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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回救亡图存国共合作
忍辱负重积极备战
197年4—5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这一事件对华北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并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争议。至此，日本数年来对华北煞费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彻底失败。
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合作一样，首先是由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取得联系。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设想，还是在19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
蒋介石在变，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5年8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X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这个《宣言》，虽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但此时在中国国内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却茫然无知。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X党关系”。主席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5年10月下旬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徐海东、刘志丹部会合，在陕北苏区初步稳定下来后。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恢复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
张浩，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年参加中共组织，与林育南、林（林育蓉）是堂兄弟。19年，张浩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详细向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此后，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情况，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中华民族抗日民主运动新潮到来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这些重大变化，主席决定加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方面的联系，以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取得了联系。7月，曾养甫请张子华再赴陕北，送信给周恩来，表示“盼两方面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并口头表示，邓颖超来谈也可以。经过张子华的几次往返沟通，10月15日，张子华从广州带来的曾养甫代表国民党当局答应的四个条件：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相同；三、共X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随后不久，196年1月1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由此加快了双方和谈的步伐。
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主席首先接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了张、杨发来的急电，报告了大致经过，并希望红军派主力开赴延安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互相配合，防备不测。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不久也传到了保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张国焘在主席办公室彻夜开会，对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统观全局，从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否定了杀掉蒋介石的意见。
中共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是国民党实力派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但事变带有军事阴谋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使西安和南京处于公开敌对地位。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将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不久，就收到了苏联方面对于和平处理这一事变的意见，苏联认为张、杨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中共中共做出决定：复电张、杨，赞扬其正义行动。并应张、杨请求，委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在中共与张、杨三方会议时，周恩来从捉蒋或杀蒋的利弊入手分析，讲到蒋介石对抗日的可能态度说：“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放他的机会，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到蒋介石是否会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
谈判即将开始，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二是对决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逐步执行。
宋子文带着这两条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洽商。周恩来及时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和主席汇报请示，主席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西安方面为早日解决问题，同意了蒋的要求。
日上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主席指示，首先提出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X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以冠以抗日或救国字样）；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宋家兄妹告诉周，蒋介石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卧室，蒋介石不免显得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用眼睛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立即回答。
蒋介石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样子。这时，宋家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俯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宋美龄直起身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了三点：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97年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抓住时机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公开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采纳的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接受这五项要求的前题下，中共提出了四项保证：
一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主张一出，立即受到全国各界的欢迎。称赞中共的主张，敦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成团结抗日的大会。全国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热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197年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来从延安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因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给他留下颇深印象，因此，他对周恩来来杭相见，极为高兴。
关于苏区改制问题，蒋介石说：“边区可以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但边区的主要行政长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们在国民党中挑选。边区政府的其他副职，均由你们推荐，工作也由你们自己干，国民党不来干涉。目的是为了应付各方，否则我不好办。”稍停又接着说：“几个月之后开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共X党可派代表参加。”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说：“红军可以取消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准备为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
红军具体编为个师、6个旅、1个团及其直属部队，总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边区保安队。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员由我方推荐，国民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派遣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红军改编后，各种薪饷待遇应与中央军相同。红军的防地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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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回救亡图存国共合作
忍辱负重积极备战
197年4—5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这一事件对华北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并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争议。至此，日本数年来对华北煞费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彻底失败。
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合作一样，首先是由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取得联系。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设想，还是在19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
蒋介石在变，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5年8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X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这个《宣言》，虽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但此时在中国国内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却茫然无知。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X党关系”。主席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5年10月下旬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徐海东、刘志丹部会合，在陕北苏区初步稳定下来后。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恢复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
张浩，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年参加中共组织，与林育南、林（林育蓉）是堂兄弟。19年，张浩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详细向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此后，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情况，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中华民族抗日民主运动新潮到来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这些重大变化，主席决定加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方面的联系，以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取得了联系。7月，曾养甫请张子华再赴陕北，送信给周恩来，表示“盼两方面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并口头表示，邓颖超来谈也可以。经过张子华的几次往返沟通，10月15日，张子华从广州带来的曾养甫代表国民党当局答应的四个条件：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相同；三、共X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随后不久，196年1月1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由此加快了双方和谈的步伐。
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主席首先接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了张、杨发来的急电，报告了大致经过，并希望红军派主力开赴延安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互相配合，防备不测。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不久也传到了保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张国焘在主席办公室彻夜开会，对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统观全局，从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否定了杀掉蒋介石的意见。
中共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是国民党实力派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但事变带有军事阴谋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使西安和南京处于公开敌对地位。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将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不久，就收到了苏联方面对于和平处理这一事变的意见，苏联认为张、杨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中共中共做出决定：复电张、杨，赞扬其正义行动。并应张、杨请求，委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在中共与张、杨三方会议时，周恩来从捉蒋或杀蒋的利弊入手分析，讲到蒋介石对抗日的可能态度说：“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放他的机会，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到蒋介石是否会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
谈判即将开始，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二是对决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逐步执行。
宋子文带着这两条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洽商。周恩来及时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和主席汇报请示，主席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西安方面为早日解决问题，同意了蒋的要求。
日上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主席指示，首先提出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X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以冠以抗日或救国字样）；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宋家兄妹告诉周，蒋介石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卧室，蒋介石不免显得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用眼睛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立即回答。
蒋介石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样子。这时，宋家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俯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宋美龄直起身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了三点：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97年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抓住时机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公开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采纳的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接受这五项要求的前题下，中共提出了四项保证：
一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主张一出，立即受到全国各界的欢迎。称赞中共的主张，敦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成团结抗日的大会。全国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热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197年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来从延安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因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给他留下颇深印象，因此，他对周恩来来杭相见，极为高兴。
关于苏区改制问题，蒋介石说：“边区可以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但边区的主要行政长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们在国民党中挑选。边区政府的其他副职，均由你们推荐，工作也由你们自己干，国民党不来干涉。目的是为了应付各方，否则我不好办。”稍停又接着说：“几个月之后开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共X党可派代表参加。”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说：“红军可以取消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准备为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
红军具体编为个师、6个旅、1个团及其直属部队，总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边区保安队。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员由我方推荐，国民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派遣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红军改编后，各种薪饷待遇应与中央军相同。红军的防地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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