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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保持齐步走，但白费力气。
行车途中，先过石子路，后过有弹坑的柏油路，颠簸之下，匆促钉成的箱子上有几块板条松了，我们又是逆风而行，可以闻到马策拉特的死人味。我们抵达萨斯佩公墓时，奥斯卡高兴了。
我们不能把车一直拉到铁栅栏围住的高地，离公墓不远处一辆横卧着的烧毁了的t－34坦克挡住了去路。其余的坦克在向新航道方向驶去时不得不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公墓围墙也被碾倒了。法因戈德先生请老海兰德抬起中间微弯的棺材，让他在后头走，费劲地走过被碾倒的公墓围墙的碎石，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倒下和倾斜的墓碑中间走过最后一段路。老海兰德贪婪地吸着他的香烟，把烟喷向棺材的末端。我托着虎皮鹦鹉笼子。玛丽亚拖着两把铁锹。小库尔特拿着十字镐，前后左右摆弄着，撞在灰色花岗岩石上，弄得自己很危险，直到玛丽亚把镐夺走，同那两个男人一样使劲地去挖坟坑。
真走运，我心想，这里是沙质土，也没冻住，一边到北墙后面去寻找扬-布朗斯基站过的位置。想必是在这一带吧！但已经不能确定了，季节的变换使那时新刷的石灰风化变灰，同萨斯佩所有的围墙没有区别了。我由后栅栏门回来，抬头望了望伤残的松树，为了不去转无关紧要的念头，我想，他们正在埋葬马策拉特吧。我寻找并且部分地找出了这个环境的意义，在相同的沙土地下躺着那一对施卡特牌友，布朗斯基和马策拉特，尽管没有我可怜的妈妈跟他们做伴。
一些葬礼总让人联想起另一些葬礼！
征服沙土，当然需要熟练的掘墓人。玛丽亚停下休息，喘着粗气，靠十字镐支撑着。她又放声哭了，因为她看到小库尔特正在远距离外用石头扔笼里的虎皮鹦鹉。小库尔特扔不中，他扔得太远。玛丽亚使劲哭，真哭，因为她失去了马策拉特，因为按照我的看法，她在马策拉特身上看到了某些他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她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将永远值得她爱的。法因戈德先生讲着安慰话，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挖土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老海兰德仿佛在寻找金子，他均匀地使着铁锹，把铲起的沙土扔到身后，隔相等的间距喷出一口烟来。稍远处，两个年轻俄国人坐在公墓围墙上，迎风闲聊。此外还有飞机和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太阳。
他们想挖一米深。奥斯卡懒散而又无计可施地站在老化的花岗岩之间，伤残的松树之间，马策拉特的寡妻和朝虎皮鹦鹉扔石头的小库尔特之间。
我该不该呢？你现在二十一周岁，奥斯卡。你该不该呢？你现在是个孤儿。你终于该这样了。自从你可怜的妈妈不在的时候起，你就是一个半孤儿。当时你本应该打定主意的。后来，他们让你的假想父亲躺在地球表层下面。你当时成了个假想的全孤儿，站在此地，站在这片叫做萨斯佩的沙土地上，手拿一个氧化的弹壳。天在下雨，一架容克52正在降落。当时，如果不在雨中，便是在运输机降落的轰鸣声中，这个“我该不该”的问题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吗？你却对自己说，这是雨声，这是引擎的噪声；这种单调声你可以在念任何一篇文字时把它加进去。你需要把事情弄得更加清楚，而不是假定如何如何。
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呢？现在他们在替马策拉特——你的第二个假想的父亲挖洞。据你所知，再没有第三个假想的父亲了。然而，你为什么还在耍弄这两只绿玻璃瓶呢：我应该，我不应该？你还要问谁呢？问伤残的松树吗？它们自己都成问题呢。
我找到了一个狭长的铸铁十字架，上面有风化的花饰和表层剥落的字母：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在沙土里——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在飞帘草和喜沙草之间——我应该——找到三或四个——我不应该——碟子大小的、铁锈正在剥落的金属花冠——我应该——从前也许呈现为橡树叶或者月桂——或者我不应该——瞄准——我应该——竖立着的十字架末端——或者我——它的直径——不应该——也许有四厘米——不——我站到离它两米以外——应该——开始扔——不——扔在一边了——我应该再一次——铁十字架大倾斜了——我应该——她叫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该叫她孔克尔还是叫她隆克尔——这是第六次，我允许自己扔七次，六次不中，扔七次——应该，把它挂在上面——应该——给马蒂尔德戴上花冠——应该——月桂献给孔克尔小姐——我应该吗？我问年轻的隆克尔小姐——对，马蒂尔德说；她死得很早，终年二十七岁，生于一八六八年。我二十一周岁，我第七次尝试时扔中了。我把那个“我应该不应该？”简化为一个已经证明、戴上花冠、扔中目标、已经赢获的“我应该！”了。
当奥斯卡舌上有了“我应该！”心中有了“我应该！”并向那几个掩埋死者的人走去时，虎皮鹦鹉嘎嘎叫，小库尔特扔中了它，黄绿色的羽毛纷纷落下。我暗自问道，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促使我的儿子这么久地用小石子去扔一只虎皮鹦鹉，直到最后扔中并给了他一个答复才肯罢休呢？
他们已经把箱子推到了大约二十一分米深的坑边。老海兰德想赶快干，却又不得不等着，因为玛丽亚在做天主教祈祷。法因戈德先生把大礼帽举在胸前，眼睛去远望加利曾。小库尔特现在也走近前来。他可能在扔中目标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但是跟奥斯卡一样坚定地走近坟坑。
一件未能确定的事折磨着我。方才作出决定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确实是我的儿子吗？他是下决心认我为唯一的真正的父亲并爱我吗？他现在——为时太晚了——下决心敲铁皮鼓吗？难道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处死我的假想的父亲奥斯卡，他用一枚党徽杀死了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原因是奥斯卡厌恶父亲们这个词儿？父亲们跟儿子们之间的好感是值得追求的，不过，他会不会在表达这种天真的好感时也把它变成致命的一击呢？
当老海兰德把箱子连同马策拉特、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马策拉特肚子里的俄国机关枪的子弹一起推进而不是慢慢放进坟坑里去的时候，奥斯卡承认他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人根据一切或然性不仅是他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的现实的父亲，因为奥斯卡厌恶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
当我从水泥地上抓起那块水果糖时党徽的别针已经打开了，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把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手里发现这枚徽章，而他就把他的党徽放到了舌头上，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党，被我，被他的儿子，因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了！
老海兰德又开始铲土。小库尔特笨拙但热心地帮他铲。我从来不爱马策拉特。有时我喜欢他。他更多地是以厨师的身份而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关照过我。他是个好厨师。如果我今天有时还惦记马策拉特的话，那么，我痛失的是他烧的柯尼斯贝格肉九子、酸味猪腰、鲤鱼加萝卜和鲜奶油，还有青菜鳗鱼汤、卡塞尔排骨加酸菜以及各种令人难忘的星期日煎肉，这至今犹在我舌上齿间哩！他把感情化作鲜汤，而我们却忘了把一把厨房用的勺放在他的棺材里，也忘了放一副施卡特牌在他的棺材里。他的烹调手艺比玩牌手艺高明。但他玩牌毕竟比扬-布朗斯基强，同我可怜的妈妈几乎不分高下。这是他的能耐，也是他的悲剧。
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虽说他待她不坏，从不揍她，当她忍不住吵起架来时，他也多半让步。他也没有把我交给帝国卫生部，并且在邮局不再送信的时候在那封公函上签了字。我在电灯泡下出生时，他决定要我做买卖。为了不站在柜台后面，奥斯卡有十七年之久站在大约一百只红白漆铁皮鼓后面。现在，马策拉特躺倒了，再也不会站起来了。老海兰德正在铲土掩埋他，一边抽着马策拉特的德比牌香烟。奥斯卡现在要是能接管店铺就好了。但半路杀出个法因戈德先生，同他那许多口人的无形家庭一起接管了商店。剩给我的是玛丽亚、小库尔特以及对这两个人应负的责任。玛丽亚一直还在真心痛哭，做着天主教祷告。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或者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坚定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瞎聊天的年轻俄国人。老海兰德快快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奥斯卡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从脖子上取下铁皮，不再说“我该不该呢？”而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砰砰作响。我把鼓棒也扔过去。鼓棒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会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体形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还在出声。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自己不再出声，只露出一点白漆。末了，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什么两样。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越来越多，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便是证明。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喊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甚至迫使一直坐在围墙上、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的年轻俄国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吓人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生效。鼻血见少。老海兰德又去铲土，坟边沙土已经不多，这时鼻血也完全止住了。但我仍旧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嚓嚓声、沙沙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修好了坟墓，从别人的坟上拔出一个长苔藓的、无铭文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大约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抱起不能走路的奥斯卡，背着他，领着其余的人以及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走过被碾倒的围墙，沿着坦克车辙，来到电车轨道上横卧着一辆坦克的地方，找到了那辆手推车。我回头朝萨斯佩公墓望去。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两手空空，两个俄国人头戴太小的船形帽，肩背太大的机关枪，海滩松树伛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高空中，飞机从赫拉飞来，朝赫拉飞去。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t－34弄黑他的手套。太阳连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附近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直了身子。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谁还见到过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唯独好格尔-莱奥安然无恙。”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怜悯我们，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任其随风飘动。他照例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随后问：“你们看到主了吗？你们看到主了吗？”谁也没有看到。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舒格尔-莱奥向奥斯卡走来，老海兰德已让他躺在了平板车上。莱奥的脸像是碎裂了。风吹鼓了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喊道，摇晃笼里的虎皮鹦鹉。“快来看天主呀，他在长个儿，看哪，他在长个儿！”
结果他连同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飞翔，舞蹈，踉跄，跌倒，同吱吱叫的鸟一起逃跑，自己也变成了鸟，展翅，横越田野，朝里泽尔菲尔德方向飞去。我们听到他的喊声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不得不再装上子弹时，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当奥斯卡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这只鸟、这声音、这乌鸦——莱奥宣告：“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
劲保持齐步走，但白费力气。
行车途中，先过石子路，后过有弹坑的柏油路，颠簸之下，匆促钉成的箱子上有几块板条松了，我们又是逆风而行，可以闻到马策拉特的死人味。我们抵达萨斯佩公墓时，奥斯卡高兴了。
我们不能把车一直拉到铁栅栏围住的高地，离公墓不远处一辆横卧着的烧毁了的t－34坦克挡住了去路。其余的坦克在向新航道方向驶去时不得不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公墓围墙也被碾倒了。法因戈德先生请老海兰德抬起中间微弯的棺材，让他在后头走，费劲地走过被碾倒的公墓围墙的碎石，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倒下和倾斜的墓碑中间走过最后一段路。老海兰德贪婪地吸着他的香烟，把烟喷向棺材的末端。我托着虎皮鹦鹉笼子。玛丽亚拖着两把铁锹。小库尔特拿着十字镐，前后左右摆弄着，撞在灰色花岗岩石上，弄得自己很危险，直到玛丽亚把镐夺走，同那两个男人一样使劲地去挖坟坑。
真走运，我心想，这里是沙质土，也没冻住，一边到北墙后面去寻找扬-布朗斯基站过的位置。想必是在这一带吧！但已经不能确定了，季节的变换使那时新刷的石灰风化变灰，同萨斯佩所有的围墙没有区别了。我由后栅栏门回来，抬头望了望伤残的松树，为了不去转无关紧要的念头，我想，他们正在埋葬马策拉特吧。我寻找并且部分地找出了这个环境的意义，在相同的沙土地下躺着那一对施卡特牌友，布朗斯基和马策拉特，尽管没有我可怜的妈妈跟他们做伴。
一些葬礼总让人联想起另一些葬礼！
征服沙土，当然需要熟练的掘墓人。玛丽亚停下休息，喘着粗气，靠十字镐支撑着。她又放声哭了，因为她看到小库尔特正在远距离外用石头扔笼里的虎皮鹦鹉。小库尔特扔不中，他扔得太远。玛丽亚使劲哭，真哭，因为她失去了马策拉特，因为按照我的看法，她在马策拉特身上看到了某些他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她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将永远值得她爱的。法因戈德先生讲着安慰话，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挖土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老海兰德仿佛在寻找金子，他均匀地使着铁锹，把铲起的沙土扔到身后，隔相等的间距喷出一口烟来。稍远处，两个年轻俄国人坐在公墓围墙上，迎风闲聊。此外还有飞机和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太阳。
他们想挖一米深。奥斯卡懒散而又无计可施地站在老化的花岗岩之间，伤残的松树之间，马策拉特的寡妻和朝虎皮鹦鹉扔石头的小库尔特之间。
我该不该呢？你现在二十一周岁，奥斯卡。你该不该呢？你现在是个孤儿。你终于该这样了。自从你可怜的妈妈不在的时候起，你就是一个半孤儿。当时你本应该打定主意的。后来，他们让你的假想父亲躺在地球表层下面。你当时成了个假想的全孤儿，站在此地，站在这片叫做萨斯佩的沙土地上，手拿一个氧化的弹壳。天在下雨，一架容克52正在降落。当时，如果不在雨中，便是在运输机降落的轰鸣声中，这个“我该不该”的问题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吗？你却对自己说，这是雨声，这是引擎的噪声；这种单调声你可以在念任何一篇文字时把它加进去。你需要把事情弄得更加清楚，而不是假定如何如何。
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呢？现在他们在替马策拉特——你的第二个假想的父亲挖洞。据你所知，再没有第三个假想的父亲了。然而，你为什么还在耍弄这两只绿玻璃瓶呢：我应该，我不应该？你还要问谁呢？问伤残的松树吗？它们自己都成问题呢。
我找到了一个狭长的铸铁十字架，上面有风化的花饰和表层剥落的字母：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在沙土里——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在飞帘草和喜沙草之间——我应该——找到三或四个——我不应该——碟子大小的、铁锈正在剥落的金属花冠——我应该——从前也许呈现为橡树叶或者月桂——或者我不应该——瞄准——我应该——竖立着的十字架末端——或者我——它的直径——不应该——也许有四厘米——不——我站到离它两米以外——应该——开始扔——不——扔在一边了——我应该再一次——铁十字架大倾斜了——我应该——她叫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该叫她孔克尔还是叫她隆克尔——这是第六次，我允许自己扔七次，六次不中，扔七次——应该，把它挂在上面——应该——给马蒂尔德戴上花冠——应该——月桂献给孔克尔小姐——我应该吗？我问年轻的隆克尔小姐——对，马蒂尔德说；她死得很早，终年二十七岁，生于一八六八年。我二十一周岁，我第七次尝试时扔中了。我把那个“我应该不应该？”简化为一个已经证明、戴上花冠、扔中目标、已经赢获的“我应该！”了。
当奥斯卡舌上有了“我应该！”心中有了“我应该！”并向那几个掩埋死者的人走去时，虎皮鹦鹉嘎嘎叫，小库尔特扔中了它，黄绿色的羽毛纷纷落下。我暗自问道，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促使我的儿子这么久地用小石子去扔一只虎皮鹦鹉，直到最后扔中并给了他一个答复才肯罢休呢？
他们已经把箱子推到了大约二十一分米深的坑边。老海兰德想赶快干，却又不得不等着，因为玛丽亚在做天主教祈祷。法因戈德先生把大礼帽举在胸前，眼睛去远望加利曾。小库尔特现在也走近前来。他可能在扔中目标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但是跟奥斯卡一样坚定地走近坟坑。
一件未能确定的事折磨着我。方才作出决定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确实是我的儿子吗？他是下决心认我为唯一的真正的父亲并爱我吗？他现在——为时太晚了——下决心敲铁皮鼓吗？难道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处死我的假想的父亲奥斯卡，他用一枚党徽杀死了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原因是奥斯卡厌恶父亲们这个词儿？父亲们跟儿子们之间的好感是值得追求的，不过，他会不会在表达这种天真的好感时也把它变成致命的一击呢？
当老海兰德把箱子连同马策拉特、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马策拉特肚子里的俄国机关枪的子弹一起推进而不是慢慢放进坟坑里去的时候，奥斯卡承认他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人根据一切或然性不仅是他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的现实的父亲，因为奥斯卡厌恶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
当我从水泥地上抓起那块水果糖时党徽的别针已经打开了，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把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手里发现这枚徽章，而他就把他的党徽放到了舌头上，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党，被我，被他的儿子，因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了！
老海兰德又开始铲土。小库尔特笨拙但热心地帮他铲。我从来不爱马策拉特。有时我喜欢他。他更多地是以厨师的身份而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关照过我。他是个好厨师。如果我今天有时还惦记马策拉特的话，那么，我痛失的是他烧的柯尼斯贝格肉九子、酸味猪腰、鲤鱼加萝卜和鲜奶油，还有青菜鳗鱼汤、卡塞尔排骨加酸菜以及各种令人难忘的星期日煎肉，这至今犹在我舌上齿间哩！他把感情化作鲜汤，而我们却忘了把一把厨房用的勺放在他的棺材里，也忘了放一副施卡特牌在他的棺材里。他的烹调手艺比玩牌手艺高明。但他玩牌毕竟比扬-布朗斯基强，同我可怜的妈妈几乎不分高下。这是他的能耐，也是他的悲剧。
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虽说他待她不坏，从不揍她，当她忍不住吵起架来时，他也多半让步。他也没有把我交给帝国卫生部，并且在邮局不再送信的时候在那封公函上签了字。我在电灯泡下出生时，他决定要我做买卖。为了不站在柜台后面，奥斯卡有十七年之久站在大约一百只红白漆铁皮鼓后面。现在，马策拉特躺倒了，再也不会站起来了。老海兰德正在铲土掩埋他，一边抽着马策拉特的德比牌香烟。奥斯卡现在要是能接管店铺就好了。但半路杀出个法因戈德先生，同他那许多口人的无形家庭一起接管了商店。剩给我的是玛丽亚、小库尔特以及对这两个人应负的责任。玛丽亚一直还在真心痛哭，做着天主教祷告。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或者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坚定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瞎聊天的年轻俄国人。老海兰德快快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奥斯卡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从脖子上取下铁皮，不再说“我该不该呢？”而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砰砰作响。我把鼓棒也扔过去。鼓棒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会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体形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还在出声。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自己不再出声，只露出一点白漆。末了，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什么两样。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越来越多，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便是证明。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喊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甚至迫使一直坐在围墙上、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的年轻俄国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吓人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生效。鼻血见少。老海兰德又去铲土，坟边沙土已经不多，这时鼻血也完全止住了。但我仍旧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嚓嚓声、沙沙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修好了坟墓，从别人的坟上拔出一个长苔藓的、无铭文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大约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抱起不能走路的奥斯卡，背着他，领着其余的人以及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走过被碾倒的围墙，沿着坦克车辙，来到电车轨道上横卧着一辆坦克的地方，找到了那辆手推车。我回头朝萨斯佩公墓望去。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两手空空，两个俄国人头戴太小的船形帽，肩背太大的机关枪，海滩松树伛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高空中，飞机从赫拉飞来，朝赫拉飞去。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t－34弄黑他的手套。太阳连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附近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直了身子。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谁还见到过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唯独好格尔-莱奥安然无恙。”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怜悯我们，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任其随风飘动。他照例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随后问：“你们看到主了吗？你们看到主了吗？”谁也没有看到。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舒格尔-莱奥向奥斯卡走来，老海兰德已让他躺在了平板车上。莱奥的脸像是碎裂了。风吹鼓了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喊道，摇晃笼里的虎皮鹦鹉。“快来看天主呀，他在长个儿，看哪，他在长个儿！”
结果他连同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飞翔，舞蹈，踉跄，跌倒，同吱吱叫的鸟一起逃跑，自己也变成了鸟，展翅，横越田野，朝里泽尔菲尔德方向飞去。我们听到他的喊声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不得不再装上子弹时，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当奥斯卡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这只鸟、这声音、这乌鸦——莱奥宣告：“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