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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并不大，比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小多了，长三、四百米，宽也就和长安街那样。当年，我们看到电影里的列宁就站在红场的一个台子上，高呼着布尔什维克口号，宣扬着革命真理。他的身边围着成千上万激动不已、愤怒觉悟的工农群众，让我觉得红场非常宽广非常伟大。
列宁墓就在红场边上的红墙脚下，一个很朴素的花岗岩水泥建筑。墓室里灯光幽暗，墓道三拐四弯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有身穿灰呢大衣的年轻战士（或是警察？——我认不得那制服）站着，站相随意放松，并不像我们的卫兵那样收复挺胸，却总是将食指竖在嘴上，一次次地提示人们肃静。列宁的遗体保存很好，肤色光鲜滋润，脸相安然宁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像一个健康的人睡熟了一样。嘉莉娜小姐说，当年为了保存列宁遗体，专门成立了一个“遗体科学院”挑选政治上最可靠、业务上最精良的科学技术人员参加。任务完成了，这批人也就失业了。二战斯间，列宁的遗体被转移到莫斯科地铁的一个绝密的地下室里，遗体科学院的人也因此被隔离了整整二年。苏维埃人把希特勒打跑后，才将列宁的遗体安全运回原处。
附近还有烈士墓，厚厚的积雪被扫得光光的，墓上放着钢盔和战旗，还有瞻仰者献上的花束和花篮。墓体并不凸出地面，卧着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的不是烈士的姓名，而是每一个省的省名，想来当年牺牲的人太多，只能以省份概括了。为纪念烈士的一炬圣火庄严地、永恒地燃烧着。两个荷枪的士兵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这是我们在俄罗斯看到惟一荷枪的），挺立在鹅毛大雪之中。
过了护城河，就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克里姆林宫是个可以随便旅游观光的地方，和我们先后进去的还有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我们在宫殿、教堂里徘徊，在战炮、大钟、铜像边徜徉。叶利钦的办公大楼是黄白相间的二层楼房，我们在楼前楼后随便拍照，也没有人来干涉我们，一位同行就试探性地抬脚准备步入老叶的办公楼，这时候从楼里出来一个胖胖的警察，和霭地摆手挡了驾。于是就有人说：他们的克格勃厉害着呢，我们的一举一动，早被他们尽收眼底了！
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门口有乞丐，也有鬼鬼祟祟捣腾邮票的家伙。一个衣着光鲜的十来岁的男孩子，向我伸出一只干干净净的手。他明澈的双眸里没有一丝卑怯、讨好或者冷漠和敌视，有的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向一个疼爱他的长辈索要零化钱的娇憨。我给了他一个美元，他那漂亮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亲热地相挽着合了影。
红场的拐角处，一个穿着袖口磨损的裘皮大衣的中年女人一边做针线，一边带着她那轮椅里的残疾儿子要求施舍，她的神态安详而平静，儿子和她都收拾得清清爽爽。后来我们在圣彼德堡遇见一个年纪尚轻的女人，拖着三个脏兮兮孩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她举着一个装了半瓶清水的奶瓶，意思是她的孩子只靠喝水过日子了。我赶紧扭过头去，因为我讨厌肮脏和撒谎。不管怎么穷，难道连洗脸洗手的水都没有了？真的靠喝水过日子，你还有精神气儿生这么多的娃儿？而此刻我面前的一个老年妇女已经站不住了，只能躺在冰天雪地里呻吟求告。我的心往下一沉，出国前在报上看到莫斯科冻死多少人多少人，想来就是这些贫病交迫的可怜人儿了。
红场并不大，比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小多了，长三、四百米，宽也就和长安街那样。当年，我们看到电影里的列宁就站在红场的一个台子上，高呼着布尔什维克口号，宣扬着革命真理。他的身边围着成千上万激动不已、愤怒觉悟的工农群众，让我觉得红场非常宽广非常伟大。
列宁墓就在红场边上的红墙脚下，一个很朴素的花岗岩水泥建筑。墓室里灯光幽暗，墓道三拐四弯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有身穿灰呢大衣的年轻战士（或是警察？——我认不得那制服）站着，站相随意放松，并不像我们的卫兵那样收复挺胸，却总是将食指竖在嘴上，一次次地提示人们肃静。列宁的遗体保存很好，肤色光鲜滋润，脸相安然宁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像一个健康的人睡熟了一样。嘉莉娜小姐说，当年为了保存列宁遗体，专门成立了一个“遗体科学院”挑选政治上最可靠、业务上最精良的科学技术人员参加。任务完成了，这批人也就失业了。二战斯间，列宁的遗体被转移到莫斯科地铁的一个绝密的地下室里，遗体科学院的人也因此被隔离了整整二年。苏维埃人把希特勒打跑后，才将列宁的遗体安全运回原处。
附近还有烈士墓，厚厚的积雪被扫得光光的，墓上放着钢盔和战旗，还有瞻仰者献上的花束和花篮。墓体并不凸出地面，卧着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的不是烈士的姓名，而是每一个省的省名，想来当年牺牲的人太多，只能以省份概括了。为纪念烈士的一炬圣火庄严地、永恒地燃烧着。两个荷枪的士兵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这是我们在俄罗斯看到惟一荷枪的），挺立在鹅毛大雪之中。
过了护城河，就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克里姆林宫是个可以随便旅游观光的地方，和我们先后进去的还有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我们在宫殿、教堂里徘徊，在战炮、大钟、铜像边徜徉。叶利钦的办公大楼是黄白相间的二层楼房，我们在楼前楼后随便拍照，也没有人来干涉我们，一位同行就试探性地抬脚准备步入老叶的办公楼，这时候从楼里出来一个胖胖的警察，和霭地摆手挡了驾。于是就有人说：他们的克格勃厉害着呢，我们的一举一动，早被他们尽收眼底了！
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门口有乞丐，也有鬼鬼祟祟捣腾邮票的家伙。一个衣着光鲜的十来岁的男孩子，向我伸出一只干干净净的手。他明澈的双眸里没有一丝卑怯、讨好或者冷漠和敌视，有的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向一个疼爱他的长辈索要零化钱的娇憨。我给了他一个美元，他那漂亮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亲热地相挽着合了影。
红场的拐角处，一个穿着袖口磨损的裘皮大衣的中年女人一边做针线，一边带着她那轮椅里的残疾儿子要求施舍，她的神态安详而平静，儿子和她都收拾得清清爽爽。后来我们在圣彼德堡遇见一个年纪尚轻的女人，拖着三个脏兮兮孩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她举着一个装了半瓶清水的奶瓶，意思是她的孩子只靠喝水过日子了。我赶紧扭过头去，因为我讨厌肮脏和撒谎。不管怎么穷，难道连洗脸洗手的水都没有了？真的靠喝水过日子，你还有精神气儿生这么多的娃儿？而此刻我面前的一个老年妇女已经站不住了，只能躺在冰天雪地里呻吟求告。我的心往下一沉，出国前在报上看到莫斯科冻死多少人多少人，想来就是这些贫病交迫的可怜人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