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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同意为反对之后，司礼监的权力缩减了许多。
以往内廷和外朝相争时，以拖延或是拒绝批红为手段牵制外朝的方式，显然是失效了。
一直同都知监争夺主导宫内事务大权的司礼监，在宫内的权力斗争上居于下风了。
对于都知监压到自己头上，司礼监不少首领太监感到有些吃味，但是二十四衙门改制之后，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司礼监想要保住传统地位显然很困难了。
内廷权力的缩减，最直观的就是，崇祯面前的卷宗需要进行批示的已经不多了，大多数只是给皇帝了解下内阁的处置方式而已。
朱由检翻阅的非常快速，到了卷宗底部，才发觉是一叠文章。他稍稍扫视了几眼，原来是他要求翰林院及大明时报命题写的文章。
对于夫子所说的仁义，究竟能达到社会那个阶层。大多数人都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由”，认为仁义只能施于百姓身上。
少部分人则更为极端的表示，君王及士大夫的仁义只能施于士大夫身上，连普通百姓都没有资格享受夫子的仁义。
十多篇文章中，认为官奴婢同样应该得到仁义的恩惠的，只有两篇。
一篇从夫子的仁心出发，认为夫子心中的仁义并无区别对待百姓和君王，因此仁义应当及于官奴婢身上。
一篇则是从官奴婢本质上也是人出发，认为百姓、士大夫、官奴婢虽然身份各有不同，但是就根本上来说，大家都是没有区别的人。因此仁义能施加于士大夫、百姓身上，就能施加于官奴婢身上。
前者是翰林院的孙之獬所写，他虽然论证了仁义能够及于官奴婢身上，但是还没有脱离这个时代的社会道德标准。
即仁义施加不施加，施加于谁身上，取决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和承受者的身份无关。虽然这篇文章附和了崇祯的要求，但是却无法惊动大明这潭死水。
而后者是大明时报的主笔柳敬亭所写，看起来西山煤矿一行，带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因此行文之中，一种悲愤的情绪扑面而来。和孙之獬引经据典，文辞华丽不同。柳敬亭的文章用的是市井俚语一般的白话文，基本没有什么典故，但是却富有感情，就像是他说书一样。
这篇文章才正是崇祯想要的文章，脱离了一切社会身份，只是单纯的讨论人的本质，这正是人文主义的精髓。
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这正是过去300年来，欧洲摆脱了愚昧的黑暗中世纪，跨入了近代社会的开始。
如果崇祯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欧洲近代思想启蒙的开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旨。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埋葬封建秩序的资本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成长了起来，构建近现代科学体系的理性思维方式开始在西方成为主流。
和欧洲建立在愚昧的神学基础上的封建秩序不同，构建在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中国封建秩序，显得更为完善而不可摧毁。
虽然大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各商业城市，但是中国的文人并没有找到，打碎这座修建了2000多年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房子的有力武器。
王阳明试图改良儒学，提倡知行合一的心学，但是最后心学却依然没有逃脱儒家的伦理秩序。
至于其他人，祝允明行事“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徐渭则说：“自君四海、 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李贽则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这些明代文人的思想同文艺复兴的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为耀眼。
但是同愚笨而无知的罗马教廷相比，这些明代文人所遇到的敌人实在是太过于强大和聪慧了。
王承恩小心的的观察着，崇祯看这些文章的表情。看完文章之后，朱由检想了许久才说道。
“这几篇说仁义只能给予士大夫的文章先发出去，一天发一篇，然后组织人员对每一篇文章进行批判。并欢迎各地的读者来信发表意见。
气氛培养起来之后，再把这几篇仁义能给予百姓的也发出去，让大家进行讨论。
接着是孙之獬这篇…”（未完待续）
。由于改同意为反对之后，司礼监的权力缩减了许多。
以往内廷和外朝相争时，以拖延或是拒绝批红为手段牵制外朝的方式，显然是失效了。
一直同都知监争夺主导宫内事务大权的司礼监，在宫内的权力斗争上居于下风了。
对于都知监压到自己头上，司礼监不少首领太监感到有些吃味，但是二十四衙门改制之后，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司礼监想要保住传统地位显然很困难了。
内廷权力的缩减，最直观的就是，崇祯面前的卷宗需要进行批示的已经不多了，大多数只是给皇帝了解下内阁的处置方式而已。
朱由检翻阅的非常快速，到了卷宗底部，才发觉是一叠文章。他稍稍扫视了几眼，原来是他要求翰林院及大明时报命题写的文章。
对于夫子所说的仁义，究竟能达到社会那个阶层。大多数人都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由”，认为仁义只能施于百姓身上。
少部分人则更为极端的表示，君王及士大夫的仁义只能施于士大夫身上，连普通百姓都没有资格享受夫子的仁义。
十多篇文章中，认为官奴婢同样应该得到仁义的恩惠的，只有两篇。
一篇从夫子的仁心出发，认为夫子心中的仁义并无区别对待百姓和君王，因此仁义应当及于官奴婢身上。
一篇则是从官奴婢本质上也是人出发，认为百姓、士大夫、官奴婢虽然身份各有不同，但是就根本上来说，大家都是没有区别的人。因此仁义能施加于士大夫、百姓身上，就能施加于官奴婢身上。
前者是翰林院的孙之獬所写，他虽然论证了仁义能够及于官奴婢身上，但是还没有脱离这个时代的社会道德标准。
即仁义施加不施加，施加于谁身上，取决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和承受者的身份无关。虽然这篇文章附和了崇祯的要求，但是却无法惊动大明这潭死水。
而后者是大明时报的主笔柳敬亭所写，看起来西山煤矿一行，带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因此行文之中，一种悲愤的情绪扑面而来。和孙之獬引经据典，文辞华丽不同。柳敬亭的文章用的是市井俚语一般的白话文，基本没有什么典故，但是却富有感情，就像是他说书一样。
这篇文章才正是崇祯想要的文章，脱离了一切社会身份，只是单纯的讨论人的本质，这正是人文主义的精髓。
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这正是过去300年来，欧洲摆脱了愚昧的黑暗中世纪，跨入了近代社会的开始。
如果崇祯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欧洲近代思想启蒙的开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旨。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埋葬封建秩序的资本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成长了起来，构建近现代科学体系的理性思维方式开始在西方成为主流。
和欧洲建立在愚昧的神学基础上的封建秩序不同，构建在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中国封建秩序，显得更为完善而不可摧毁。
虽然大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各商业城市，但是中国的文人并没有找到，打碎这座修建了2000多年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房子的有力武器。
王阳明试图改良儒学，提倡知行合一的心学，但是最后心学却依然没有逃脱儒家的伦理秩序。
至于其他人，祝允明行事“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徐渭则说：“自君四海、 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李贽则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这些明代文人的思想同文艺复兴的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为耀眼。
但是同愚笨而无知的罗马教廷相比，这些明代文人所遇到的敌人实在是太过于强大和聪慧了。
王承恩小心的的观察着，崇祯看这些文章的表情。看完文章之后，朱由检想了许久才说道。
“这几篇说仁义只能给予士大夫的文章先发出去，一天发一篇，然后组织人员对每一篇文章进行批判。并欢迎各地的读者来信发表意见。
气氛培养起来之后，再把这几篇仁义能给予百姓的也发出去，让大家进行讨论。
接着是孙之獬这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