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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三所后，"老胡师"在来信中先是叹息，接着又是赞扬，说我虽然可惜地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有点"遁世"的消极，但谢天谢地总算从激烈的、无谓的争斗中解脱了——这也值得庆幸啊读着这些信，一时无语。我想他大概再也不会明白我了。
很可惜——这才真的算可惜呢。我的那位兄长和导师本该是他的同类，他应该自觉地站到这一边。我的兄长最后吐出的殷红的血应该溅到他的身上才好，也许这样才会让他记住什么。我感到更加愤慨的是，他正在不自觉地践踏什么，而它是我心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还有，他认为我退却了，逃遁了——我会吗？
退却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退却的机会再也没有留给我。我命中注定了要迎上去，要承受，要承受这一切。我说过我从属于一个特殊的家族，当我慢慢辨认出这一点时，我就明白了该做些什么。我只有一种结局，就是迎上去，奔向那个我应该去的地方。这是非常光荣的。
我离开了那些嘈杂，只是为了更好地检视。还有，我要舔一舔创痛。我要好好地整理浑浑的思绪，把爱和恨的贮备好好咀嚼一遍。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柏慧，今天该是个时候了，有机会我将好好地谈谈你的父亲。
失去了当面向你叙说这些的机会，大约是一生的遗憾。好在我仍然能够叙说；而且我们都是过来人，有了另一种达观与平静。在学院时，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山里毛头小伙子，惊悸未消，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语——特别是牵涉到我的家庭，我的身世的时候。我只记得母亲在分手时对我的告诫：永远也不要对别人提起你的父亲
由于那个春天的丁香花开得太茂盛，浓烈的气味让我整个个人都眩晕了。在一阵恍惚迷离中，我忘记了母亲的告诫。
于是报应接踵而来。
我出生在登州海角的一个小城里。这儿在民国初年有过一阵畸型的繁荣，倚仗了一个天然良港，海上贸易使它日益发达。小城的人见多识广，他们有幸不断在这儿迎接一些非带有意思的人物。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写过一二笔的人，当年就有几双脚板磕响了小城青砖铺起的街道。一些新兴工业主、大商人，纷纷来到这个小城，拓展他们的一份事业。我的外祖父一家来得更早一些，当地人记得从一开始这儿就有这么一支望族。他们的主要产业不在这儿，这儿只是他们一个惬意的居住地。蓝蓝的海湾，密密的树林连接着洁白的沙滩，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风和日丽。而且这儿交通方便，风气开化，又免除了大都市的拥挤和喧哗。外祖父的前几代都是经营实业物产的，最早还出过一个清代官吏，作为第一批钦定的"金矿督办"，到登州海角来"发凿山谷"。我相信当年的"督办"是一个肥缺，整个家族的兴盛显然有迹可循。反正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少资产了。外祖父走的也是当时大多数名门子弟的道路：在大城市读书，寻机会到国外深造——如果不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一场婚姻，外祖父一定会在他二十岁左右出洋。
他当时完全是疯迷了，为了外祖母不顾一切。外祖母只是他们府中一个身材瘦小的使女，他们竟然难舍难分，后来一起从海港上逃走了。在外流浪的几年中，外祖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最后跟上一位荷兰籍医生学医，去了欧洲。归来时父母都去世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双双回到这座小城。这儿处于战略要地，由于有一个港口，又临近一个国内最大的金矿，几派政治力量都在这儿集结、较量。外祖父回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当地政治纷争，我无法从外祖母和母亲口中知道得太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
从他那场奋不顾身的恋爱我就明白了，外祖父是一个心怀热烈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本来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他宁可让这一辈子波澜迭起、惊险丛生，而不愿重复一种陈腐老旧的生活。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这样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希望，就不能害怕牺牲。牺牲对他而言是经常的事情。
我的父亲从小就在他叔伯爷爷——一个官僚商贾身边生活。因为叔伯爷爷没有儿子，就对父亲格外器重。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以后甚至担任过一支部队的副政委。
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他才不得不脱下军装。
父亲就在担任副政委的前后结识了外祖父一家。外祖母后来说，他来到那个大院，看到那几棵高大茂盛的白玉兰树，顿时双眼一亮。那是一个春天父亲频频来往于小城和另外几所大城市之间。而今，他所做过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他的事迹没有被写入教科书中，没有被记录下来，我只能从外祖母和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一点，留在脑海里连缀编织。
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外祖父遇难了。他多少年来都是当地丑恶势力的眼中钉，敌人已经不止一次扬言要"除掉他"。他们知道外祖父的分量，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阴谋，就必须消除小城中这个巨大的、难以动摇的存在。
母亲说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闷热异常。全家人都没有午睡，不知为什么不安地走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
外祖父遇害的第二年小城解放了。作为胜利者，父亲接受了人们献花，受到了好多人的欢呼但他没有陶醉，很快就投入了更为繁忙的工作，几乎不怎么沾家——母亲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简直化为了革命肢体上的一个器官。那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的心情时而沉重时而欢乐，两眼常常闪烁着动人的光。
这种光用不了多久就要熄灭了。奇怪的是他毫无预感。因为一个人如果被理想烧灼着，心中存有不灭的希望，那么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甚至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件事——我相信这件事会长久地折磨着他，特别是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
我前面说过，他从小就跟在叔伯爷爷身边，他曾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孩子。叔伯爷爷是省城的一个大官僚，把他从山里领走，洗去了他身上的泥土，又送他上学，直到把他养育成人。那个老人和他的夫人都在父亲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是他无可争执的恩人。后来父亲从他们身边飞开了。当平原地区的战争到了决定关头时，叔伯爷爷亲自策划了几次大的行动，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是一种宿命，那个老人在一次回乡时竟然被俘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父亲受命参与了对自己叔伯爷爷的审判。
结果可想而知。叔伯爷爷被处决了。据母亲说，行刑前夕爷儿俩谈了一次话，两个人看上去都还平静其实谁都明白，整个平原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老人的生命，他就是我的父亲。可他没有那样做。
这就是一个处于特殊时刻的人：纯洁而残酷。他深深地爱着、恨着，走到了一个极端。
可是他想不到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捕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全城的人，因为这太突然太出乎预料了。他搅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查清的案件中，据说这个案件水落石出那天就可以解释一切：黑暗年代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失踪、斗争的失利、计划的破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逮捕父亲大半只是出于臆测，或出于更大的阴谋。反正我相信母亲的话：
她当时就认为父亲是无辜的。父亲永远不会背叛。是他的忠贞使他逼近了这样一个结局。
从此我们家走入了恐怖时期。大院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断涌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大半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母亲日夜哭泣，后来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劝导她、安慰她，请医生为她诊治今天我想：外祖母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着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啊！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后悔的是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尽快地离开这个大院，也没有把父亲的东西转移出去。不久一些人驾着马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几代人积存的东西往车上装。外祖母疯了一样奔跑，伸手拦他们，说这是先生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拿走。领头的冷笑说：先生算什么？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为那时已经不能叫"老爷"了。天哪，一个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在胜利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了。外祖母坐在了院里的方砖地上，不吱一声。她似乎明白了，胜利者即幸存者，他们要背叛和遗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们为所欲为，只要有个借口。
现在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个大院出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刚刚被捕，因而这里要全面清查我们一家是献出了生命和鲜血、献出了全部热情的人，可怜的我们直到最后才明白：
我们不是胜利者。
那一次马车究竟拉走了多少东西，已经无法统计了。有人说整整拉了十二车，有人说更多。反正当时都害怕、愤怒、惊愕，顾不上其他了。东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个管委会，大部分堆在一个大砖屋中，后来可能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一部分。
妈妈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为严酷的时候反而挺住了。她安顿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去见城里的司令官。司令官对她还算礼貌，耐心听了她的陈述。妈妈主要指出自己的父亲属于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我们既然胜利了，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一切。司令官觉得有道理，但又认为我父亲的东西（它们有可能是罪证）与外祖父的东西并非一下子可以分得清的，所以暂且一并收起——归还的日子嘛，指日可待。
妈妈抱着一线希望归来了。
结果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回话来，让去人认领东西。外祖母和母亲都去了，领回的都是一些外祖父穿过的旧衣服，不太值钱的老式家具。要知道外祖父当年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全部积蓄都用在了新医院的创立上，当时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贵，有不少需要直接进口。妈妈说这些药品的一大部分都在暗中运给了革命队伍令人欣喜的是几乎所有书籍都拉回来了，这一点让妈妈高兴。她说：从那时起她就明白了，掠夺者是些不读书的人。
我知道外祖父、父亲，还有那个同样不幸的"反动政客"，据说是心慈面软的父亲的叔伯爷爷，都是些读书的人。
他们不停地读。我那时觉得母亲在把人划分成"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而不仅仅是分成"好人"和"坏人"。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划分人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善良的人"和"凶狠的人"、"单纯的人"和"复杂的人"、"纯洁的人"和"污浊的人"、"卑劣的人"和"崇高的人"要划分起来真是没完没了。
这个大院从那时起就不适合居住了，尤其是只剩下一些女人的时候。这儿有着太多的往昔的气味，令人心疼的怀念和追忆日夜噬咬人心。外祖母和母亲都盘算着怎样离开这里。
这显然是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指示，说要没收（也说是征用）这个大院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三分之二的房子。从实用方面说，这时人口少得可怜，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了；但这只是另一个问题。无缘无故地掠夺，而且是... -->>
离开三所后，"老胡师"在来信中先是叹息，接着又是赞扬，说我虽然可惜地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有点"遁世"的消极，但谢天谢地总算从激烈的、无谓的争斗中解脱了——这也值得庆幸啊读着这些信，一时无语。我想他大概再也不会明白我了。
很可惜——这才真的算可惜呢。我的那位兄长和导师本该是他的同类，他应该自觉地站到这一边。我的兄长最后吐出的殷红的血应该溅到他的身上才好，也许这样才会让他记住什么。我感到更加愤慨的是，他正在不自觉地践踏什么，而它是我心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还有，他认为我退却了，逃遁了——我会吗？
退却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退却的机会再也没有留给我。我命中注定了要迎上去，要承受，要承受这一切。我说过我从属于一个特殊的家族，当我慢慢辨认出这一点时，我就明白了该做些什么。我只有一种结局，就是迎上去，奔向那个我应该去的地方。这是非常光荣的。
我离开了那些嘈杂，只是为了更好地检视。还有，我要舔一舔创痛。我要好好地整理浑浑的思绪，把爱和恨的贮备好好咀嚼一遍。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柏慧，今天该是个时候了，有机会我将好好地谈谈你的父亲。
失去了当面向你叙说这些的机会，大约是一生的遗憾。好在我仍然能够叙说；而且我们都是过来人，有了另一种达观与平静。在学院时，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山里毛头小伙子，惊悸未消，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语——特别是牵涉到我的家庭，我的身世的时候。我只记得母亲在分手时对我的告诫：永远也不要对别人提起你的父亲
由于那个春天的丁香花开得太茂盛，浓烈的气味让我整个个人都眩晕了。在一阵恍惚迷离中，我忘记了母亲的告诫。
于是报应接踵而来。
我出生在登州海角的一个小城里。这儿在民国初年有过一阵畸型的繁荣，倚仗了一个天然良港，海上贸易使它日益发达。小城的人见多识广，他们有幸不断在这儿迎接一些非带有意思的人物。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写过一二笔的人，当年就有几双脚板磕响了小城青砖铺起的街道。一些新兴工业主、大商人，纷纷来到这个小城，拓展他们的一份事业。我的外祖父一家来得更早一些，当地人记得从一开始这儿就有这么一支望族。他们的主要产业不在这儿，这儿只是他们一个惬意的居住地。蓝蓝的海湾，密密的树林连接着洁白的沙滩，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风和日丽。而且这儿交通方便，风气开化，又免除了大都市的拥挤和喧哗。外祖父的前几代都是经营实业物产的，最早还出过一个清代官吏，作为第一批钦定的"金矿督办"，到登州海角来"发凿山谷"。我相信当年的"督办"是一个肥缺，整个家族的兴盛显然有迹可循。反正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少资产了。外祖父走的也是当时大多数名门子弟的道路：在大城市读书，寻机会到国外深造——如果不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一场婚姻，外祖父一定会在他二十岁左右出洋。
他当时完全是疯迷了，为了外祖母不顾一切。外祖母只是他们府中一个身材瘦小的使女，他们竟然难舍难分，后来一起从海港上逃走了。在外流浪的几年中，外祖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最后跟上一位荷兰籍医生学医，去了欧洲。归来时父母都去世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双双回到这座小城。这儿处于战略要地，由于有一个港口，又临近一个国内最大的金矿，几派政治力量都在这儿集结、较量。外祖父回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当地政治纷争，我无法从外祖母和母亲口中知道得太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
从他那场奋不顾身的恋爱我就明白了，外祖父是一个心怀热烈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本来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他宁可让这一辈子波澜迭起、惊险丛生，而不愿重复一种陈腐老旧的生活。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这样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希望，就不能害怕牺牲。牺牲对他而言是经常的事情。
我的父亲从小就在他叔伯爷爷——一个官僚商贾身边生活。因为叔伯爷爷没有儿子，就对父亲格外器重。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以后甚至担任过一支部队的副政委。
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他才不得不脱下军装。
父亲就在担任副政委的前后结识了外祖父一家。外祖母后来说，他来到那个大院，看到那几棵高大茂盛的白玉兰树，顿时双眼一亮。那是一个春天父亲频频来往于小城和另外几所大城市之间。而今，他所做过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他的事迹没有被写入教科书中，没有被记录下来，我只能从外祖母和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一点，留在脑海里连缀编织。
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外祖父遇难了。他多少年来都是当地丑恶势力的眼中钉，敌人已经不止一次扬言要"除掉他"。他们知道外祖父的分量，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阴谋，就必须消除小城中这个巨大的、难以动摇的存在。
母亲说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闷热异常。全家人都没有午睡，不知为什么不安地走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
外祖父遇害的第二年小城解放了。作为胜利者，父亲接受了人们献花，受到了好多人的欢呼但他没有陶醉，很快就投入了更为繁忙的工作，几乎不怎么沾家——母亲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简直化为了革命肢体上的一个器官。那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的心情时而沉重时而欢乐，两眼常常闪烁着动人的光。
这种光用不了多久就要熄灭了。奇怪的是他毫无预感。因为一个人如果被理想烧灼着，心中存有不灭的希望，那么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甚至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件事——我相信这件事会长久地折磨着他，特别是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
我前面说过，他从小就跟在叔伯爷爷身边，他曾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孩子。叔伯爷爷是省城的一个大官僚，把他从山里领走，洗去了他身上的泥土，又送他上学，直到把他养育成人。那个老人和他的夫人都在父亲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是他无可争执的恩人。后来父亲从他们身边飞开了。当平原地区的战争到了决定关头时，叔伯爷爷亲自策划了几次大的行动，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是一种宿命，那个老人在一次回乡时竟然被俘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父亲受命参与了对自己叔伯爷爷的审判。
结果可想而知。叔伯爷爷被处决了。据母亲说，行刑前夕爷儿俩谈了一次话，两个人看上去都还平静其实谁都明白，整个平原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老人的生命，他就是我的父亲。可他没有那样做。
这就是一个处于特殊时刻的人：纯洁而残酷。他深深地爱着、恨着，走到了一个极端。
可是他想不到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捕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全城的人，因为这太突然太出乎预料了。他搅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查清的案件中，据说这个案件水落石出那天就可以解释一切：黑暗年代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失踪、斗争的失利、计划的破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逮捕父亲大半只是出于臆测，或出于更大的阴谋。反正我相信母亲的话：
她当时就认为父亲是无辜的。父亲永远不会背叛。是他的忠贞使他逼近了这样一个结局。
从此我们家走入了恐怖时期。大院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断涌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大半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母亲日夜哭泣，后来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劝导她、安慰她，请医生为她诊治今天我想：外祖母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着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啊！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后悔的是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尽快地离开这个大院，也没有把父亲的东西转移出去。不久一些人驾着马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几代人积存的东西往车上装。外祖母疯了一样奔跑，伸手拦他们，说这是先生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拿走。领头的冷笑说：先生算什么？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为那时已经不能叫"老爷"了。天哪，一个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在胜利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了。外祖母坐在了院里的方砖地上，不吱一声。她似乎明白了，胜利者即幸存者，他们要背叛和遗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们为所欲为，只要有个借口。
现在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个大院出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刚刚被捕，因而这里要全面清查我们一家是献出了生命和鲜血、献出了全部热情的人，可怜的我们直到最后才明白：
我们不是胜利者。
那一次马车究竟拉走了多少东西，已经无法统计了。有人说整整拉了十二车，有人说更多。反正当时都害怕、愤怒、惊愕，顾不上其他了。东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个管委会，大部分堆在一个大砖屋中，后来可能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一部分。
妈妈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为严酷的时候反而挺住了。她安顿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去见城里的司令官。司令官对她还算礼貌，耐心听了她的陈述。妈妈主要指出自己的父亲属于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我们既然胜利了，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一切。司令官觉得有道理，但又认为我父亲的东西（它们有可能是罪证）与外祖父的东西并非一下子可以分得清的，所以暂且一并收起——归还的日子嘛，指日可待。
妈妈抱着一线希望归来了。
结果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回话来，让去人认领东西。外祖母和母亲都去了，领回的都是一些外祖父穿过的旧衣服，不太值钱的老式家具。要知道外祖父当年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全部积蓄都用在了新医院的创立上，当时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贵，有不少需要直接进口。妈妈说这些药品的一大部分都在暗中运给了革命队伍令人欣喜的是几乎所有书籍都拉回来了，这一点让妈妈高兴。她说：从那时起她就明白了，掠夺者是些不读书的人。
我知道外祖父、父亲，还有那个同样不幸的"反动政客"，据说是心慈面软的父亲的叔伯爷爷，都是些读书的人。
他们不停地读。我那时觉得母亲在把人划分成"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而不仅仅是分成"好人"和"坏人"。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划分人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善良的人"和"凶狠的人"、"单纯的人"和"复杂的人"、"纯洁的人"和"污浊的人"、"卑劣的人"和"崇高的人"要划分起来真是没完没了。
这个大院从那时起就不适合居住了，尤其是只剩下一些女人的时候。这儿有着太多的往昔的气味，令人心疼的怀念和追忆日夜噬咬人心。外祖母和母亲都盘算着怎样离开这里。
这显然是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指示，说要没收（也说是征用）这个大院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三分之二的房子。从实用方面说，这时人口少得可怜，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了；但这只是另一个问题。无缘无故地掠夺，而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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