湾。
另一个数字是6000多名妇女被害，而没有被发现的有多少，天知道。
汪舜华在刑部呈上的处决人犯奏疏上连着画圈，只见到一个红圈圈在眼前晃，都是人命，鲜活的人命。有致仕官员，高龄耆老，也有年轻的士子，然而在世风和人命面前，一律平等。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变得冷血，但现在不是慈悲的时候。
唯以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
唯一可告慰的，是各地官府纷纷奏报：现在各地分家已经成为风俗，包括一些宗族势力极端顽固的地区，在丁壮被关押几个月后，得到分家可以免死的消息后，纷纷申请分家。
当然，这种分家有真的，也有假的，只是毕竟关乎切身利益，因此谁都不想吃亏，说着说着吵起来打起来都有，很多假分家也成了真分家，但总的来说，还算太平，毕竟自家人搞不定闹到官府，就是真没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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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朱骥带着锦衣卫一共跑了四家，北镇抚司的仵作不愧是专业的，当即查出有三起是被人谋害，有的是趁夜蒙着被子捂死，有的是用药毒杀。
汪舜华在朝堂上大发雷霆：“四起案子，就有三起是家人谋杀，其中一起是被儿子谋杀！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外省还不知道怎么着！这就是你们说的世风日下国将不国？我看这样下去，真是国将不国！为了一座贞节牌坊，就敢朝亲娘下手，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今天有这样的事，以前有没有？前些天摆在孔庙外头的，是不是都是自杀的？还是被自杀的？”
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汪太后要借题发挥，下面也就只有忍者。
马上行文各地衙门，对于死亡的妇女，必须一一验明，确系自杀的，由家人料理后事；如果是被杀的，当场拿问——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没钱拿甚至要送命才会消停！
——别以为静悄悄的杀人埋了，朝廷就没办法；现在不仅针对节妇，还针对待嫁女，否则你们还要在我耳边嗡嗡嗡。
果然，各省相继发现有族人杀死守节妇女的问题，另外还有不少为了抢夺寡妇或者未婚女财产而杀人的事情，尤其是无父无母的孤女，被觊觎家财的叔伯兄弟杀害，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汪舜华下旨，证据确凿的，所有参与的一律以杀人论罪，并抄没家产。
妇女守节在当时根深蒂固，自然数量相当不少，一连抓了几百号人到北京，准备秋后问斩，但是各地还是不断地发现有人在杀害寡妇，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有压迫就有反抗，很多妇女知道朝廷严禁殉节，想尽办法跑出来报官；甚至有一起少女被人勒了脖子拉去埋了，那家买通了仵作，当做疾病身亡，哪知道人没死，匆匆忙忙的也没捆住手脚，路上将棺材顶开了，吓煞一票人。
但是这样抓下去，大家都有点发憷。
陆瑜就建议：“请太后取消了禁令，否则还有更多的女人遭殃！”
但是汪舜华的态度很坚决：“捉一个算一个，捉两个算一双！”
一直没说话的于谦这回点头：“凡事最忌半途而废，现在如果从宽发落，两道旨意无疑沦为废纸，朝廷的威信也势必荡然无存。”
既然太后和首辅下定了决心，那么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但杀人不能成为唯一的手段。
就在全国上下闹哄哄的时候，汪舜华亲自审定了成都武侯祠的改建方案。“君臣同祀”自来是千古佳话，可是在明朝出现了一些变化。看到成都昭烈庙门可罗雀，隔壁的武侯祠却香火鼎盛，刚刚就国的蜀王朱椿很是不快，于是废武侯祠，将诸葛亮塑像移到了昭烈庙之北，本意是要祭祀诸葛，必须先祭祀刘备；却没想到“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尽道武侯祠”；不仅如此，当时以北为尊，刘备彻底成了丞相的看门人。
汪舜华倒没有改变的意思，只是下旨在刘备身边恢复刘禅的塑像。
群臣认为此举不妥。
汪舜华叹了口气：“当年我也挺瞧不起‘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如今想想他也不坏，有自知之明，任贤用能，不妄杀不妄动，只是生不逢时，赶上大争之世，季汉又国力孱弱，做了亡国之君；若是生在太平年间，未尝不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后代皇帝若都能有阿斗的心胸气度，就该感谢列祖列宗了。”
群臣低头，汪太后这话意有所指啊。
与此同时，武侯祠还接受了太后的另外一样礼物，就是有名的“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朝臣士绅品味着字里行间的意思，百姓们则纷纷议论：“国朝居然有比刘阿斗都不如的皇帝，还俩。”
汪舜华则转头和于谦等人继续商量：“杀人容易，但问题是还要解决的。”
人口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何况杀了就一了百了，或许可以震慑一时，但过了就忘了；当年空印案、郭桓案何其轰动，结果太祖一去，贪腐之风还不是愈演愈烈。
必须要移风易俗。
何况，还有重要的社会势力需要解决：宗族势力。
宗族势力在后代与宗教宗派一样，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警惕。但在现在，它是朝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当然反过来说，它是朝廷管理地方的绊脚石。
此前朝廷强调，严禁土地投献。然而叔伯兄弟要把土地送给自家人，这叫行贿吗？
在土地清理中，朝臣也注意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族长的话甚至超过朝廷的诏令。他们听话还好，但往往相互串联，抗拒土地清理，甚至动用宗族势力威逼朝廷让步。
不幸的是，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往往是后者。
是可忍孰不可忍？
汪舜华某一刻几乎理解了“破四旧”的历史意义，但是没办法，现在朝廷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
因为对于天下，皇帝也是一家之长。
既然享受了这种制度的便利，也就不可能将它彻底否定。
但有必要进行适度的限制。
但不能和朝臣商量，哪怕于谦，也不能。
汪舜华琢磨着，宗族势力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民流动性不大，习惯蜗居在一片小天地，自然就有了小霸王、土皇帝。
宗族和土司，异曲同工而已。
如果不能用权力强行摧毁，就只有等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人员流动起来，消息便捷起来，才能逐步瓦解宗族势力存在的基础。
此前，朝廷规定，对一切杀害妇女包括女婴的人犯以杀人论处，哪怕一大家子合伙杀害一个女人，也要全体抵命、绝不放过，不管资历、不管身份、不分多少。
刚刚报上来的福建一起案件，年轻丈夫死了，族人污称寡妇与人私通，将她与奸夫沉塘——偏偏有人举报，那个所谓的奸夫，是个流浪街头的哑巴！两人根本不相识。
这事被地方官报到北京。按照这个规定，凡参与案件的16岁以上男丁全部以杀人论罪，那么牵连者将超过千人。
稍早一起发生在江西的案件，也是男人死后，族人现将寡妇杀害，而后纵火，还装作救火。如果真要把所有人员全部以杀人论罪，那么至少一百人难逃死罪。
这样做，那么死亡人数绝不亚于当年太祖的“四大案”。
因此汪舜华让了一步。
主谋是必须杀的，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哪怕是父亲祖父溺杀女婴，也要问罪。
但是如果已经分家，就要减罪:如果在场，就改为流放；如果不在场，也就没什么事。
同时，如果出了杀人犯，本人子孙三代不得出仕；没有分家的族人，哪怕支脉太远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同样祸及三代。但如果以及分家，哪怕是三族以内，不受影响。
用这样的方式，逼着你们分家。
当然，哪怕分了家，宗族势力还是会长期存在，润物无声；但不管怎样，只要分了家，人心就会松散一些，就算再想动用家法私刑，朝廷就可以直接介入了。
十月底，5000多人被押往菜市口行刑，3万余人流放海南、台湾。
另一个数字是6000多名妇女被害，而没有被发现的有多少，天知道。
汪舜华在刑部呈上的处决人犯奏疏上连着画圈，只见到一个红圈圈在眼前晃，都是人命，鲜活的人命。有致仕官员，高龄耆老，也有年轻的士子，然而在世风和人命面前，一律平等。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变得冷血，但现在不是慈悲的时候。
唯以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
唯一可告慰的，是各地官府纷纷奏报：现在各地分家已经成为风俗，包括一些宗族势力极端顽固的地区，在丁壮被关押几个月后，得到分家可以免死的消息后，纷纷申请分家。
当然，这种分家有真的，也有假的，只是毕竟关乎切身利益，因此谁都不想吃亏，说着说着吵起来打起来都有，很多假分家也成了真分家，但总的来说，还算太平，毕竟自家人搞不定闹到官府，就是真没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