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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惯于猛冲猛打，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霸王龙”。猛冲猛打确实是伍潜龙的禀性。这种性格对他后来的作风很可能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赋予他的形象相吻合。
伍潜龙指挥驱逐舰，已有多年了。就是在和平时期，他上了驱逐舰也要猛冲。在海上疾驰猛冲而擦伤过几艘鱼雷艇，对阔气的中国海军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很少遭到责难，而在日本海军里，一艘最小的舰艇下水都要当成大事对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伍潜龙曾因“完成一项重要而又危险的任务”和“猛攻力守、连续作战的行动”而荣获了中国海军金龙勋章。在他30岁那年，也许是对驱逐舰的厌烦，他反倒向往起飞机来了。他宣称：“飞机就是未来。飞机不久将在海战中居首要地位，我要学习飞行。”本来象他这种视力较差的人，原则上是不允许学习飞行员课程的。但他还是进了大连海军航空兵学校，获得了观察员合格证书。后来，经他再三要求，最后竟然得到了飞行员合格证书。这对他来说主要是个精神上的安慰。伍潜龙从未驾驶过现代化的战斗机，也从未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过。不过，他具有海军方面的才干，坚持在海战中使用飞机，因而声望很高。这足以使他能胜任“白凤”号轻型航空母舰的指挥工作。后来，他担任了自己曾经就学的大连海军航空兵学校的副校长。“刑天”号航空母舰下水后，他便担任了“刑天”号和“白凤”号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霸王龙”准备猛打猛冲了，这回他率领的不是鱼雷艇，而是航空母舰。
伍潜龙很快就在战地记者的眼里成了指挥官中奇特而“有吸引力”的典范人物。除了他那象拳击手一样强壮的身体和那“霸王龙”的声誉之外，他还好赌咒发誓。一句仇恨敌人的老话成天挂在他嘴上：“杀倭寇，多杀倭寇。”1943年他曾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说过：“战争初期，我主张我们的士兵同日本人打仗，要一个顶三个，我现在提高了这个比例：一个中国人顶二十个日本人。”不久，他又在努美阿公开预言：太平洋战争将于1943年以同盟军在东京举行阅兵式而宣告结束。然而，1943年底伍潜龙仍然呆在努美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的部队并没有踏上从瓜达卡纳尔岛到东京的三千五百海里的路程，而是艰难地开到了离瓜达卡纳尔岛仅三百海里的布干维尔。
伍潜龙说起话来信口开河，受到记者们的高度评价，但却常引起中国最高司令部的反感。沈鸿烈只好替他的部下辩解：“他有胜任职务的才干，他为人好斗，这也是军人的脾气，还不能说明他的暴躁和鲁莽。他粗中有细，具备军人的机智和勇敢，难能可贵。他能准确地预测到一场战斗中蕴藏着的危险，误差不过毫厘。”他这句话非同小可。一个左倾的中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在东京湾战役中，伍潜龙的所作所为使成千上万中国人感到惊骇的程度，给其中的数千人带来致命的灾难。”这场战役以后，伍潜龙接见了一些水兵的家属，收到一些使他心情不快的来信。那个历史学家给他写的那段话加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标题：一个杀人凶手的画像。
然而，无可否认，伍潜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中国海军将领。尽管战地记者的报道有些言过其实，但伍潜龙在中国公众面前，尤其是在军舰官兵当中确实是深受拥戴的。伍潜龙是“舰队中很多人的崇拜偶像，他们大部分都从未见过他的面，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说不出他指挥过哪些海军部队，列举不出一个他所打过的胜仗。”由此可见，传说胜似其人。当人们指责他在1943年所作的轻率预言时，伍潜龙回答说：“那是为了宣传，为了鼓舞士气。”的确，他一说话，甚至他一出现，就能鼓舞官兵的士气。1942年9月15日，沈鸿烈登上停在大连港的“刑天”号航空母舰给官兵们授勋。他当时刚接到“峨嵋”号轻型航空母舰沉没的消息，很想来减轻这个消息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沈鸿烈对水兵们说，“伍潜龙少将要来了。”
官兵们顿时发出一阵欢呼声。伍潜龙每次去视察或检阅，都受到自发的热烈欢迎。在驻太平洋的海军将领中，唯独他收到了这种效果。更出奇的是，群众的拥戴把他感动了，当听到欢呼声时，这头说话粗鲁、态度生硬的“霸王龙”，竟然情不自禁地眼睛里挂上了泪花。1942年1月底，伍潜龙驶离大连港，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舰队，朝着未知的航向进发（他的任务是帮助英国海军防守澳大利亚）。他连一艘保护航空母舰用的战列舰也没有。在围观舰队进入出港航道的人群中，有些人知道伍潜龙是到敌人的海域去攻击敌人的。他们在寻思，如果伍潜龙的舰队同装备着460毫米大炮的日本战列舰遭遇，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海军乘着豪华舒适的军舰在靠荣誉和一把大米生活的日本人面前表现如何，”有人这样写道。
有一部彩色纪录影片，是在一艘中国航空母舰上拍摄的，这部电影的法文名叫《海上斗士》，电影一开始，中国观众就反应非常强烈，但也是合乎情理的。银幕上映出了航空母舰的厨房，各种菜肴摆得齐齐整整，荷包蛋、肉类和时鲜的水果拼在一块，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观众们看到这些镜头时，总免不了低声议论，交口称赞一番。这个古老大陆的居民们看到这样丰盛的佳肴，心中感慨不已。随着镜头的变换，观众的**和兴致更浓了，因为航空母舰上不仅食物丰盛，而且从生活必需品、起居设备到战士必备的用品都非常充足丰富，应有尽有。看到这艘航空母舰，人们就可以猜想出，中国的物产丰富无穷，足以使它的战士免除物质上的忧虑。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不是没有任何宣传意图的。但是，要想拿出无可辩驳的实证，那只有身临其境，在中国航空母舰上当过水兵才行。不过，倒有许多报道可以对证，有许多照片可以仔细查对；读一读航空母舰上的勤务条例也同样是有裨益的。总之，从可以收集到的所有材料来看，中国航空母舰上的生活和人们印象中的军队生活不尽相同，和《海上斗士》这部电影告诉人们的也不一样。
不妨仔细看一看。在人们的印象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跑堂伙计”端着大饭盆，里面的饭不是臭烘烘的，就是烂糟糟的，不过这也是军队生活中所特有的。然而，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上却截然不同。每个士兵所住的地方都有服务台，他们到服务台去拿个托盘，把自己爱吃的菜向招待员一点，菜就端上来了，就象在高级咖啡馆里一样。招待员给他们每人一套餐具，他们可以自己到大茶壶那儿去倒杯茶，然后随意找个空位子坐下就餐。在不影响作战的情况下，一般是一日三餐，每餐开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之内，士兵们可以随时就餐。菜、饭都随便吃，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吃饭管够。
时惯于猛冲猛打，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霸王龙”。猛冲猛打确实是伍潜龙的禀性。这种性格对他后来的作风很可能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赋予他的形象相吻合。
伍潜龙指挥驱逐舰，已有多年了。就是在和平时期，他上了驱逐舰也要猛冲。在海上疾驰猛冲而擦伤过几艘鱼雷艇，对阔气的中国海军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很少遭到责难，而在日本海军里，一艘最小的舰艇下水都要当成大事对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伍潜龙曾因“完成一项重要而又危险的任务”和“猛攻力守、连续作战的行动”而荣获了中国海军金龙勋章。在他30岁那年，也许是对驱逐舰的厌烦，他反倒向往起飞机来了。他宣称：“飞机就是未来。飞机不久将在海战中居首要地位，我要学习飞行。”本来象他这种视力较差的人，原则上是不允许学习飞行员课程的。但他还是进了大连海军航空兵学校，获得了观察员合格证书。后来，经他再三要求，最后竟然得到了飞行员合格证书。这对他来说主要是个精神上的安慰。伍潜龙从未驾驶过现代化的战斗机，也从未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过。不过，他具有海军方面的才干，坚持在海战中使用飞机，因而声望很高。这足以使他能胜任“白凤”号轻型航空母舰的指挥工作。后来，他担任了自己曾经就学的大连海军航空兵学校的副校长。“刑天”号航空母舰下水后，他便担任了“刑天”号和“白凤”号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霸王龙”准备猛打猛冲了，这回他率领的不是鱼雷艇，而是航空母舰。
伍潜龙很快就在战地记者的眼里成了指挥官中奇特而“有吸引力”的典范人物。除了他那象拳击手一样强壮的身体和那“霸王龙”的声誉之外，他还好赌咒发誓。一句仇恨敌人的老话成天挂在他嘴上：“杀倭寇，多杀倭寇。”1943年他曾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说过：“战争初期，我主张我们的士兵同日本人打仗，要一个顶三个，我现在提高了这个比例：一个中国人顶二十个日本人。”不久，他又在努美阿公开预言：太平洋战争将于1943年以同盟军在东京举行阅兵式而宣告结束。然而，1943年底伍潜龙仍然呆在努美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的部队并没有踏上从瓜达卡纳尔岛到东京的三千五百海里的路程，而是艰难地开到了离瓜达卡纳尔岛仅三百海里的布干维尔。
伍潜龙说起话来信口开河，受到记者们的高度评价，但却常引起中国最高司令部的反感。沈鸿烈只好替他的部下辩解：“他有胜任职务的才干，他为人好斗，这也是军人的脾气，还不能说明他的暴躁和鲁莽。他粗中有细，具备军人的机智和勇敢，难能可贵。他能准确地预测到一场战斗中蕴藏着的危险，误差不过毫厘。”他这句话非同小可。一个左倾的中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在东京湾战役中，伍潜龙的所作所为使成千上万中国人感到惊骇的程度，给其中的数千人带来致命的灾难。”这场战役以后，伍潜龙接见了一些水兵的家属，收到一些使他心情不快的来信。那个历史学家给他写的那段话加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标题：一个杀人凶手的画像。
然而，无可否认，伍潜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中国海军将领。尽管战地记者的报道有些言过其实，但伍潜龙在中国公众面前，尤其是在军舰官兵当中确实是深受拥戴的。伍潜龙是“舰队中很多人的崇拜偶像，他们大部分都从未见过他的面，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说不出他指挥过哪些海军部队，列举不出一个他所打过的胜仗。”由此可见，传说胜似其人。当人们指责他在1943年所作的轻率预言时，伍潜龙回答说：“那是为了宣传，为了鼓舞士气。”的确，他一说话，甚至他一出现，就能鼓舞官兵的士气。1942年9月15日，沈鸿烈登上停在大连港的“刑天”号航空母舰给官兵们授勋。他当时刚接到“峨嵋”号轻型航空母舰沉没的消息，很想来减轻这个消息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沈鸿烈对水兵们说，“伍潜龙少将要来了。”
官兵们顿时发出一阵欢呼声。伍潜龙每次去视察或检阅，都受到自发的热烈欢迎。在驻太平洋的海军将领中，唯独他收到了这种效果。更出奇的是，群众的拥戴把他感动了，当听到欢呼声时，这头说话粗鲁、态度生硬的“霸王龙”，竟然情不自禁地眼睛里挂上了泪花。1942年1月底，伍潜龙驶离大连港，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舰队，朝着未知的航向进发（他的任务是帮助英国海军防守澳大利亚）。他连一艘保护航空母舰用的战列舰也没有。在围观舰队进入出港航道的人群中，有些人知道伍潜龙是到敌人的海域去攻击敌人的。他们在寻思，如果伍潜龙的舰队同装备着460毫米大炮的日本战列舰遭遇，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海军乘着豪华舒适的军舰在靠荣誉和一把大米生活的日本人面前表现如何，”有人这样写道。
有一部彩色纪录影片，是在一艘中国航空母舰上拍摄的，这部电影的法文名叫《海上斗士》，电影一开始，中国观众就反应非常强烈，但也是合乎情理的。银幕上映出了航空母舰的厨房，各种菜肴摆得齐齐整整，荷包蛋、肉类和时鲜的水果拼在一块，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观众们看到这些镜头时，总免不了低声议论，交口称赞一番。这个古老大陆的居民们看到这样丰盛的佳肴，心中感慨不已。随着镜头的变换，观众的**和兴致更浓了，因为航空母舰上不仅食物丰盛，而且从生活必需品、起居设备到战士必备的用品都非常充足丰富，应有尽有。看到这艘航空母舰，人们就可以猜想出，中国的物产丰富无穷，足以使它的战士免除物质上的忧虑。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不是没有任何宣传意图的。但是，要想拿出无可辩驳的实证，那只有身临其境，在中国航空母舰上当过水兵才行。不过，倒有许多报道可以对证，有许多照片可以仔细查对；读一读航空母舰上的勤务条例也同样是有裨益的。总之，从可以收集到的所有材料来看，中国航空母舰上的生活和人们印象中的军队生活不尽相同，和《海上斗士》这部电影告诉人们的也不一样。
不妨仔细看一看。在人们的印象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跑堂伙计”端着大饭盆，里面的饭不是臭烘烘的，就是烂糟糟的，不过这也是军队生活中所特有的。然而，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上却截然不同。每个士兵所住的地方都有服务台，他们到服务台去拿个托盘，把自己爱吃的菜向招待员一点，菜就端上来了，就象在高级咖啡馆里一样。招待员给他们每人一套餐具，他们可以自己到大茶壶那儿去倒杯茶，然后随意找个空位子坐下就餐。在不影响作战的情况下，一般是一日三餐，每餐开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之内，士兵们可以随时就餐。菜、饭都随便吃，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吃饭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