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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涌而入。”
“几千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象‘大观园’一样的公馆的各个角落。于是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学生各处搜寻曹汝霖，不见踪影。忽而搜得一个穿着文官礼服的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便是曹汝霖！’（实际是章宗祥），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学生打曹汝霖的头，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头；打曹的脚，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脚，他这样拼命保护曹贼，挨了许多的打，却始终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啊！’大家虽然也痛恨日本人，但害怕闹出国际交涉来，于是把曹汝霖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本人把他护送逃去了。等一会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于；对那位姨太太则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学生们也把它捣毁了。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二十余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记得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同学快跑去买盒火柴，大家都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而关于火烧赵家楼的情形，不同版本的说法也很多。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
“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了这个狗杂种’的念头。”
“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这是从何说起？），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
“某人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某人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而高师的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一位高师学生说：“我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高师同学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北大学生会某队长所发现，阻止说：‘这样绝不可以！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该学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对于火烧赵家楼的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北大的学运领袖也罢，高师的学运领袖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最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这场运动其实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纵火焚烧曹宅持有异议的，当时便大有人在，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放火）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
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国各地。
“这件事可怪之处颇多。”在南宁的杨朔铭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报告后，立刻便觉察出了其中的诡异之处。
听到杨朔铭这样说，坐在他对面的陈乾声也是一脸凝重的点了点头。
“伤亡情况怎么样？”杨朔铭皱了皱眉头，向前来报告的龙永华问道。
“尚未有死亡报导。在曹府内被打者为驻日公使章宗祥，因其当时身着外交官礼服，因此被误认为是曹汝霖，因而被打，受伤甚重，幸当时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场，奋力救护，才没有弄出人命。”龙永华答道，“等到军警正式捕人时，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已经筋疲力尽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剩下少数维持秩序、零星掉队或围观的，在警察包围下就擒。被捕学生共计32名，其中北大20名、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名。”
“抓他们有什么用？这些学生又不是纵火打人者。”陈乾声摇了摇头，恨声道，“真是混蛋啊！”
“外界喧传学生被执者有数百人之多。当晚７时，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传遍九城内外，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紧急商议营救策略，因有传说被捕学生将被‘军法从事’。其中北大三院的集会气氛最为紧张，所幸蔡元培校长出席讲话，对学生的爱国动机表示同情，又向当局指明，为军警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昨夕，已有人为之向警厅取释，以免再激动群情……”
听了龙永华的回答，杨朔铭默默地点了点头，而此时他的心里，却远非表面上那样平静。
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的那场本该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以另外一种差不多的形式，发生在了1920年的6月4日！
“曹总长怎么样了？”傅孝信问道。
“曹总长在学生破门而入前，便从后门离开，未同学生照面。听闻曹总长的父亲和夫人有些受了惊吓。曹府被烧毁了一大半，现已不能居住，黎大总统正安排曹家全家转到团城居住压惊。”龙永华答道。
“他这一次的亏吃得可是够大的。”坐在一旁的闽南镇守使傅鸿儒冷笑了一声，说道。
“据说曹总长当时听到学生在院外喊叫时，并不在意，时警察署吴炳湘总监在座，令署多派警员前来卫护，曹总长还说‘几个小孩子，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谁也没想到学生会纵火烧宅。”
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涌而入。”
“几千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象‘大观园’一样的公馆的各个角落。于是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学生各处搜寻曹汝霖，不见踪影。忽而搜得一个穿着文官礼服的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便是曹汝霖！’（实际是章宗祥），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学生打曹汝霖的头，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头；打曹的脚，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脚，他这样拼命保护曹贼，挨了许多的打，却始终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啊！’大家虽然也痛恨日本人，但害怕闹出国际交涉来，于是把曹汝霖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本人把他护送逃去了。等一会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于；对那位姨太太则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学生们也把它捣毁了。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二十余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记得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同学快跑去买盒火柴，大家都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而关于火烧赵家楼的情形，不同版本的说法也很多。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
“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了这个狗杂种’的念头。”
“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这是从何说起？），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
“某人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某人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而高师的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一位高师学生说：“我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高师同学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北大学生会某队长所发现，阻止说：‘这样绝不可以！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该学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对于火烧赵家楼的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北大的学运领袖也罢，高师的学运领袖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最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这场运动其实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纵火焚烧曹宅持有异议的，当时便大有人在，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放火）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
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国各地。
“这件事可怪之处颇多。”在南宁的杨朔铭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报告后，立刻便觉察出了其中的诡异之处。
听到杨朔铭这样说，坐在他对面的陈乾声也是一脸凝重的点了点头。
“伤亡情况怎么样？”杨朔铭皱了皱眉头，向前来报告的龙永华问道。
“尚未有死亡报导。在曹府内被打者为驻日公使章宗祥，因其当时身着外交官礼服，因此被误认为是曹汝霖，因而被打，受伤甚重，幸当时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场，奋力救护，才没有弄出人命。”龙永华答道，“等到军警正式捕人时，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已经筋疲力尽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剩下少数维持秩序、零星掉队或围观的，在警察包围下就擒。被捕学生共计32名，其中北大20名、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名。”
“抓他们有什么用？这些学生又不是纵火打人者。”陈乾声摇了摇头，恨声道，“真是混蛋啊！”
“外界喧传学生被执者有数百人之多。当晚７时，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传遍九城内外，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紧急商议营救策略，因有传说被捕学生将被‘军法从事’。其中北大三院的集会气氛最为紧张，所幸蔡元培校长出席讲话，对学生的爱国动机表示同情，又向当局指明，为军警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昨夕，已有人为之向警厅取释，以免再激动群情……”
听了龙永华的回答，杨朔铭默默地点了点头，而此时他的心里，却远非表面上那样平静。
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的那场本该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以另外一种差不多的形式，发生在了1920年的6月4日！
“曹总长怎么样了？”傅孝信问道。
“曹总长在学生破门而入前，便从后门离开，未同学生照面。听闻曹总长的父亲和夫人有些受了惊吓。曹府被烧毁了一大半，现已不能居住，黎大总统正安排曹家全家转到团城居住压惊。”龙永华答道。
“他这一次的亏吃得可是够大的。”坐在一旁的闽南镇守使傅鸿儒冷笑了一声，说道。
“据说曹总长当时听到学生在院外喊叫时，并不在意，时警察署吴炳湘总监在座，令署多派警员前来卫护，曹总长还说‘几个小孩子，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谁也没想到学生会纵火烧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