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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了不少历史材料，对历史获得了亲切的感性认识。3、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谈已经着手写作了部分章节。前11o年司马谈去世，遗命司马迁完成自己的心愿。前1o4年，司马迁继承父志，开始续写太史公书。前98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因替他说情而遭受宫刑。此后忍辱负重，继续写作。约于前91年完成一百三十卷的史记。4、司马迁之创作史记，开始是因承父命，并且有志于弘扬天汉神威，润色鸿业，鉴往知来。遭宫刑后，心态陡变，个人抑郁不平之气激射于修史行为之中，歌颂之声减弱，而代之以怨愤感慨之情。史记遂成为一部心灵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混合体。
叙事
1、史记创造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网络。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记录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平，最具文学价值。2、史记的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以类相从的原则。在传记的体例上，有单传、合传、类传等类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3、史记叙事不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注意揭示历史生的根源，重视探寻历史的因果规律。他自称史记的创作宗旨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是一般性地描写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思考，透过表象去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性。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合，而始终贯彻着作者的思想和灵魂。4、史记叙事往往详写事情的起因，略写结果；并善于穿插生活琐事以昭示结果之必然性。这是他抉历史规律的一种技巧。5、史记叙事富有传奇色彩，许多传奇故事被采入传记；又有的故事背离常规，出乎意外，这些都造成一种神秘感。而司马迁写人的笔法变幻莫测，别出心裁，亦以其新奇多变而产生传奇的效果。
人物塑造
1、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市井小民，涉及人物四千余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平民如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的入传。这表现了司马迁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独特的历史认识。2、史记刻画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哪怕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各具面貌。写人之时，则善于准确把握对象人物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并注意到影响个性形成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因素。3、司马迁很注意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有血有肉、生动的。有时又采用“互见法”在本传中表现人物的主要特征，而在其他篇章揭示他的其他性格特征。4、司马迁善于把历史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中体现的历史必然性。5、司马迁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气氛。这些苦难的悲剧经历，无疑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地位和影响
1、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鼻祖，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继承了先秦诗骚的抒情传统，又吸收了先秦散文的酣畅风格，融会贯通，自成一家。2、史记所颂扬的进取精神、淑世情怀、人道主义和自强不息的意志，以及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为后世所追慕、景仰。3、史记的文章技巧、风格、语言，无不令后世散文家宗奉。4、史记的许多故事情节广为流传，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它构思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不断为小说家们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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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提出辨正，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o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o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适用于当代的读者。
，搜集了不少历史材料，对历史获得了亲切的感性认识。3、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谈已经着手写作了部分章节。前11o年司马谈去世，遗命司马迁完成自己的心愿。前1o4年，司马迁继承父志，开始续写太史公书。前98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因替他说情而遭受宫刑。此后忍辱负重，继续写作。约于前91年完成一百三十卷的史记。4、司马迁之创作史记，开始是因承父命，并且有志于弘扬天汉神威，润色鸿业，鉴往知来。遭宫刑后，心态陡变，个人抑郁不平之气激射于修史行为之中，歌颂之声减弱，而代之以怨愤感慨之情。史记遂成为一部心灵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混合体。
叙事
1、史记创造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网络。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记录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平，最具文学价值。2、史记的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以类相从的原则。在传记的体例上，有单传、合传、类传等类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3、史记叙事不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注意揭示历史生的根源，重视探寻历史的因果规律。他自称史记的创作宗旨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是一般性地描写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思考，透过表象去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性。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合，而始终贯彻着作者的思想和灵魂。4、史记叙事往往详写事情的起因，略写结果；并善于穿插生活琐事以昭示结果之必然性。这是他抉历史规律的一种技巧。5、史记叙事富有传奇色彩，许多传奇故事被采入传记；又有的故事背离常规，出乎意外，这些都造成一种神秘感。而司马迁写人的笔法变幻莫测，别出心裁，亦以其新奇多变而产生传奇的效果。
人物塑造
1、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市井小民，涉及人物四千余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平民如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的入传。这表现了司马迁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独特的历史认识。2、史记刻画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哪怕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各具面貌。写人之时，则善于准确把握对象人物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并注意到影响个性形成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因素。3、司马迁很注意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有血有肉、生动的。有时又采用“互见法”在本传中表现人物的主要特征，而在其他篇章揭示他的其他性格特征。4、司马迁善于把历史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中体现的历史必然性。5、司马迁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气氛。这些苦难的悲剧经历，无疑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地位和影响
1、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鼻祖，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继承了先秦诗骚的抒情传统，又吸收了先秦散文的酣畅风格，融会贯通，自成一家。2、史记所颂扬的进取精神、淑世情怀、人道主义和自强不息的意志，以及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为后世所追慕、景仰。3、史记的文章技巧、风格、语言，无不令后世散文家宗奉。4、史记的许多故事情节广为流传，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它构思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不断为小说家们效法
[本段]更多相关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提出辨正，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o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o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适用于当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