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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懂天文的馆长早已经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只能解释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很快，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
其实在“大清洗”之下，他还是算运气好的，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无奈之下，馆长只好开着汽车寻找下一位。说来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个时候已经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难道一个60多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
还没等门铃响完，这位天文学家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从共有党员的人生态度上讲，很可是很不时髦的。
倒霉的天文馆长足足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小小的一幕说明，在苏联这样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西伯利亚，“斯大林防线”。
“你带着手枪吗？鲍尔沙克？”
在炮兵指挥所里，旅长对鲍尔沙克上尉说道。
鲍尔沙克上尉把手枪交了出来，他有些惊慌地看着周围，——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了他的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他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大声叫道：“你被捕了！”
鲍尔沙克上尉象从头顶到脚底被浇了一盆冰水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他却得到了回答。
反间谍人员结束了对他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记录他的政治思想的本子。看到他仍然一脸无辜的站在那里，这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他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他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鲍尔沙克。回来。”
鲍尔沙克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
他其实对旅长了解很少，因为旅长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他作过普通的谈话。旅长的脸对他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形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己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他从暴风雪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所有的人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鲍尔沙克上尉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立即明白，他是因为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他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旅长本可就此而止，但是他没有。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鲍尔沙克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他伸出手来，在噤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旅长握着他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祝您——好运——上尉！”
鲍尔沙克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上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在押送鲍尔沙克上尉的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经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鲍尔沙克，并请他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他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他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
禁闭室仅有一个人身高的长度，而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鲍尔沙克正好是第四个人。他们把他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他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鲍尔沙克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他那个上尉还当得很是自信，现时却在这小屋地下挨挤。一想到这里，他就愈发感到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他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了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ERSH”（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鲍尔沙克已有所熏染，于是我他憨直地故作惊讶：“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他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他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ERSH”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正懂天文的馆长早已经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只能解释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很快，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
其实在“大清洗”之下，他还是算运气好的，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无奈之下，馆长只好开着汽车寻找下一位。说来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个时候已经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难道一个60多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
还没等门铃响完，这位天文学家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从共有党员的人生态度上讲，很可是很不时髦的。
倒霉的天文馆长足足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小小的一幕说明，在苏联这样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西伯利亚，“斯大林防线”。
“你带着手枪吗？鲍尔沙克？”
在炮兵指挥所里，旅长对鲍尔沙克上尉说道。
鲍尔沙克上尉把手枪交了出来，他有些惊慌地看着周围，——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了他的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他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大声叫道：“你被捕了！”
鲍尔沙克上尉象从头顶到脚底被浇了一盆冰水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他却得到了回答。
反间谍人员结束了对他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记录他的政治思想的本子。看到他仍然一脸无辜的站在那里，这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他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他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鲍尔沙克。回来。”
鲍尔沙克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
他其实对旅长了解很少，因为旅长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他作过普通的谈话。旅长的脸对他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形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己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他从暴风雪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所有的人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鲍尔沙克上尉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立即明白，他是因为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他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旅长本可就此而止，但是他没有。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鲍尔沙克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他伸出手来，在噤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旅长握着他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祝您——好运——上尉！”
鲍尔沙克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上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在押送鲍尔沙克上尉的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经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鲍尔沙克，并请他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他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他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
禁闭室仅有一个人身高的长度，而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鲍尔沙克正好是第四个人。他们把他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他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鲍尔沙克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他那个上尉还当得很是自信，现时却在这小屋地下挨挤。一想到这里，他就愈发感到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他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了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ERSH”（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鲍尔沙克已有所熏染，于是我他憨直地故作惊讶：“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他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他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ERSH”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