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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匆匆离开柏林,是被叶子农“赶走”的,带着叶子农的托付返回北京。他在飞机上一刻没睡,一路都在考虑怎么办好“传话”这事。飞机是午夜时分抵达北京的,老九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市区,还是住在上次方迪给他预订的那家宝丽宫大酒店,就在方迪的新房社区附近,是一家中档酒店,等他办好人住手续进人自己的房间,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
此时正是纽约的下午时间。
老九顾不上其他,先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
老九说:“我到北京了。”
妻子说:“哦。”
老九说:“你现在跟我说,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妻子说:“家里没事啊,都好好的。”
老九说:“我知道,就是让你这么说,你说就是了。”
妻子担心地问:“为什么?你出事了?”
老九说:“我没事,也好好的。让你说你就说,等我到了家再跟你解释现在一两句话说不明白。好了,你开始说。”
妻子迟疑了片刻,说:“好吧。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老九问:“出什么事了?”
妻子不悦地说:“我怎么知道”
老九说:“你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于是妻子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老九说:“哦哦,我知道了,等天一亮我就订机票,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去。”
妻子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九说:“没事,你一说就真了,我需要这个事实,也不一定就能用上。”
打完电话,他洗把脸就睡了。连着几天没休息好,这一睡就由不得自己了,一觉醒来都快中午了,马上找出方迪的传呼机号码打电话联系。
一会儿,方迪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老九说:“我回来了,昨天晚上到的,降落时间太晚就没通知你。”
方迪说:“这么快呀,事情顺利吗?”
老九说:“中午吃个饭吧,见面再谈。”
方迪说:“我在车床加工厂,跟雷师傅谈完事我就过去。在哪儿见面”
老九看了看表,说:“11点半,我在宝丽宫酒店餐厅等你。”
方迪说:“1点半,好的。”
放下电话,老九刷牙洗脸,刮了刮胡子,就等时间了,趁这点时间他把反复想过的东西再过一遍脑子。他站在窗,俯看着外面的马路、行人、车辆……静静地凝神。叶子农托付他的这件事仅仅是传个话而已,太简单了,简单到无可推托。但是……但是……叶子农去巴黎真是一个正确选择吗?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他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办成;既不能办成,又要给叶子农有个交代;说到底就是既要转达叶子农的委托意图,又要阻止这个意图的结果发生……这就不简单了。他想到了方迪,方迪熟悉本土风俗文化,脑子反应快,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他也知道方迪一向不喜欢多事,又有敏感的家庭背景,这可不是上次当个临时翻译那么简单,一旦方迪拒绝,会都很难堪。
老九是真头疼了。
将近11点半,老九把旅行包里的钱、护照等重要东西带在身上,下楼去了餐厅,这时餐厅才刚开始营业,还没到就餐的高峰时间,主餐厅里的人很少。老九选了一张靠西墙的小桌子坐下,等方迪。服务员拿来菜谱,他告诉服务员等朋友来了再;存菜。
很快,方迪到了,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车钥匙。
老九起身招呼道:“坐。”
方迪坐下,把包贴墙放到桌上,说“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得几天呢。”
老九说:“被子农赶走的,他也是怕我惹上麻烦。”
方迪说:“机器连杆原来的设计是钢套定位,试了一下效果不太好,容易漏油,金属噪音也大,雷师傅准备改成轨道式的,用轴承和轨道定位。”
老九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方迪接着说:“昨天接到通知,老九禅面的商标不能注册,老九已经被人注册了,禅字涉及宗教,早就被佛教组织注册了。”
老九问:“那咋办”
方迪说:“代理都查过了,九哥老九都被注册了。我想来想去,九哥的本名叫慕容久,久跟九是同音,禅面就是悟的过程,是否可以用久悟?还有,单一个面字我觉得太宽泛了,是否直接用杠子面?叫久悟杠子面?”
老九想了一下,说:“好,就叫久悟杠子面。”
方迪说:“九哥,你连商标的事都不着急?”
老九说:“我着急有啥用?这边有你呢,我也不用着急。说真的,我脑子里一点没想筹建公司的事,那个现在不当紧。”
老九把这趟去柏林的情况详细跟方迪讲了一遍,其间服务员把酒菜陆续上来了。方迪也不插话,就静静地听,偶尔喝一饮料。
介绍完情况,老九把一张字条递给方迪,说:“这是我让子农写的,笔记寄过来大概要走1多天,你拿上这个条子去找黄主任取邮包。”
方迪接过字条看了看,上写:黄大妈,见此条请把邮包转交给方迪女士,谢谢。下面是叶子农的落款和日期,还有叶子农所在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和黄主任的名字、电话。
方迪收起字条,说:“张志诚这个位置的人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求的,叶先生也是饿死不求人的主儿,两人又是一面之交,叶先生这个嘴张得不容易啊。”
老九说:“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还是像囚禁一样把他关起来”
方迪没吭声。
老九喝了一啤酒,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传话简单,可传成啥样就不简单了。九哥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脑子也笨,哪是办这种事的料啊。”方迪听着,已经感觉到老九要表达的意思了,等着老九继续往下说,而老九却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方迪等了一会儿,说:“九哥,你能在这儿为难就不错了,叶先生要真鼓起勇气给张志诚打电话,你现在连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表态,这让老九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老九说?“昨天夜里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你嫂子跟我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赶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
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讲这些,说:“九哥,说事。”
老九喝了一啤酒,长吁气,说:“子农说他只能没脸没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这次也是不要脸了,我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传话的事就转托你方迪了。”
说着,老九将写有张志诚地址和电话的字条交给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这张字条,收起,说:“九哥吩咐的事,我照办就是。”老九叮嘱说:“办好,一定要办好。”
方迪说?“张志诚愿不愿意帮忙?能不能帮?他求助的上级或部门是什么态度?法国官方又什么态度?这都是未知数,即使叶先生直接打电话,办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叶先生也就不存在没脸没皮这回事了。”
老九说?“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着,我这就去服务台问机票,到纽约的班机不少,赶上哪班算哪班,赶早不赶晚。”
方迪点点头说?“好的。”
老九说?“传个话不是啥复杂的事,不能久拖。”
方迪说?“我知道,晚上我准备一下,争取明天就办。如果张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见,那就不是咱们的责任了。”
老九放心了,去酒店总服务台问机票。
方迪驱车提前两个小时把老九送到机场,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燦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驾车来到张志诚的工作单位。尽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门的女人永远是一丝不苟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丽动人而气质出众的。她把车停在大门的一侧,走到警卫室窗。
方迪说:“我找张主任。”
值班员闻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气,皱了一下眉头:问:“哪个张主任”
方迪回答:“张志诚。”
值班员问:“有预约吗”
方迪回答:“来之前我给张主任打过电话,您可以核实一下。”
值班员到里面打了个电话,回来说:“证件:登记一下。”
方迪拿出身份证递过去:值班员很仔细地检查、验证,然后记在登记簿上,写完让方迪签字,把证件还给方迪,给了方迪一张准人证。
值班员说:“进门照直走:到那栋三层办公楼有人领你进去。”
方迪把车开到纵深的三层办公楼前停下:刚下车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迎上来。工作人员问:“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准人证,说:“我是方迪。”
工作人员说:“请跟我来。”
到了张志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先是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的人说“进来”才推开门进去,说:“张主任,方迪小姐到了。”
张志诚正伏在桌上办公,抬头说:“请她进来。”
工作人员对方迪说:“请吧。”说完关上门离开了。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方迪坐下。
张志诚说:“说吧。”
方迪把叶子农委托老九、老九因为家里有事又... -->>
老九匆匆离开柏林,是被叶子农“赶走”的,带着叶子农的托付返回北京。他在飞机上一刻没睡,一路都在考虑怎么办好“传话”这事。飞机是午夜时分抵达北京的,老九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市区,还是住在上次方迪给他预订的那家宝丽宫大酒店,就在方迪的新房社区附近,是一家中档酒店,等他办好人住手续进人自己的房间,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
此时正是纽约的下午时间。
老九顾不上其他,先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
老九说:“我到北京了。”
妻子说:“哦。”
老九说:“你现在跟我说,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妻子说:“家里没事啊,都好好的。”
老九说:“我知道,就是让你这么说,你说就是了。”
妻子担心地问:“为什么?你出事了?”
老九说:“我没事,也好好的。让你说你就说,等我到了家再跟你解释现在一两句话说不明白。好了,你开始说。”
妻子迟疑了片刻,说:“好吧。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老九问:“出什么事了?”
妻子不悦地说:“我怎么知道”
老九说:“你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于是妻子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老九说:“哦哦,我知道了,等天一亮我就订机票,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去。”
妻子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九说:“没事,你一说就真了,我需要这个事实,也不一定就能用上。”
打完电话,他洗把脸就睡了。连着几天没休息好,这一睡就由不得自己了,一觉醒来都快中午了,马上找出方迪的传呼机号码打电话联系。
一会儿,方迪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老九说:“我回来了,昨天晚上到的,降落时间太晚就没通知你。”
方迪说:“这么快呀,事情顺利吗?”
老九说:“中午吃个饭吧,见面再谈。”
方迪说:“我在车床加工厂,跟雷师傅谈完事我就过去。在哪儿见面”
老九看了看表,说:“11点半,我在宝丽宫酒店餐厅等你。”
方迪说:“1点半,好的。”
放下电话,老九刷牙洗脸,刮了刮胡子,就等时间了,趁这点时间他把反复想过的东西再过一遍脑子。他站在窗,俯看着外面的马路、行人、车辆……静静地凝神。叶子农托付他的这件事仅仅是传个话而已,太简单了,简单到无可推托。但是……但是……叶子农去巴黎真是一个正确选择吗?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他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办成;既不能办成,又要给叶子农有个交代;说到底就是既要转达叶子农的委托意图,又要阻止这个意图的结果发生……这就不简单了。他想到了方迪,方迪熟悉本土风俗文化,脑子反应快,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他也知道方迪一向不喜欢多事,又有敏感的家庭背景,这可不是上次当个临时翻译那么简单,一旦方迪拒绝,会都很难堪。
老九是真头疼了。
将近11点半,老九把旅行包里的钱、护照等重要东西带在身上,下楼去了餐厅,这时餐厅才刚开始营业,还没到就餐的高峰时间,主餐厅里的人很少。老九选了一张靠西墙的小桌子坐下,等方迪。服务员拿来菜谱,他告诉服务员等朋友来了再;存菜。
很快,方迪到了,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车钥匙。
老九起身招呼道:“坐。”
方迪坐下,把包贴墙放到桌上,说“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得几天呢。”
老九说:“被子农赶走的,他也是怕我惹上麻烦。”
方迪说:“机器连杆原来的设计是钢套定位,试了一下效果不太好,容易漏油,金属噪音也大,雷师傅准备改成轨道式的,用轴承和轨道定位。”
老九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方迪接着说:“昨天接到通知,老九禅面的商标不能注册,老九已经被人注册了,禅字涉及宗教,早就被佛教组织注册了。”
老九问:“那咋办”
方迪说:“代理都查过了,九哥老九都被注册了。我想来想去,九哥的本名叫慕容久,久跟九是同音,禅面就是悟的过程,是否可以用久悟?还有,单一个面字我觉得太宽泛了,是否直接用杠子面?叫久悟杠子面?”
老九想了一下,说:“好,就叫久悟杠子面。”
方迪说:“九哥,你连商标的事都不着急?”
老九说:“我着急有啥用?这边有你呢,我也不用着急。说真的,我脑子里一点没想筹建公司的事,那个现在不当紧。”
老九把这趟去柏林的情况详细跟方迪讲了一遍,其间服务员把酒菜陆续上来了。方迪也不插话,就静静地听,偶尔喝一饮料。
介绍完情况,老九把一张字条递给方迪,说:“这是我让子农写的,笔记寄过来大概要走1多天,你拿上这个条子去找黄主任取邮包。”
方迪接过字条看了看,上写:黄大妈,见此条请把邮包转交给方迪女士,谢谢。下面是叶子农的落款和日期,还有叶子农所在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和黄主任的名字、电话。
方迪收起字条,说:“张志诚这个位置的人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求的,叶先生也是饿死不求人的主儿,两人又是一面之交,叶先生这个嘴张得不容易啊。”
老九说:“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还是像囚禁一样把他关起来”
方迪没吭声。
老九喝了一啤酒,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传话简单,可传成啥样就不简单了。九哥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脑子也笨,哪是办这种事的料啊。”方迪听着,已经感觉到老九要表达的意思了,等着老九继续往下说,而老九却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方迪等了一会儿,说:“九哥,你能在这儿为难就不错了,叶先生要真鼓起勇气给张志诚打电话,你现在连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表态,这让老九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老九说?“昨天夜里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你嫂子跟我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赶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
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讲这些,说:“九哥,说事。”
老九喝了一啤酒,长吁气,说:“子农说他只能没脸没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这次也是不要脸了,我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传话的事就转托你方迪了。”
说着,老九将写有张志诚地址和电话的字条交给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这张字条,收起,说:“九哥吩咐的事,我照办就是。”老九叮嘱说:“办好,一定要办好。”
方迪说?“张志诚愿不愿意帮忙?能不能帮?他求助的上级或部门是什么态度?法国官方又什么态度?这都是未知数,即使叶先生直接打电话,办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叶先生也就不存在没脸没皮这回事了。”
老九说?“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着,我这就去服务台问机票,到纽约的班机不少,赶上哪班算哪班,赶早不赶晚。”
方迪点点头说?“好的。”
老九说?“传个话不是啥复杂的事,不能久拖。”
方迪说?“我知道,晚上我准备一下,争取明天就办。如果张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见,那就不是咱们的责任了。”
老九放心了,去酒店总服务台问机票。
方迪驱车提前两个小时把老九送到机场,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燦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驾车来到张志诚的工作单位。尽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门的女人永远是一丝不苟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丽动人而气质出众的。她把车停在大门的一侧,走到警卫室窗。
方迪说:“我找张主任。”
值班员闻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气,皱了一下眉头:问:“哪个张主任”
方迪回答:“张志诚。”
值班员问:“有预约吗”
方迪回答:“来之前我给张主任打过电话,您可以核实一下。”
值班员到里面打了个电话,回来说:“证件:登记一下。”
方迪拿出身份证递过去:值班员很仔细地检查、验证,然后记在登记簿上,写完让方迪签字,把证件还给方迪,给了方迪一张准人证。
值班员说:“进门照直走:到那栋三层办公楼有人领你进去。”
方迪把车开到纵深的三层办公楼前停下:刚下车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迎上来。工作人员问:“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准人证,说:“我是方迪。”
工作人员说:“请跟我来。”
到了张志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先是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的人说“进来”才推开门进去,说:“张主任,方迪小姐到了。”
张志诚正伏在桌上办公,抬头说:“请她进来。”
工作人员对方迪说:“请吧。”说完关上门离开了。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方迪坐下。
张志诚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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