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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一行进京时，狄青已经准备撤军，还没有去世。
四人赴京，引起轰动，两个学生一为知谏院，一为知制诰，也意味着郑朗几个学生渐渐全部走到前台。
御史中丞王畴在二人刚到京城时，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书奏，先说：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较量差遣，或因辩论身计，或因进以干誉，或因罪而觊免，肆为妄谈，辄形奏章。其间求放归田里者有之，乞别自营生者有之，岁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苟辞禄而请归农者有之，皆心语相违，情实交戾。请自今，有如向所陈者，并许弹奏施行。
这段话与刘敞说的，以及郑朗私下说的，性质差不多。
想辞官得真心辞，故意以辞官求清名高名，何必，会养成一种虚伪风气。
司马光与王安石听了惊讶万分，不过他们不能作声，自己也多次拒诏不受的。
接着话音一转，说，又，有重才者国家不讳，然避嫌于京外，养廉名败坏国家之名，亦交戾之事，请朝廷处之。
没有指名道姓，但都知道说的是谁。
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好心，还是歹心。
赵祯看到这里，同样也默然。
真相不是国家忌讳，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但怎好说出来。
最后道，国家开广言路，任用台谏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徼之人，挟己憎爱，依其形势，以造浮说，奔走台谏之门，鼓扇风波之论，幸言者得以上达。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于阴借权力，取快私意。当言之人。率务举职，既所传耳目稍异，则岂敢遂无论列！万有一爱憎不中之论，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岂不为听断之累哉！望晓厉士大夫，庶几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台谏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状干台司者。推原其情，盖欲当任者为言而助之尔。臣以为事有曲直，法有轻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请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辄申御史台者，许弹奏以闻。
这一段说得很含蓄，但揭示了几个严重问题，台谏大臣多喜胡说八道，一些大臣媚交台谏以求为援，巩固自己权利。
郑朗早说过类似的话。
赵祯看到后，下诏，台谏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乃有险诐之人，因缘憎嫉，依倚形势，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书门下其为朕申儆百工，务敦行实；循而弗改，当重黜焉。
不过未必有多大作用，风气已经养成，现在矫正为晚了。
王畴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再加上司马光乃是知谏院。因此在司马光没有进京之前。忽然从下面再次兴起弹劾庞籍的风气。
有的人倒不是与庞籍过不去。
担任数年相，好下去休息了。
是人总有一口气的。
这么多年。特别这是两年，替国家小心经营，还要与一些大臣斗智斗法，庞籍岁数又高了，渐渐力不从心，心中略动了一些气，因此病倒。于是求致仕。
赵祯不准。
庞籍抱病上朝，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道：“陛下，你看臣的头发。”
赵祯无奈，准其旨，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许其过问军国大事。处置类似吕夷简，有些台臣想弹劾，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王畴不欲御史台多事，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
胡宿治河有功，迁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张昇迁为枢密使，曾公亮迁为平章事，依然还是两个相，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
司马光初到京城，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
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两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摊税务，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
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
连田与户都隐去了，何谓田地好坏。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这是郑朗的建议，一年不要多，于县开始，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用之震慑。
可是官员下去查，有的官员严酷，有的官员松懈。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诸州，陈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权贵人家。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连郑朗都回避三尺，况且其他官员。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色。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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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一行进京时，狄青已经准备撤军，还没有去世。
四人赴京，引起轰动，两个学生一为知谏院，一为知制诰，也意味着郑朗几个学生渐渐全部走到前台。
御史中丞王畴在二人刚到京城时，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书奏，先说：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较量差遣，或因辩论身计，或因进以干誉，或因罪而觊免，肆为妄谈，辄形奏章。其间求放归田里者有之，乞别自营生者有之，岁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苟辞禄而请归农者有之，皆心语相违，情实交戾。请自今，有如向所陈者，并许弹奏施行。
这段话与刘敞说的，以及郑朗私下说的，性质差不多。
想辞官得真心辞，故意以辞官求清名高名，何必，会养成一种虚伪风气。
司马光与王安石听了惊讶万分，不过他们不能作声，自己也多次拒诏不受的。
接着话音一转，说，又，有重才者国家不讳，然避嫌于京外，养廉名败坏国家之名，亦交戾之事，请朝廷处之。
没有指名道姓，但都知道说的是谁。
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好心，还是歹心。
赵祯看到这里，同样也默然。
真相不是国家忌讳，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但怎好说出来。
最后道，国家开广言路，任用台谏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徼之人，挟己憎爱，依其形势，以造浮说，奔走台谏之门，鼓扇风波之论，幸言者得以上达。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于阴借权力，取快私意。当言之人。率务举职，既所传耳目稍异，则岂敢遂无论列！万有一爱憎不中之论，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岂不为听断之累哉！望晓厉士大夫，庶几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台谏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状干台司者。推原其情，盖欲当任者为言而助之尔。臣以为事有曲直，法有轻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请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辄申御史台者，许弹奏以闻。
这一段说得很含蓄，但揭示了几个严重问题，台谏大臣多喜胡说八道，一些大臣媚交台谏以求为援，巩固自己权利。
郑朗早说过类似的话。
赵祯看到后，下诏，台谏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乃有险诐之人，因缘憎嫉，依倚形势，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书门下其为朕申儆百工，务敦行实；循而弗改，当重黜焉。
不过未必有多大作用，风气已经养成，现在矫正为晚了。
王畴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再加上司马光乃是知谏院。因此在司马光没有进京之前。忽然从下面再次兴起弹劾庞籍的风气。
有的人倒不是与庞籍过不去。
担任数年相，好下去休息了。
是人总有一口气的。
这么多年。特别这是两年，替国家小心经营，还要与一些大臣斗智斗法，庞籍岁数又高了，渐渐力不从心，心中略动了一些气，因此病倒。于是求致仕。
赵祯不准。
庞籍抱病上朝，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道：“陛下，你看臣的头发。”
赵祯无奈，准其旨，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许其过问军国大事。处置类似吕夷简，有些台臣想弹劾，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王畴不欲御史台多事，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
胡宿治河有功，迁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张昇迁为枢密使，曾公亮迁为平章事，依然还是两个相，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
司马光初到京城，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
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两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摊税务，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
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
连田与户都隐去了，何谓田地好坏。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这是郑朗的建议，一年不要多，于县开始，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用之震慑。
可是官员下去查，有的官员严酷，有的官员松懈。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诸州，陈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权贵人家。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连郑朗都回避三尺，况且其他官员。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色。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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