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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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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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