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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丽父亲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来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维加斯偷懒的那个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当做病休处理，这样我就不但没有受指责，反而可以补领工资。我的顶头上司——一名陆军上校对我能重返工作单位颇有微词，而我倒是心安理得。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民政局工作，只要你没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问题，你的上司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gs——6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行政助理。由于预备役部队每周只训练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个单位的全部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誊录600人的工资单，为他们油印指示手册，检查由预备役人事部为他们的会议所写的早晨报告，裁减、晋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除了在各个单位进行为期两周暑期野营训练时忙碌一阵子，这份差使还算是比较轻松。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一个民职人员名叫弗兰克-埃尔克，年龄比我大些，从属于预备役部队，和我一样搞行政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贪污受贿，直到从维加斯回来后，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终被他用无懈可击的理论说服，一道通过非法途径挣外快。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块大肥肉：每周只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资，普通军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积养老金的福利，另外，那两个小时的所谓开会也只不过是在听指示或看电影时打瞌睡。
大多数民事行政人员都参加了陆军预备役部队，我可能是局里唯一的例外，因为似乎冥冥中有种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万一爆发战争时，预备役部队的人都会被首先召人正规军。
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弗兰克不死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不会有一点危险的，那些名单可以是假的，又没有留底，而且你不必亲自从小伙子那里收钱，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条件。这一切都由我来干，当我说可以时，你就招他入伍，就这么简单，钱通过我的手交给你。”
如果他给我100美元，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给了自己至少100美元。按每个指标卖200美元计算，他的职权是招15人，也就是说每个月起码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富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们为了子弟逃避现役都纷纷送他们来预备役部队，这滚滚的财源一定势不可当！可是弗兰克委屈地告诉我，他的那15个名额实际上不能全归他支配，因为他所属的部队的层层指挥官也出于种种目的有他们指定要照顾的人。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兰克嘴边的肥肉给夺走了，害得他每个月只能卖五个指标，真是哑巴吃黄连。在一番捶胸顿足后，他只好另辟蹊径。
俗话说：堕落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无论上级怎么克扣，弗兰克仍能赚到每个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税的额外收入，却还在那里嫌少。对于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笔钱已无异于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一口回绝了他的诱惑。我是真心实意不想干有损自己人格的肮脏交易。我从小就以诚实为美德，不会说谎，更不会因金钱去为非作歹。在这方面，我自以为颇有哥哥阿迪的风范。阿迪是绝对不会腐化堕落的，他在联邦食品医药局当化学工程师，主管新药的检验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权力，收入相当可观，当然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特别是他这个人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总是认真得一丝不苟，结果往往会发生国内其他化学家检验通过了的药品到了他的手里却卡住不放的情况，为此，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就经常派人上门疏通，或者是企图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干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阿迪如果是个贪婪的人，甚至可以说阿迪如果是个原则性没有那么强，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说客都打发走，始终矢志不移。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职权硬是放行了一种他否定了的新药，一年后，临床证明这种药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传媒把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众哗然。这段时间里的阿迪成为了万民瞩目的英雄，晋升到民政级别中最高的一级，但同时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为他实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会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远当不了局长。对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样过诚实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自诩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汉，但是倘若我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为自己开脱，而且日后会记取这一前车之鉴，只不过错误的种类和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对自己的不检点感到吃惊，对自己的不争气感到失望。我实际上也很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阿迪那样的英雄——他的诚实出于本能，而我想当老实人是因为我觉得说真话要比讲假话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也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要当老实人是出于实用而不是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觉得撒谎、做贼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话，我早就干上了。我对那些讲假话、做违法事的人从不觉得厌恶、反感和看不起，反而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职业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也许很多人会说我这样看待骗子和贼人，是在向自己兜售变成这类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均是出于价值观念。
听了弗兰克说明真相后，我的竞争意识是要做一个比他完美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贪财，不像他那样为了得到金钱而自甘堕落时，我的心理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珍惜名誉，尊重妇女，保持清白都是我的美德，此外我还能够做到信任别人的所作所为，不随便猜测他们的动机。我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干什么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往往是一塌糊涂。在与人交往中，我情愿被人欺骗，被人愚弄而不愿意去欺骗和愚弄别人，宁可别人有负于我，我却不愿有负别人。不要浪漫地认为我有多高尚，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应付社会来武装自己的盔甲，穿上了它以后，除非我有负罪感，否则这个世界就伤害不了我。只要我对自己的评价不错，哪怕别人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也无关紧要。当然，这种处世哲学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铁甲威龙尚且有被击倒之时，过去的几年中，我的麻烦同样不少。
另外，我的这套引以为荣的处世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最低级的狡猾。我的道德观念以冷漠为基石，我之所以奉公守法是由于还没有能令我朝思暮想的东西来引诱我贪污腐化。迄今为止，我唯一想做的事仍然是写出轰动世界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艺作品。我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理想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可能也只不过是认为吧！记得在少年时代，我曾被负罪感和没有出息的情绪所困扰，在陷入绝望之时，偶然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拉玛索夫兄弟，就是这本小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多么卑劣的人，都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把小说还给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后，在秋日的阳光下散步时，心灵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感情，恍若超凡脱俗。
从此，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本让人们读后也有我那天感觉的书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味着鞭策自己去完成一项最高尚最纯洁的使命。然而，当我历时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再加上两年含辛茹苦的奋争才得以出版的小说问世后，我看到的第一篇书评竟然是攻击它俗不可耐！说它是一本根本就不应该写，写了也根本不应该出版的劣作。后来，尽管这本小说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很好的评论，许多权威的评论家说我创作了一本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书，甚至认为这本小说一脉相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还有很多人写信来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些安慰远远弥补不了因小说不受广大读者欢迎，销售上一败涂地而带来的失落感。
我本来还想以全身心投入再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书名拟定为罪孽与惩罚，可惜没有一个出版商肯预付稿酬给我，我因而也就不得不辍笔。这时候的我已经债台高筑，全家生活穷困潦倒——孩子们没有起码的玩具，妻子不敢想象得到女人们都中意的物品。搁笔后，我躲到了维加斯，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到了无人知晓的角落，但是，舔干净创口上的血污后，我只能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弗兰克的花言巧语，我倒是悟出了一条哲理：要想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必须有金钱做坚强后盾。只有在物欲得到满足后，才谈得上精神的享受。
弗兰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死死纠缠，终于把我拉下了水，不过，他还是碰上了运气才成功的。弗兰克是个生活中的赌棍，连给妻子买礼物也像投赌注那样总是买些在日后手头紧时可以去当铺典卖的东西。我更佩服他因为滥赌而发明的使用支票的方式：每逢星期六上午，弗兰克总是上街采购家庭生活用品，他家附近的商人都认识他，并且都肯用现款兑换他开的支票。比如，他在肉店里买40美元最好的小牛肉和牛排，给店老板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老板找回60美元的现钞给他。在副食品店、蔬菜店以及酒店等，他都如法炮制，到了中午时分，从采购中找回的现金就起码有200美元以上，这样到下午时就可以用来赌球赛了。如果他在星期六就把现金输光了，星期天还可以在经纪人那里赊账赌马，变本加厉地赌。要是赢了钱，便在星期一早晨赶到银行去把支票的透支款补上；要是输了，他就先让支票透支，接着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日里，使出浑身解数，骗取那些想以人预备役部队服六个月役来逃避服两年现役的年轻人的贿赂。
弗兰克经常请我去看那些晚间的球赛，还支付了两个人的全部开销，包括门票、吃热狗、喝饮料等等。他天生慷慨大方，当我抢着掏钱时，他总是把我的手推开，调侃道：“老实人是承担不起看球赛的消费的！”我无论在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愉快。在午餐休息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有时会赔纸牌，我往往能赢他几块钱，不是因为我的牌艺超过他，而是他的心思不在纸牌，注意力全在运动项目的赌注上。
凡是道德防线崩溃的人，无一例外必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其实只有当你心甘情愿让防线崩溃时，它才会崩溃。
有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准备参加预备役部队的年轻人。整个国民兵训中心里人山人海，这栋八层楼里的所有部门都在为招兵入伍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兵训中心是座旧建筑物，平日提供好几个营的士兵的军事理论训练场地，每层楼的一半面积用作储藏室、课室和行政管理办公室。
我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小老头，带着一位21岁的小伙子来应征入伍，小伙子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后面。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起码要再过六个月才能招你入伍。”
小老头的蓝眼睛里闪着自信和高傲的火花，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最好跟你的上司核对一下。”
此时，我透过间隔着办公室的玻璃墙看见了我的上司——现役陆军的一名少校正在向我不断地打手势。我站起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少校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胸前戴满了各种勋章，只见此时的他汗流浃背，显得很紧张。
我对他说：“那老头要我和你谈谈，他要求让跟他来的那个小伙子插队入伍，我告诉他我办不到。”
少校生气地说：“按他的要求办！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国会议员！”
我毫无表情地问：“那份名单怎么办？”
“别理他妈的什么名单不名单了！”少校不耐烦地答复我。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议员和他的门徒正坐着等我。我着手把入伍的表格填好。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出身于一个美国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家庭，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为了逃避服两年的兵役而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这名字会值一亿美元呢！
议员的举止大方得体，既没有对我发号施令，称王称霸，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是屈服于他的淫威才破坏了章程。他说话文雅温和，恰到好处，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还设法让我产生了这是在帮他的忙的心理，并且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可以直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跟他来的小伙子自始至终沉默寡言，只有在我打印他的入伍表格必须由本人回答问题时，他才开腔。
本来对这类滥用权力的不公平现象我没有道义上的反抗，他们要我这么干，我也只能照命令办，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但是不知何故，我一直感到憋气。
小伙子是个富家子弟，凭什么就不能为国家在现役部队服役两年？何况这个国家对他的家族已经够意思了！于是我在他的材料里加上一个mos的推荐记号。mos代表军事职业特殊技能，加上这个记号表示推荐他参加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我推荐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部队里稀有的电子专家，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必须首先应征入伍参加现役部队！虽然天晓得猴年马月才出现紧急状态，但推荐了他又有何妨？而且他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被加上了这么一个记号。
少校过来主持小伙子的入伍仪式，让他跟着复述誓言，宣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然后与在场的人握了握手。小伙子的自控能力还不错，一直到和议员走出我的办公室后才对着议员浅浅一笑。
那是顽童在恶作剧后发出的微笑。看见小孩的脸上挂着这种微笑总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他脸上发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微笑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坏青年，但这一笑足以消除了我心怀叵测地推荐他成为mos后所引起的不安。
弗兰克-埃尔克从办公室的另一边观看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当即跑过来揪着我质问：“你还准备扮演多久这种笨蛋的角色？那个议员刚才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100美元！天知道他为此还捞到了多少好处？也许好几千美元呢！如果那小子直接找我们帮忙，我至少可以弄他500美元！”看着他那被愤怒扭曲了的嘴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对待什么事情都太随便了，”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的，如果你肯听我的意见，你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在为我着想吧？”我笑着逗他。
“好，好，”弗兰克打蛇随棍上“算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吧，我迫切需要一个名额，你看到坐在我桌旁的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了吗？他愿出500美元，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一旦接到那张通知，就不能违反兵役法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所以今天就必须征他入预备役，可是我的手头上已经没有空额了。你把他征入你负责的部队，这笔钱我们俩平分。就帮这一次，总可以吧？”
听着他那近乎绝望的语气，我情不自禁地说：“好吧，叫那个小子到我这儿来吧，只是钱你留着，我不要。”
弗兰克如释重负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保管着你的那份钱，说不定哪天你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送他们上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了夫妻俩，维丽说需要100美元来为孩子们买衣服和鞋子过复活节，她只字不提自己也应该买新衣服。我知道100美元仅够买几套童装，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穿新衣服过复活节简直就是教规。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对弗兰克说：“我改变主意了，把我的那份钱给我吧！”
弗兰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然后带我到男厕所的僻静处，从钱包中数出五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我的手里，临走又试探了一句：“周末前我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有搭理他。
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 -->>
在维丽父亲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来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维加斯偷懒的那个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当做病休处理，这样我就不但没有受指责，反而可以补领工资。我的顶头上司——一名陆军上校对我能重返工作单位颇有微词，而我倒是心安理得。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民政局工作，只要你没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问题，你的上司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gs——6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行政助理。由于预备役部队每周只训练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个单位的全部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誊录600人的工资单，为他们油印指示手册，检查由预备役人事部为他们的会议所写的早晨报告，裁减、晋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除了在各个单位进行为期两周暑期野营训练时忙碌一阵子，这份差使还算是比较轻松。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一个民职人员名叫弗兰克-埃尔克，年龄比我大些，从属于预备役部队，和我一样搞行政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贪污受贿，直到从维加斯回来后，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终被他用无懈可击的理论说服，一道通过非法途径挣外快。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块大肥肉：每周只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资，普通军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积养老金的福利，另外，那两个小时的所谓开会也只不过是在听指示或看电影时打瞌睡。
大多数民事行政人员都参加了陆军预备役部队，我可能是局里唯一的例外，因为似乎冥冥中有种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万一爆发战争时，预备役部队的人都会被首先召人正规军。
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弗兰克不死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不会有一点危险的，那些名单可以是假的，又没有留底，而且你不必亲自从小伙子那里收钱，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条件。这一切都由我来干，当我说可以时，你就招他入伍，就这么简单，钱通过我的手交给你。”
如果他给我100美元，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给了自己至少100美元。按每个指标卖200美元计算，他的职权是招15人，也就是说每个月起码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富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们为了子弟逃避现役都纷纷送他们来预备役部队，这滚滚的财源一定势不可当！可是弗兰克委屈地告诉我，他的那15个名额实际上不能全归他支配，因为他所属的部队的层层指挥官也出于种种目的有他们指定要照顾的人。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兰克嘴边的肥肉给夺走了，害得他每个月只能卖五个指标，真是哑巴吃黄连。在一番捶胸顿足后，他只好另辟蹊径。
俗话说：堕落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无论上级怎么克扣，弗兰克仍能赚到每个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税的额外收入，却还在那里嫌少。对于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笔钱已无异于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一口回绝了他的诱惑。我是真心实意不想干有损自己人格的肮脏交易。我从小就以诚实为美德，不会说谎，更不会因金钱去为非作歹。在这方面，我自以为颇有哥哥阿迪的风范。阿迪是绝对不会腐化堕落的，他在联邦食品医药局当化学工程师，主管新药的检验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权力，收入相当可观，当然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特别是他这个人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总是认真得一丝不苟，结果往往会发生国内其他化学家检验通过了的药品到了他的手里却卡住不放的情况，为此，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就经常派人上门疏通，或者是企图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干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阿迪如果是个贪婪的人，甚至可以说阿迪如果是个原则性没有那么强，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说客都打发走，始终矢志不移。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职权硬是放行了一种他否定了的新药，一年后，临床证明这种药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传媒把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众哗然。这段时间里的阿迪成为了万民瞩目的英雄，晋升到民政级别中最高的一级，但同时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为他实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会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远当不了局长。对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样过诚实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自诩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汉，但是倘若我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为自己开脱，而且日后会记取这一前车之鉴，只不过错误的种类和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对自己的不检点感到吃惊，对自己的不争气感到失望。我实际上也很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阿迪那样的英雄——他的诚实出于本能，而我想当老实人是因为我觉得说真话要比讲假话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也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要当老实人是出于实用而不是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觉得撒谎、做贼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话，我早就干上了。我对那些讲假话、做违法事的人从不觉得厌恶、反感和看不起，反而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职业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也许很多人会说我这样看待骗子和贼人，是在向自己兜售变成这类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均是出于价值观念。
听了弗兰克说明真相后，我的竞争意识是要做一个比他完美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贪财，不像他那样为了得到金钱而自甘堕落时，我的心理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珍惜名誉，尊重妇女，保持清白都是我的美德，此外我还能够做到信任别人的所作所为，不随便猜测他们的动机。我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干什么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往往是一塌糊涂。在与人交往中，我情愿被人欺骗，被人愚弄而不愿意去欺骗和愚弄别人，宁可别人有负于我，我却不愿有负别人。不要浪漫地认为我有多高尚，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应付社会来武装自己的盔甲，穿上了它以后，除非我有负罪感，否则这个世界就伤害不了我。只要我对自己的评价不错，哪怕别人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也无关紧要。当然，这种处世哲学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铁甲威龙尚且有被击倒之时，过去的几年中，我的麻烦同样不少。
另外，我的这套引以为荣的处世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最低级的狡猾。我的道德观念以冷漠为基石，我之所以奉公守法是由于还没有能令我朝思暮想的东西来引诱我贪污腐化。迄今为止，我唯一想做的事仍然是写出轰动世界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艺作品。我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理想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可能也只不过是认为吧！记得在少年时代，我曾被负罪感和没有出息的情绪所困扰，在陷入绝望之时，偶然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拉玛索夫兄弟，就是这本小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多么卑劣的人，都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把小说还给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后，在秋日的阳光下散步时，心灵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感情，恍若超凡脱俗。
从此，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本让人们读后也有我那天感觉的书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味着鞭策自己去完成一项最高尚最纯洁的使命。然而，当我历时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再加上两年含辛茹苦的奋争才得以出版的小说问世后，我看到的第一篇书评竟然是攻击它俗不可耐！说它是一本根本就不应该写，写了也根本不应该出版的劣作。后来，尽管这本小说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很好的评论，许多权威的评论家说我创作了一本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书，甚至认为这本小说一脉相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还有很多人写信来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些安慰远远弥补不了因小说不受广大读者欢迎，销售上一败涂地而带来的失落感。
我本来还想以全身心投入再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书名拟定为罪孽与惩罚，可惜没有一个出版商肯预付稿酬给我，我因而也就不得不辍笔。这时候的我已经债台高筑，全家生活穷困潦倒——孩子们没有起码的玩具，妻子不敢想象得到女人们都中意的物品。搁笔后，我躲到了维加斯，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到了无人知晓的角落，但是，舔干净创口上的血污后，我只能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弗兰克的花言巧语，我倒是悟出了一条哲理：要想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必须有金钱做坚强后盾。只有在物欲得到满足后，才谈得上精神的享受。
弗兰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死死纠缠，终于把我拉下了水，不过，他还是碰上了运气才成功的。弗兰克是个生活中的赌棍，连给妻子买礼物也像投赌注那样总是买些在日后手头紧时可以去当铺典卖的东西。我更佩服他因为滥赌而发明的使用支票的方式：每逢星期六上午，弗兰克总是上街采购家庭生活用品，他家附近的商人都认识他，并且都肯用现款兑换他开的支票。比如，他在肉店里买40美元最好的小牛肉和牛排，给店老板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老板找回60美元的现钞给他。在副食品店、蔬菜店以及酒店等，他都如法炮制，到了中午时分，从采购中找回的现金就起码有200美元以上，这样到下午时就可以用来赌球赛了。如果他在星期六就把现金输光了，星期天还可以在经纪人那里赊账赌马，变本加厉地赌。要是赢了钱，便在星期一早晨赶到银行去把支票的透支款补上；要是输了，他就先让支票透支，接着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日里，使出浑身解数，骗取那些想以人预备役部队服六个月役来逃避服两年现役的年轻人的贿赂。
弗兰克经常请我去看那些晚间的球赛，还支付了两个人的全部开销，包括门票、吃热狗、喝饮料等等。他天生慷慨大方，当我抢着掏钱时，他总是把我的手推开，调侃道：“老实人是承担不起看球赛的消费的！”我无论在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愉快。在午餐休息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有时会赔纸牌，我往往能赢他几块钱，不是因为我的牌艺超过他，而是他的心思不在纸牌，注意力全在运动项目的赌注上。
凡是道德防线崩溃的人，无一例外必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其实只有当你心甘情愿让防线崩溃时，它才会崩溃。
有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准备参加预备役部队的年轻人。整个国民兵训中心里人山人海，这栋八层楼里的所有部门都在为招兵入伍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兵训中心是座旧建筑物，平日提供好几个营的士兵的军事理论训练场地，每层楼的一半面积用作储藏室、课室和行政管理办公室。
我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小老头，带着一位21岁的小伙子来应征入伍，小伙子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后面。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起码要再过六个月才能招你入伍。”
小老头的蓝眼睛里闪着自信和高傲的火花，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最好跟你的上司核对一下。”
此时，我透过间隔着办公室的玻璃墙看见了我的上司——现役陆军的一名少校正在向我不断地打手势。我站起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少校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胸前戴满了各种勋章，只见此时的他汗流浃背，显得很紧张。
我对他说：“那老头要我和你谈谈，他要求让跟他来的那个小伙子插队入伍，我告诉他我办不到。”
少校生气地说：“按他的要求办！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国会议员！”
我毫无表情地问：“那份名单怎么办？”
“别理他妈的什么名单不名单了！”少校不耐烦地答复我。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议员和他的门徒正坐着等我。我着手把入伍的表格填好。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出身于一个美国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家庭，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为了逃避服两年的兵役而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这名字会值一亿美元呢！
议员的举止大方得体，既没有对我发号施令，称王称霸，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是屈服于他的淫威才破坏了章程。他说话文雅温和，恰到好处，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还设法让我产生了这是在帮他的忙的心理，并且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可以直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跟他来的小伙子自始至终沉默寡言，只有在我打印他的入伍表格必须由本人回答问题时，他才开腔。
本来对这类滥用权力的不公平现象我没有道义上的反抗，他们要我这么干，我也只能照命令办，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但是不知何故，我一直感到憋气。
小伙子是个富家子弟，凭什么就不能为国家在现役部队服役两年？何况这个国家对他的家族已经够意思了！于是我在他的材料里加上一个mos的推荐记号。mos代表军事职业特殊技能，加上这个记号表示推荐他参加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我推荐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部队里稀有的电子专家，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必须首先应征入伍参加现役部队！虽然天晓得猴年马月才出现紧急状态，但推荐了他又有何妨？而且他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被加上了这么一个记号。
少校过来主持小伙子的入伍仪式，让他跟着复述誓言，宣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然后与在场的人握了握手。小伙子的自控能力还不错，一直到和议员走出我的办公室后才对着议员浅浅一笑。
那是顽童在恶作剧后发出的微笑。看见小孩的脸上挂着这种微笑总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他脸上发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微笑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坏青年，但这一笑足以消除了我心怀叵测地推荐他成为mos后所引起的不安。
弗兰克-埃尔克从办公室的另一边观看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当即跑过来揪着我质问：“你还准备扮演多久这种笨蛋的角色？那个议员刚才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100美元！天知道他为此还捞到了多少好处？也许好几千美元呢！如果那小子直接找我们帮忙，我至少可以弄他500美元！”看着他那被愤怒扭曲了的嘴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对待什么事情都太随便了，”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的，如果你肯听我的意见，你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在为我着想吧？”我笑着逗他。
“好，好，”弗兰克打蛇随棍上“算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吧，我迫切需要一个名额，你看到坐在我桌旁的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了吗？他愿出500美元，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一旦接到那张通知，就不能违反兵役法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所以今天就必须征他入预备役，可是我的手头上已经没有空额了。你把他征入你负责的部队，这笔钱我们俩平分。就帮这一次，总可以吧？”
听着他那近乎绝望的语气，我情不自禁地说：“好吧，叫那个小子到我这儿来吧，只是钱你留着，我不要。”
弗兰克如释重负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保管着你的那份钱，说不定哪天你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送他们上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了夫妻俩，维丽说需要100美元来为孩子们买衣服和鞋子过复活节，她只字不提自己也应该买新衣服。我知道100美元仅够买几套童装，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穿新衣服过复活节简直就是教规。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对弗兰克说：“我改变主意了，把我的那份钱给我吧！”
弗兰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然后带我到男厕所的僻静处，从钱包中数出五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我的手里，临走又试探了一句：“周末前我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有搭理他。
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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