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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jī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
嫂子,你这些陈词滥调,就别给我啰嗦了。姑姑说,毛主席总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我们也没说不让大家生孩子,只是让大家少生,有计划地生。
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亲说,这还用得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姑姑们的努力,也确如母亲所言,是白费财力,还落下骂名。刚开始时她们将免费的避孕套发给各村的妇女主任,让她们分发给育龄妇女,并要求她们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这些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姑姑她们也曾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于是,结扎男子输精管的技术便应运而生。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我姑姑与黄秋雅共同发明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我姑姑的贡献在临床实践。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试验成功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当然,很快我们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说八道。
那些日子里,广播喇叭里经常传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队干部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一周,工分照记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jī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
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的男扎手术,遇到了重重障碍。姑姑她们在卫生院扫榻以待,但没有一个人来。县计划生育指挥部每天电话催报数字,对姑姑的工作极为不满。公社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两项决议:一是男子结扎要从公社领导开始,然后推广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村里则由大队干部带头,然后推广到一般群众。二是要对那些抗拒男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符合结扎条件但拒不结扎的,先由大队停止劳动权,如果还不服从,就扣掉口粮。干部抗拒,撤销职务;职工抗拒,开除公职;... -->>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jī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
嫂子,你这些陈词滥调,就别给我啰嗦了。姑姑说,毛主席总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我们也没说不让大家生孩子,只是让大家少生,有计划地生。
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亲说,这还用得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姑姑们的努力,也确如母亲所言,是白费财力,还落下骂名。刚开始时她们将免费的避孕套发给各村的妇女主任,让她们分发给育龄妇女,并要求她们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这些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姑姑她们也曾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于是,结扎男子输精管的技术便应运而生。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我姑姑与黄秋雅共同发明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我姑姑的贡献在临床实践。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试验成功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当然,很快我们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说八道。
那些日子里,广播喇叭里经常传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队干部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一周,工分照记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jī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
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的男扎手术,遇到了重重障碍。姑姑她们在卫生院扫榻以待,但没有一个人来。县计划生育指挥部每天电话催报数字,对姑姑的工作极为不满。公社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两项决议:一是男子结扎要从公社领导开始,然后推广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村里则由大队干部带头,然后推广到一般群众。二是要对那些抗拒男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符合结扎条件但拒不结扎的,先由大队停止劳动权,如果还不服从,就扣掉口粮。干部抗拒,撤销职务;职工抗拒,开除公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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