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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