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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洞里干，能挣上10或15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40卢布，占我月收入85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45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一样，我梦想着发生奇迹，她重新好起来，斯拉维克也回来了。我们俩都工作，给她买一件温暖、鲜亮的毛皮大衣和温暖的冬靴。她冬天从未出过门，因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动。我用这种梦想来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买毛皮大衣了，而且我从未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只是有时在心中叫——我太腼腆。她留下了一个装钱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给佳丽娜”这些钱都是从她的养老金里攒下来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28卢布80戈比，我得用这些钱作安葬费，这也挺贵的。我只保留了一张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花。不，这不是从那28卢布中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回事。进劳改营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时，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它，准是夏天时妈妈放进去的。
斯拉维克回来时，我把它交给了他。
佳丽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大家，同时大家都尽力安慰佳丽娜，因为讲完故事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18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尽管他们比较虚弱。那些几乎走不动的人就用他们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换面包、土豆，或为孩子换牛奶。我们那儿的妇女都可怜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孩子们。
要是有人有奶牛，他们就会让这些逃难的孩子同他们自己的孩子坐在同一张饭桌旁，拿土豆、牛奶给他们吃。但也有人趁火打劫，聚敛不义之财。即使是城里人最后仅有的几件旧衣服，他们都尽可能在讨价还价中占大便宜。
若论贪婪，尼尔卡堪称冠军。她不是坐等城里人来跟她交换，哎呀，不。她要拿上篮子，里边装上鸡蛋、猪油和一瓶牛奶，走门串户去跟人交换。
“你们家住着狐狸吗？”她总这样问。“狐狸”是她用来称呼逃难的城里人的，因为她说他们是在列宁格勒自己的洞穴中被烟熏出来的，而且她也想让人知道她不在乎人们批评她贪婪。她总是到投宿者住的地方问他们：“想换东西吗？那好，让我看你都有什么。”
人家主动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
“给我看看你所有的东西。我要挑一挑。”她看看，摸摸，然后再给价。她总是讨价还价，而那些人累困交加，不愿争吵，只要有这些食物，要什么都给她。
尼尔卡就这样不断进行掠夺，直到她家整个屋子都塞满了东西：时髦的高跟鞋、阿斯特拉罕外套、毡靴、毛衣领。她甚至还弄了一大堆帽子。我们庄的女人经常嘲弄她：“你用这些城市帽做什么呀，尼尔卡？你是不是打算为你的菜地做稻草人？”
尼尔卡通常回答说：“我打算在这些贱人身上发财致富，谁让他们不保卫他们的城市而逃跑呢？另外我也想过过列宁格勒的生活。所以这些帽子会派上用场的。”
这就是她的打算。
除了旧衣物，尼尔卡也用食品换现钱。就这样贪婪地盘剥那些可怜的城里人，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而她却大言不惭地说：“我赚的钱足够贴满四壁，就像城里的房子一样。
我的钱足够花到我入土，剩下的也够我儿子用一辈子的。”
尼尔卡自家也住有投宿的人，一位年轻女人，带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她无依无靠，所以让尼尔卡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说这个投宿的人是爱讲卫生的年轻姑娘，她清除了尼尔卡房间中的所有蟑螂、臭虫，唯独苍蝇幸存下来。于是有人送给尼尔卡一些浸过苍蝇药的纸条子。她把这些纸条放进盛水的盘子里，上面再放一点糖，苍蝇落上就死。但那个列宁格勒姑娘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感染中毒。一天，小女孩偶尔看到盘子里有糖，她把糖吃了，还把盘子舔了个干净。
不一会儿小孩就开始肚子疼。母亲匆忙找到尼尔卡说：“给我孩子点牛奶。她中毒了。”
但尼尔卡说：“先给钱。”
她立刻找出自己的箱子，把剩下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
但尼尔卡早就知道她还有哪些破烂货，于是不屑一顾地说：“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用所有这些东西换一缸子牛奶吧，不然你女儿就会死。”
她把一切都给了她，直到最后一只袜子。然后她给孩子喂了牛奶和水，这才算救了孩子的命。
那件事发生以后，庄里的女人说尼尔卡：“你做事这么绝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惩罚你，老天爷也惩罚你。”
事情果真如此。
命运考验了尼尔卡好长时间。首先是通过她儿子。为了使儿子免于上前线，她花了许多钱行贿，说他儿子有玻但最后人家要的钱太多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儿子值不了这么钱，所以就让他去了。这已是战争的最后的一年了。
“或许他会安然无恙。”她说：“而且他应该走趟德国，没准儿还能带回战利品来。”
他儿子根本就没到前线，火车在半路就被炸了。她伤心了一段时间，但这丝毫没能使她对别人仁慈些，她照样试图掠夺所见到的一切。她丈夫也没能从前线回来，对此，她处之泰然：“有这么多家产，不愁找不着男人，我还会有儿子的。”
后来币制改革打破了她的美梦。战后进行币制改革，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全换了。尼尔卡大把的票子没来得及兑换，因为她没有把钱存在银行，而是藏在了无人能找到的地窖里。她的钱突然成了一堆废纸，这对她来说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走出家门，把皮毛大衣、套装挂到自家的苹果树上，把所有的鞋一字排开放在大门口，把内衣、丝袜搭在院墙上，然后进了屋。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尼尔卡回心转意了？”
他们决定进屋去看看她怎么了。进得屋来，人们看到她正往墙上贴钱，一边贴还一边唱。这女人真的疯了。
尼尔卡看上去并不吓人，而且人们还是同情她，就像同情倒在墙脚下的醉汉、乡里的白痴一样。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怎么疯的。冬天、夏天她都还可以，可一到秋风扫落叶时她疯病就会发作。她在庄子里和树林里转悠，收集树叶，然后用绳子或什么东西捆成捆，把它们藏在秘密的地方。藏好后她还要四下看看，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现在我又有许多美妙的钱了。我美妙的钱又都回来了。”
庄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财迷尼尔卡的绰号便由此而来。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她们多数是列宁格勒人，而每个列宁格勒家庭在被围困时都死过人。所以她们感到伤心。
下边该尼尔娅讲故事了；她表示歉意地说，她的故事也并不愉快，但她还是讲了起来。
故事之八
由音乐教师尼尔娅讲述，说的是，热心搜集领袖像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别人受害。
我曾在幼儿学校教过一段音乐课。我教的那个班，都是些四五岁的孩子。这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经常被告知列宁、党以及其他一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这个班主任特别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我教孩子们唱儿歌时她常常打断我。她告诉孩子们说：“列宁老爷爷小时候也喜欢唱歌。好，孩子们，谁能告诉我列宁爷爷小时候爱唱什么歌？”
总有某个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被压迫者之歌。”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让她别打断我的课，但都无济于事。
“我要给孩子们讲列宁。这是他们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音乐中也一样。”
唉，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说什么？她曾让孩子们搞了一个荒唐的竞赛：回家翻旧报纸、杂志、找列宁像，然后带回学校，看谁找得最多。孩子们很卖力，带回了不少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列宁像。他们把这些小画像都装在特制的剪贴簿里。班主任积累了一大堆这样的剪贴簿，最后都没地方放了。每次检查团来校，她都要当着他们的面夸耀她的这些宝贝。她为此得了不少荣誉证书和奖状。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个孩子，一个商店经理的儿子，来学校时带来一大捆列宁像，都是从百元卢布上剪下来的。那个愚蠢的女人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以备日后丰富她的剪贴簿。下午放学时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接走了，从此再也没回学校。
第二天，民警来到了学校，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画像。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许多钱，他把这些大面额的钞票藏在了家里的好几个地方。那孩子发现了一个藏钱的地方。早上父亲上班去了，母亲正为他做早饭，他趁机溜进父亲的房间，把钱拿出来，剪下了许多列宁像，直到母亲招呼他吃早饭时才住手。父亲下班回来。
见许多钱都剪成了碎片，老半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恰在这时妻子接孩子回来了。那孩子一见他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表功：“爸爸，我剪下列宁老爷爷的像带到了学校。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对我很满意。”
母亲吓坏了，父亲大发脾气，拉过孩子狠狠揍了一顿，直到妻子怕出事把孩子拉开为止。可怜的孩子送进了医院，他吓坏了，手也给打肿了。医院给警察局打电话，很快来了个侦查员，孩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父亲因贪污罪被抓去了监牢。而我们的模范教师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照样在那所幼儿学校工作，只不过现在她已是这所学校的领导了。
“不，姑娘们。”爱丽什卡央求道“我们别再讲这些可怕的故事了。”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佳丽娜反驳说。
但爱玛看看爱丽什卡，说：“好了，节省点你的眼泪吧。
我来给你讲个滑稽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是列宁格勒以非官方文化而著名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故事之九
由导演爱玛讲述，有关神奇的10卢布钞票的故事。
在全国大小剧院巡回演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回到列宁格勒。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所以我开始找零活干，在电台或电视台做临时工，为新年儿童晚会准备剧目白雪公主。我的离婚总算办成了。我丈夫很慷慨，给了我一间20平方米房子。离婚前他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次他用它换了一个两居室的给自己，还有个一居室的归了我。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有地方住了。但生活不容易，我这就讲给你们听。
一天，我正坐在家里为某个乡村剧团写稿子——目的还是赚点钱——考斯特亚-库兹米斯基打来了电话：“听着，爱玛。十万火急，我需要20卢布。我把我母亲的订婚戒指当了，明天到期。这次我要赎不回来就完了。我需要30卢布，已有10卢布，你能借给我20卢布吗？一星期后就还你。”
“不，考斯坦卡，我不能，我还欠邻居的电话费、电灯费，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连厨房都不敢去，太对不起了。”
考斯特亚挂了电话，我回屋继续写稿子。两个小时后，他突然亲自来了。诗人库兹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发椅里，穿着睡衣写诗。他很吸引人，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去找他，他的沙发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亚来了，递给我一张10卢布的票子：“我没借到另外的20卢布。那个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还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邻居会杀了你，这对俄国戏剧界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有新思想。”
我高兴极了，伸手把钱抓了过来。此时我们正站在走廊里。我顺手从电话桌上操起一支铅笔，我开始在钞票的一角上写下我该付多少电话费，多少电灯费，以及计算是否还会剩下付房租的钱。考斯特亚抱怨我，说我对他的钱不尊重，然后就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家躺他的沙发椅去了。
算出来了，但还是不够还清欠款。我正要去给邻居送钱，门铃响了。原来是莫斯科青年诗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爱玛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钱丢了。你有10卢布吗？”
“算你走运——我有。给你。”我把10卢布交给他，他高兴地走了。
一小时后艺术家尤拉-凯勒特斯基打来了电话。“爱玛。
你不是给了巴克希特10卢布吗？他又还给你了，因为我们一起去给他买了票，已经送他走了。我今天没时间去你那儿，所以我把钱给了史拉里，让他顺路给你带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没来。第二天他来电话说：“爱玛。昨天我去你那儿，半路在塞岗碰到了沙什卡-伊萨霍夫。他三天没吃饭了，我把钱给了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你既然已给了他，那就这样吧。”
塞岗是个咖啡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萨霍夫是白俄罗斯艺术家，住在列宁格勒。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聪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无分文。所以我的10卢布就这么搭了进去。
大约过了六个月，我们的考斯特亚准备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诗人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准备钱，寄希望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临行前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机票钱。
消息传开，我们这伙人开始给他凑钱，钱送来时都扔到不知谁放到桌子中间的一只缸子里。行期到了，该去买票了，考斯特亚对我说：“爱玛。我还有一页就完，你帮我摇摇缸子，看看钱是否够买机票的？”
我把钱都倒出来开始数。突然我看见有一张10卢布的钞票上写有熟悉的笔迹。
“天哪，考斯特亚。还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10卢布吗？”
“我不记得给你什么钱，怎么了？”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账写在这张钞票上。你还抱怨我没找别的纸记呢。”
“没错，记得是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瞧，它在这儿，这就是那10卢布。”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这神奇的10卢布是怎样转了一大圈又回来的。
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惊讶。皮特亚-什希金说：“用这么神奇的10卢布给考斯亚买飞机票太亏了，咱们用它买点酒，庆祝一下，大家热闹热闹。”
我们把钱给了皮特亚，打发他去买些香槟。过了一会儿，这位诗人神情沮丧地回来了，没有香槟，也没有那10卢布：“我在商店碰到了艺术家娜达莎-拉扎罗娃，她正要去锅炉房值班，她连买一包奶酪的钱都没有，所以我就把那10卢布给她了。”
我很希望能问问娜达莎-拉扎罗娃，看她是否花掉了那10卢布。但我了解她的性格，还是不问为好——可能她又把钱给了别人。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到我手的钱我总是注意上面有没有写字：“电话——2.40，房租——2.50。”你们要注意，没准你们会碰到它。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说的是一只叫卢布里克的小猫和一个丢了一卢布的男孩。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爸、妈和姐姐都工作。家里分给我的任务是做作业，采购物品，另外还得去洗衣店、修鞋铺或干其他一些零碎活儿。我简直是一个家庭小主妇。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但需要精打细算。我妈妈每天给我留一点钱作为家务开销，晚上我得报账并把剩下的钱交给她。
一天，我出去买面包。面包店就在我们家附近，快到店门口时，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哭。
“你为什么哭呀？”我问他。
“我丢了钱”
“那哭什么，回家去，告诉你妈妈是怎么回事，下次注意别再丢就是了。”
我可怜这男孩，但也颇为得意，我买这么多年东西从未丢过钱。可男孩子却那么马虎。
我把面包带回家，然后又出去修鞋。路过面包店时见那孩子还在那儿。已经是十月了，外边挺冷的。他用手抹着眼泪和鼻涕，看来冻得够呛。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快回家吧。不然会冻坏你的。”
“我回家了，我妈妈让我再回来，找不到钱不许回去。”
“你丢了多少钱？”
“一卢布”
“一卢布？。真是个小傻瓜。”
说完我就去修鞋店了。我在那儿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回来的路上见那小家伙还站在那儿。他已经不哭了，只是冻得发抖，一双冻僵了的小手缩在袖子里。
“天哪，回家吧，看你还在这儿我都受不了了。你妈妈不会杀了你。”
“我知道她不会。因为我丢了一卢布，她也在哭，我怎么能回家呢？”
我回了家，但怎么也放心不下那个孩子。如果我有自己的一卢布我会送给他的。但我只有为家里买东西的钱，剩下的三卢布去洗衣店还要用，我没办法帮助这个小男孩。
我把脏衣服捆成一捆就拿着出去了。他还在那儿。
在洗衣店，我坐着排队，一边想着学校的事情，把那孩子差不多给忘了。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吵架。一位排队的妇女火了：“我在这儿等一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这么慢？”
服务员一边把一捆要洗的衣服使劲扔到墙角，一边高声回敬道：“那你来干这拿30卢布的工作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本来一个班应该有两个服务员，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手不够，我有什么办法？”
她继续拿着棍子在脏衣堆里挑来挑去。我想：要是那孩子的母亲也挣这么点工资怎么办？那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那孩子丢的一卢布是他们最后的一卢布呢？我开始真的同情这孩子了。
轮到我了，我交了衣服并付了钱，还剩下一卢布半。我做出了决定：如果他还站在那儿没回家，我就给他这一卢布，然后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妈妈没准儿会同意把剩下的钱给我以奖赏，我从未丢过钱。
是的，他还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天黑了，我几乎看不清他了。我走过去，严肃地把钱递给他：“这一卢布给你，别哭了，快回家去吧。你妈妈会不放心的。”
没想到他又哭了，他不要我给的钱。
“怎么了？”
“妈妈不让我向生人要钱，因为是我丢的，我必须自己找到它。”
“噢，这不是你要的，是我给你的。”
“我不能要，那不是我的钱。”
“那你就告诉你妈，是你在地上找到的。”
“我也不能说谎。”
他哭的声音更大了。怎么办？我挨着他站着，自己也哭了。
“你是一个大姑娘，为什么也哭呀？”
“因为我为你伤心。”
我俩站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着。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知道你能做什么。我带着一大捆衣服站在这儿挨冻，这都是因为你。我的手已冻僵了，看，我没戴手套。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不用你干别的。”
“好吧，我帮助你。”
我俩一人拽一头把那捆衣服带到了家。我掏出那一卢布钱，用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这一卢布是你的工作报酬。这是你挣的钱，你妈不会生气的。是，她不会的，我知道。”
他高兴极了。一溜烟似地跑下楼梯，连声谢谢都没顾上说。
那天晚上我妈下班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自作主张而惩罚我。但她平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说：“你做的对。让他用诚实的劳动挣钱，你这想法很聪明。
他显然是个好孩子。”
大约九点钟，我们都平静地呆在家里。突然门铃响了，姐姐去开门，回来后说：“爱丽娜。有位年轻的绅士带着一只猫要见你。”
我出来一看，门外站着个男孩，用帽子托着一只橙色的小猫。
“妈妈让我来谢谢你给我的劳动报酬。她不生气，也不哭了。她还说我做的工作不值一卢布，因此这一卢布实际上是你给我的礼物。所以，谢谢你。”
“你拿的是什么？”
“是我给你的礼物。一只猫在我们的地下室里生了小猫，我拿了一只，还剩下两只。你不介意它是橙色的吧？”
“太棒了。橙色的可爱。太感谢你了。”
他把小猫交给我，然后回家去了。
小猫给我添了点麻烦，但后来全家人都喜欢上了它。我们给它起名叫卢布里克，以纪念那个小男孩及其不幸的遭遇。
“那你从没问问他妈妈在哪儿工作吗？”瓦伦蒂娜不解地问。
“呀，对，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几乎猜对了。他没有父亲，母亲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他们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也就是说，那时她只能像洗衣店的服务员一样，一个月收入30卢布。”
“现在好了，工资比那时长了至少一倍，”娜塔莎肯定地说“现在已达到了70卢布。”
“没错，工资是长了，”爱玛回答说“但物价跟工资长得差不多快，现在的70卢布也就值那时的30卢布。”
“是这样，”吉娜叹息道“如果没有固定的职业，很难靠工资生活。”
大家都理解，她是在为她的前途忧虑，想着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大家开始给她出主意，到哪儿去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使生活有保障。尼尔娅说她可以去托儿所找份工作，那样她还可以带儿子。
第七天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整理
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洞里干，能挣上10或15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40卢布，占我月收入85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45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一样，我梦想着发生奇迹，她重新好起来，斯拉维克也回来了。我们俩都工作，给她买一件温暖、鲜亮的毛皮大衣和温暖的冬靴。她冬天从未出过门，因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动。我用这种梦想来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买毛皮大衣了，而且我从未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只是有时在心中叫——我太腼腆。她留下了一个装钱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给佳丽娜”这些钱都是从她的养老金里攒下来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28卢布80戈比，我得用这些钱作安葬费，这也挺贵的。我只保留了一张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花。不，这不是从那28卢布中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回事。进劳改营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时，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它，准是夏天时妈妈放进去的。
斯拉维克回来时，我把它交给了他。
佳丽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大家，同时大家都尽力安慰佳丽娜，因为讲完故事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18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尽管他们比较虚弱。那些几乎走不动的人就用他们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换面包、土豆，或为孩子换牛奶。我们那儿的妇女都可怜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孩子们。
要是有人有奶牛，他们就会让这些逃难的孩子同他们自己的孩子坐在同一张饭桌旁，拿土豆、牛奶给他们吃。但也有人趁火打劫，聚敛不义之财。即使是城里人最后仅有的几件旧衣服，他们都尽可能在讨价还价中占大便宜。
若论贪婪，尼尔卡堪称冠军。她不是坐等城里人来跟她交换，哎呀，不。她要拿上篮子，里边装上鸡蛋、猪油和一瓶牛奶，走门串户去跟人交换。
“你们家住着狐狸吗？”她总这样问。“狐狸”是她用来称呼逃难的城里人的，因为她说他们是在列宁格勒自己的洞穴中被烟熏出来的，而且她也想让人知道她不在乎人们批评她贪婪。她总是到投宿者住的地方问他们：“想换东西吗？那好，让我看你都有什么。”
人家主动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
“给我看看你所有的东西。我要挑一挑。”她看看，摸摸，然后再给价。她总是讨价还价，而那些人累困交加，不愿争吵，只要有这些食物，要什么都给她。
尼尔卡就这样不断进行掠夺，直到她家整个屋子都塞满了东西：时髦的高跟鞋、阿斯特拉罕外套、毡靴、毛衣领。她甚至还弄了一大堆帽子。我们庄的女人经常嘲弄她：“你用这些城市帽做什么呀，尼尔卡？你是不是打算为你的菜地做稻草人？”
尼尔卡通常回答说：“我打算在这些贱人身上发财致富，谁让他们不保卫他们的城市而逃跑呢？另外我也想过过列宁格勒的生活。所以这些帽子会派上用场的。”
这就是她的打算。
除了旧衣物，尼尔卡也用食品换现钱。就这样贪婪地盘剥那些可怜的城里人，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而她却大言不惭地说：“我赚的钱足够贴满四壁，就像城里的房子一样。
我的钱足够花到我入土，剩下的也够我儿子用一辈子的。”
尼尔卡自家也住有投宿的人，一位年轻女人，带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她无依无靠，所以让尼尔卡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说这个投宿的人是爱讲卫生的年轻姑娘，她清除了尼尔卡房间中的所有蟑螂、臭虫，唯独苍蝇幸存下来。于是有人送给尼尔卡一些浸过苍蝇药的纸条子。她把这些纸条放进盛水的盘子里，上面再放一点糖，苍蝇落上就死。但那个列宁格勒姑娘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感染中毒。一天，小女孩偶尔看到盘子里有糖，她把糖吃了，还把盘子舔了个干净。
不一会儿小孩就开始肚子疼。母亲匆忙找到尼尔卡说：“给我孩子点牛奶。她中毒了。”
但尼尔卡说：“先给钱。”
她立刻找出自己的箱子，把剩下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
但尼尔卡早就知道她还有哪些破烂货，于是不屑一顾地说：“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用所有这些东西换一缸子牛奶吧，不然你女儿就会死。”
她把一切都给了她，直到最后一只袜子。然后她给孩子喂了牛奶和水，这才算救了孩子的命。
那件事发生以后，庄里的女人说尼尔卡：“你做事这么绝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惩罚你，老天爷也惩罚你。”
事情果真如此。
命运考验了尼尔卡好长时间。首先是通过她儿子。为了使儿子免于上前线，她花了许多钱行贿，说他儿子有玻但最后人家要的钱太多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儿子值不了这么钱，所以就让他去了。这已是战争的最后的一年了。
“或许他会安然无恙。”她说：“而且他应该走趟德国，没准儿还能带回战利品来。”
他儿子根本就没到前线，火车在半路就被炸了。她伤心了一段时间，但这丝毫没能使她对别人仁慈些，她照样试图掠夺所见到的一切。她丈夫也没能从前线回来，对此，她处之泰然：“有这么多家产，不愁找不着男人，我还会有儿子的。”
后来币制改革打破了她的美梦。战后进行币制改革，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全换了。尼尔卡大把的票子没来得及兑换，因为她没有把钱存在银行，而是藏在了无人能找到的地窖里。她的钱突然成了一堆废纸，这对她来说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走出家门，把皮毛大衣、套装挂到自家的苹果树上，把所有的鞋一字排开放在大门口，把内衣、丝袜搭在院墙上，然后进了屋。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尼尔卡回心转意了？”
他们决定进屋去看看她怎么了。进得屋来，人们看到她正往墙上贴钱，一边贴还一边唱。这女人真的疯了。
尼尔卡看上去并不吓人，而且人们还是同情她，就像同情倒在墙脚下的醉汉、乡里的白痴一样。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怎么疯的。冬天、夏天她都还可以，可一到秋风扫落叶时她疯病就会发作。她在庄子里和树林里转悠，收集树叶，然后用绳子或什么东西捆成捆，把它们藏在秘密的地方。藏好后她还要四下看看，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现在我又有许多美妙的钱了。我美妙的钱又都回来了。”
庄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财迷尼尔卡的绰号便由此而来。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她们多数是列宁格勒人，而每个列宁格勒家庭在被围困时都死过人。所以她们感到伤心。
下边该尼尔娅讲故事了；她表示歉意地说，她的故事也并不愉快，但她还是讲了起来。
故事之八
由音乐教师尼尔娅讲述，说的是，热心搜集领袖像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别人受害。
我曾在幼儿学校教过一段音乐课。我教的那个班，都是些四五岁的孩子。这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经常被告知列宁、党以及其他一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这个班主任特别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我教孩子们唱儿歌时她常常打断我。她告诉孩子们说：“列宁老爷爷小时候也喜欢唱歌。好，孩子们，谁能告诉我列宁爷爷小时候爱唱什么歌？”
总有某个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被压迫者之歌。”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让她别打断我的课，但都无济于事。
“我要给孩子们讲列宁。这是他们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音乐中也一样。”
唉，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说什么？她曾让孩子们搞了一个荒唐的竞赛：回家翻旧报纸、杂志、找列宁像，然后带回学校，看谁找得最多。孩子们很卖力，带回了不少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列宁像。他们把这些小画像都装在特制的剪贴簿里。班主任积累了一大堆这样的剪贴簿，最后都没地方放了。每次检查团来校，她都要当着他们的面夸耀她的这些宝贝。她为此得了不少荣誉证书和奖状。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个孩子，一个商店经理的儿子，来学校时带来一大捆列宁像，都是从百元卢布上剪下来的。那个愚蠢的女人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以备日后丰富她的剪贴簿。下午放学时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接走了，从此再也没回学校。
第二天，民警来到了学校，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画像。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许多钱，他把这些大面额的钞票藏在了家里的好几个地方。那孩子发现了一个藏钱的地方。早上父亲上班去了，母亲正为他做早饭，他趁机溜进父亲的房间，把钱拿出来，剪下了许多列宁像，直到母亲招呼他吃早饭时才住手。父亲下班回来。
见许多钱都剪成了碎片，老半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恰在这时妻子接孩子回来了。那孩子一见他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表功：“爸爸，我剪下列宁老爷爷的像带到了学校。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对我很满意。”
母亲吓坏了，父亲大发脾气，拉过孩子狠狠揍了一顿，直到妻子怕出事把孩子拉开为止。可怜的孩子送进了医院，他吓坏了，手也给打肿了。医院给警察局打电话，很快来了个侦查员，孩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父亲因贪污罪被抓去了监牢。而我们的模范教师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照样在那所幼儿学校工作，只不过现在她已是这所学校的领导了。
“不，姑娘们。”爱丽什卡央求道“我们别再讲这些可怕的故事了。”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佳丽娜反驳说。
但爱玛看看爱丽什卡，说：“好了，节省点你的眼泪吧。
我来给你讲个滑稽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是列宁格勒以非官方文化而著名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故事之九
由导演爱玛讲述，有关神奇的10卢布钞票的故事。
在全国大小剧院巡回演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回到列宁格勒。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所以我开始找零活干，在电台或电视台做临时工，为新年儿童晚会准备剧目白雪公主。我的离婚总算办成了。我丈夫很慷慨，给了我一间20平方米房子。离婚前他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次他用它换了一个两居室的给自己，还有个一居室的归了我。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有地方住了。但生活不容易，我这就讲给你们听。
一天，我正坐在家里为某个乡村剧团写稿子——目的还是赚点钱——考斯特亚-库兹米斯基打来了电话：“听着，爱玛。十万火急，我需要20卢布。我把我母亲的订婚戒指当了，明天到期。这次我要赎不回来就完了。我需要30卢布，已有10卢布，你能借给我20卢布吗？一星期后就还你。”
“不，考斯坦卡，我不能，我还欠邻居的电话费、电灯费，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连厨房都不敢去，太对不起了。”
考斯特亚挂了电话，我回屋继续写稿子。两个小时后，他突然亲自来了。诗人库兹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发椅里，穿着睡衣写诗。他很吸引人，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去找他，他的沙发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亚来了，递给我一张10卢布的票子：“我没借到另外的20卢布。那个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还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邻居会杀了你，这对俄国戏剧界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有新思想。”
我高兴极了，伸手把钱抓了过来。此时我们正站在走廊里。我顺手从电话桌上操起一支铅笔，我开始在钞票的一角上写下我该付多少电话费，多少电灯费，以及计算是否还会剩下付房租的钱。考斯特亚抱怨我，说我对他的钱不尊重，然后就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家躺他的沙发椅去了。
算出来了，但还是不够还清欠款。我正要去给邻居送钱，门铃响了。原来是莫斯科青年诗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爱玛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钱丢了。你有10卢布吗？”
“算你走运——我有。给你。”我把10卢布交给他，他高兴地走了。
一小时后艺术家尤拉-凯勒特斯基打来了电话。“爱玛。
你不是给了巴克希特10卢布吗？他又还给你了，因为我们一起去给他买了票，已经送他走了。我今天没时间去你那儿，所以我把钱给了史拉里，让他顺路给你带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没来。第二天他来电话说：“爱玛。昨天我去你那儿，半路在塞岗碰到了沙什卡-伊萨霍夫。他三天没吃饭了，我把钱给了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你既然已给了他，那就这样吧。”
塞岗是个咖啡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萨霍夫是白俄罗斯艺术家，住在列宁格勒。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聪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无分文。所以我的10卢布就这么搭了进去。
大约过了六个月，我们的考斯特亚准备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诗人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准备钱，寄希望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临行前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机票钱。
消息传开，我们这伙人开始给他凑钱，钱送来时都扔到不知谁放到桌子中间的一只缸子里。行期到了，该去买票了，考斯特亚对我说：“爱玛。我还有一页就完，你帮我摇摇缸子，看看钱是否够买机票的？”
我把钱都倒出来开始数。突然我看见有一张10卢布的钞票上写有熟悉的笔迹。
“天哪，考斯特亚。还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10卢布吗？”
“我不记得给你什么钱，怎么了？”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账写在这张钞票上。你还抱怨我没找别的纸记呢。”
“没错，记得是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瞧，它在这儿，这就是那10卢布。”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这神奇的10卢布是怎样转了一大圈又回来的。
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惊讶。皮特亚-什希金说：“用这么神奇的10卢布给考斯亚买飞机票太亏了，咱们用它买点酒，庆祝一下，大家热闹热闹。”
我们把钱给了皮特亚，打发他去买些香槟。过了一会儿，这位诗人神情沮丧地回来了，没有香槟，也没有那10卢布：“我在商店碰到了艺术家娜达莎-拉扎罗娃，她正要去锅炉房值班，她连买一包奶酪的钱都没有，所以我就把那10卢布给她了。”
我很希望能问问娜达莎-拉扎罗娃，看她是否花掉了那10卢布。但我了解她的性格，还是不问为好——可能她又把钱给了别人。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到我手的钱我总是注意上面有没有写字：“电话——2.40，房租——2.50。”你们要注意，没准你们会碰到它。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说的是一只叫卢布里克的小猫和一个丢了一卢布的男孩。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爸、妈和姐姐都工作。家里分给我的任务是做作业，采购物品，另外还得去洗衣店、修鞋铺或干其他一些零碎活儿。我简直是一个家庭小主妇。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但需要精打细算。我妈妈每天给我留一点钱作为家务开销，晚上我得报账并把剩下的钱交给她。
一天，我出去买面包。面包店就在我们家附近，快到店门口时，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哭。
“你为什么哭呀？”我问他。
“我丢了钱”
“那哭什么，回家去，告诉你妈妈是怎么回事，下次注意别再丢就是了。”
我可怜这男孩，但也颇为得意，我买这么多年东西从未丢过钱。可男孩子却那么马虎。
我把面包带回家，然后又出去修鞋。路过面包店时见那孩子还在那儿。已经是十月了，外边挺冷的。他用手抹着眼泪和鼻涕，看来冻得够呛。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快回家吧。不然会冻坏你的。”
“我回家了，我妈妈让我再回来，找不到钱不许回去。”
“你丢了多少钱？”
“一卢布”
“一卢布？。真是个小傻瓜。”
说完我就去修鞋店了。我在那儿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回来的路上见那小家伙还站在那儿。他已经不哭了，只是冻得发抖，一双冻僵了的小手缩在袖子里。
“天哪，回家吧，看你还在这儿我都受不了了。你妈妈不会杀了你。”
“我知道她不会。因为我丢了一卢布，她也在哭，我怎么能回家呢？”
我回了家，但怎么也放心不下那个孩子。如果我有自己的一卢布我会送给他的。但我只有为家里买东西的钱，剩下的三卢布去洗衣店还要用，我没办法帮助这个小男孩。
我把脏衣服捆成一捆就拿着出去了。他还在那儿。
在洗衣店，我坐着排队，一边想着学校的事情，把那孩子差不多给忘了。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吵架。一位排队的妇女火了：“我在这儿等一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这么慢？”
服务员一边把一捆要洗的衣服使劲扔到墙角，一边高声回敬道：“那你来干这拿30卢布的工作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本来一个班应该有两个服务员，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手不够，我有什么办法？”
她继续拿着棍子在脏衣堆里挑来挑去。我想：要是那孩子的母亲也挣这么点工资怎么办？那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那孩子丢的一卢布是他们最后的一卢布呢？我开始真的同情这孩子了。
轮到我了，我交了衣服并付了钱，还剩下一卢布半。我做出了决定：如果他还站在那儿没回家，我就给他这一卢布，然后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妈妈没准儿会同意把剩下的钱给我以奖赏，我从未丢过钱。
是的，他还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天黑了，我几乎看不清他了。我走过去，严肃地把钱递给他：“这一卢布给你，别哭了，快回家去吧。你妈妈会不放心的。”
没想到他又哭了，他不要我给的钱。
“怎么了？”
“妈妈不让我向生人要钱，因为是我丢的，我必须自己找到它。”
“噢，这不是你要的，是我给你的。”
“我不能要，那不是我的钱。”
“那你就告诉你妈，是你在地上找到的。”
“我也不能说谎。”
他哭的声音更大了。怎么办？我挨着他站着，自己也哭了。
“你是一个大姑娘，为什么也哭呀？”
“因为我为你伤心。”
我俩站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着。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知道你能做什么。我带着一大捆衣服站在这儿挨冻，这都是因为你。我的手已冻僵了，看，我没戴手套。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不用你干别的。”
“好吧，我帮助你。”
我俩一人拽一头把那捆衣服带到了家。我掏出那一卢布钱，用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这一卢布是你的工作报酬。这是你挣的钱，你妈不会生气的。是，她不会的，我知道。”
他高兴极了。一溜烟似地跑下楼梯，连声谢谢都没顾上说。
那天晚上我妈下班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自作主张而惩罚我。但她平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说：“你做的对。让他用诚实的劳动挣钱，你这想法很聪明。
他显然是个好孩子。”
大约九点钟，我们都平静地呆在家里。突然门铃响了，姐姐去开门，回来后说：“爱丽娜。有位年轻的绅士带着一只猫要见你。”
我出来一看，门外站着个男孩，用帽子托着一只橙色的小猫。
“妈妈让我来谢谢你给我的劳动报酬。她不生气，也不哭了。她还说我做的工作不值一卢布，因此这一卢布实际上是你给我的礼物。所以，谢谢你。”
“你拿的是什么？”
“是我给你的礼物。一只猫在我们的地下室里生了小猫，我拿了一只，还剩下两只。你不介意它是橙色的吧？”
“太棒了。橙色的可爱。太感谢你了。”
他把小猫交给我，然后回家去了。
小猫给我添了点麻烦，但后来全家人都喜欢上了它。我们给它起名叫卢布里克，以纪念那个小男孩及其不幸的遭遇。
“那你从没问问他妈妈在哪儿工作吗？”瓦伦蒂娜不解地问。
“呀，对，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几乎猜对了。他没有父亲，母亲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他们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也就是说，那时她只能像洗衣店的服务员一样，一个月收入30卢布。”
“现在好了，工资比那时长了至少一倍，”娜塔莎肯定地说“现在已达到了70卢布。”
“没错，工资是长了，”爱玛回答说“但物价跟工资长得差不多快，现在的70卢布也就值那时的30卢布。”
“是这样，”吉娜叹息道“如果没有固定的职业，很难靠工资生活。”
大家都理解，她是在为她的前途忧虑，想着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大家开始给她出主意，到哪儿去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使生活有保障。尼尔娅说她可以去托儿所找份工作，那样她还可以带儿子。
第七天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