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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第二次会谈如约在七月九日举行,双方的参加人员未变。其主要对话如下:   奕劻:“望贵我两国进行协商,迅速结束此事。然而,目前两国派出众多兵员,一则使各国产生种种疑虑,难免会有来自他国的多方干涉;二则恐两国军队发生意外冲突,遂有破坏两国友好之悬念,故贵我两国谈判前互将兵员撤回,乃当务之急。”   孙毓汶:“顷接朝乱已平之报告,故两国兵员已无驻扎之必要。两国先将兵员撤回,然后再协商善后之策。盖两国撤兵乃执行《天津条约》之明文也。”   小村,“朝鲜目下安宁,然明日难期.一旦两国搬兵,乱必再起。故我政府力求两国充分协议,以绝乱源。谈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亦为实现日后不再出兵之切望也。”   孙毓汶:“贵我两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而出兵,业已平安朝乱。今国王既请求撤兵,责我两国亦应遵照《天津条约》之明文,约定日期共同撤兵,是乃恰当之处置。”   小村:“在事情未定之时,我兵员决不撤回。”   孙毓汶:“目前两国出兵朝鲜,引起各国种种猜测,以至试图干涉之。为消除此患,惟有速撤两国之兵。况且撤兵之举,井非不再谈判。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后两国就劝告国王改革内政事进行协商。”   小村:“如此,为免于误解,本官可将贵王大臣意见之要点重复如下,现今朝鲜内乱业已平定,根据《天津条约》之明文,日清两国所派兵员应各自撤回。且两国驻兵朝鲜,亦有引起他国出兵之虑。因此,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   徐用仪:“如是,无误。”   奕劻:“接到贵政府对我政府意见之回电后,望速报知。”

    在这两次会谈中,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转变立场的,其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   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内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其中,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还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到此终于落空。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对俄国的干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军事上仍不积极准备。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仍不积极进行部署.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七月初,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在此以前,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不久,汉城即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鸟圭介听说后,异常惊慌,准备制止,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及到七月十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

    七月十五日,即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十六日,中枢诸王大臣会议。会议间,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会后,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

    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在朝廷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此时,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縻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倘该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约,诚国家福.设仍相抗,即以一战,挫其凶锋。”礼部右侍郎志悦亦上疏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扰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井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全凭口舌折冲,虽俄,英各使逞辩苏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翰林院修撰张謇则上书翁同龢,为“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的情况担忧,提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这些议论,多是批评前此已失机宜,应为亡羊补牢之计,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

    那末,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事实上,此时,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绕一,除翁同龢、李鸿藻外,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并无主战的决心。

    如此首鼠两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甲午之战中,如何不败?

    何绍明狠狠地将手中的电文揉做一团,而后猛力地掷了出去,纸团划过抛物线,而后落入院中的水缸内,激起一片水花。心中暗暗念道:“这次,不一样了!”

    (今日爆发完毕,明日同一时间,继续爆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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