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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籽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地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籽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 -->>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籽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地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籽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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