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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武克勤越来越理解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这样。一旦斗起来，必定十分残酷。
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被工作组中途制止了。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对全场数万人指出，这种批斗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阶级敌人钻到我们队伍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晚上，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宣布：下午的批判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今天上午得到可靠消息，工作组已经做出明确结论：昨天的批斗大会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武克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高的个子，不胖的身材，加上一双平平常常的布底鞋，在房间里走动时，显不出什么分量，那是魁梧高大的男人才有的气派。她的分量就在这平平常常的走动中，她正在进行重大的思索。她站住了，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名震遐迩的人物，这给了她一个很有分量的自我感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分量之后，没有什么重量的脚步，尤其显出含威不露的自信来。她背着手凝视着窗外的夜景，灯光朦胧，多少显出了夜晚北清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区的宁静，远远望去，婆娑树影的后面，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一片灯火通明，那里的大字报区一定还是人山人海，临时搭就的大字报篷早已拉起了成串的电灯，隔着很远的距离，还隐隐传来那里的嗡嗡喧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背手而立的姿态很首长气，自从一炮打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之后，自己越来越多地背手而站了，她嘲讽地笑了笑自己，将两手叉在腰上停了片刻，发现这个俯瞰夜景的姿势也是新的，就又嘲讽地露出一丝微笑。
当前的事态虽然比较严重，她却不感到太紧张，因为她多少有些有恃无恐。她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刚刚裱好的条幅，苍劲的笔墨写着两个字：“多思”像是两块怪石峥嵘立在云雾中，下面的落款是“康生左手”这是她通过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刚刚要来的墨宝。这一要墨宝的行为是最妥当的效忠。她能够从北清大学多年受校党委压制的境遇中一举翻身，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和这位中央文革“1”的顾问有关。是他派人找到她，鼓励她点燃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之火。
她坐到写字台旁再三思索后，拨通了康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声，一听就是曹轶欧，曹轶欧在电话中显得极为亲热。武克勤将北清大学的运动情况做了简单汇报，曹轶欧在电话中十分关照地说：“克勤同志，你直接向康生同志汇报吧，我这就叫他亲自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康生略有些浑浊和低哑的声音。武克勤首先在电话里表达了对首长赠送条幅的感激之情，康生在电话中说：“那不过是让你多思嘛。”武克勤深知讲话不可冗长，她立刻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发展做了极为简扼的汇报。康生显然很注意地问清楚了工作组对批斗大会的全部反应和决定，说道：“情况我知道了，你要稳住，要多思。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中央内部有些情况我不便和你多说，毛主席还在外地，有关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会随时向他汇报。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伯达同志，向他汇报一下有关情况，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电话打完了，武克勤久久地凝视着“多思”的条幅，苍劲的墨迹让她联想起一幅“钟馗打鬼”的年画。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又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在电话拨通的一瞬间她想到，自己居然有了和康生、陈伯达这些重要的上层人物直接通话的资格，真是今非昔比。陈伯达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不容易听懂，然而她照样没有漏下一个字。陈伯达的话很简单：北清大学工作组的报告已于昨天连夜送到中央，中央已经有了批示。报告他也看到了，中央的批示会对工作组和全校师生传达。陈伯达最后说：“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性质确实是严重的。”武克勤把电话放下了。如果说康生的电话给了她某种得到偏袒的安慰，陈伯达严肃谨慎甚至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则让她感到前途叵测。对于中国的上层，她大多还是暧昧不清的，只能根据最有限的线索猜测和判断局势。瞎子摸象的典故不禁在心头浮起。
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家里一共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女儿，住着三居室，一人一间房，成三国鼎立之势。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
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一眼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武克勤眨着眼，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她一瞬间又生出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跳一跳的力量都没有。脑子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身上有那么点歇斯底里地捏她、抓她，最后把她弄疼了。她推起他的身体，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进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喘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头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感到月光照射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身体，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安慰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身搂住丈夫的肩膀抚慰他，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隐约中有另一种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头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射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慰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她没能那样做，...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武克勤越来越理解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这样。一旦斗起来，必定十分残酷。
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被工作组中途制止了。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对全场数万人指出，这种批斗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阶级敌人钻到我们队伍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晚上，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宣布：下午的批判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今天上午得到可靠消息，工作组已经做出明确结论：昨天的批斗大会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武克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高的个子，不胖的身材，加上一双平平常常的布底鞋，在房间里走动时，显不出什么分量，那是魁梧高大的男人才有的气派。她的分量就在这平平常常的走动中，她正在进行重大的思索。她站住了，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名震遐迩的人物，这给了她一个很有分量的自我感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分量之后，没有什么重量的脚步，尤其显出含威不露的自信来。她背着手凝视着窗外的夜景，灯光朦胧，多少显出了夜晚北清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区的宁静，远远望去，婆娑树影的后面，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一片灯火通明，那里的大字报区一定还是人山人海，临时搭就的大字报篷早已拉起了成串的电灯，隔着很远的距离，还隐隐传来那里的嗡嗡喧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背手而立的姿态很首长气，自从一炮打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之后，自己越来越多地背手而站了，她嘲讽地笑了笑自己，将两手叉在腰上停了片刻，发现这个俯瞰夜景的姿势也是新的，就又嘲讽地露出一丝微笑。
当前的事态虽然比较严重，她却不感到太紧张，因为她多少有些有恃无恐。她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刚刚裱好的条幅，苍劲的笔墨写着两个字：“多思”像是两块怪石峥嵘立在云雾中，下面的落款是“康生左手”这是她通过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刚刚要来的墨宝。这一要墨宝的行为是最妥当的效忠。她能够从北清大学多年受校党委压制的境遇中一举翻身，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和这位中央文革“1”的顾问有关。是他派人找到她，鼓励她点燃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之火。
她坐到写字台旁再三思索后，拨通了康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声，一听就是曹轶欧，曹轶欧在电话中显得极为亲热。武克勤将北清大学的运动情况做了简单汇报，曹轶欧在电话中十分关照地说：“克勤同志，你直接向康生同志汇报吧，我这就叫他亲自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康生略有些浑浊和低哑的声音。武克勤首先在电话里表达了对首长赠送条幅的感激之情，康生在电话中说：“那不过是让你多思嘛。”武克勤深知讲话不可冗长，她立刻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发展做了极为简扼的汇报。康生显然很注意地问清楚了工作组对批斗大会的全部反应和决定，说道：“情况我知道了，你要稳住，要多思。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中央内部有些情况我不便和你多说，毛主席还在外地，有关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会随时向他汇报。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伯达同志，向他汇报一下有关情况，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电话打完了，武克勤久久地凝视着“多思”的条幅，苍劲的墨迹让她联想起一幅“钟馗打鬼”的年画。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又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在电话拨通的一瞬间她想到，自己居然有了和康生、陈伯达这些重要的上层人物直接通话的资格，真是今非昔比。陈伯达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不容易听懂，然而她照样没有漏下一个字。陈伯达的话很简单：北清大学工作组的报告已于昨天连夜送到中央，中央已经有了批示。报告他也看到了，中央的批示会对工作组和全校师生传达。陈伯达最后说：“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性质确实是严重的。”武克勤把电话放下了。如果说康生的电话给了她某种得到偏袒的安慰，陈伯达严肃谨慎甚至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则让她感到前途叵测。对于中国的上层，她大多还是暧昧不清的，只能根据最有限的线索猜测和判断局势。瞎子摸象的典故不禁在心头浮起。
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家里一共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女儿，住着三居室，一人一间房，成三国鼎立之势。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
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一眼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武克勤眨着眼，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她一瞬间又生出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跳一跳的力量都没有。脑子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身上有那么点歇斯底里地捏她、抓她，最后把她弄疼了。她推起他的身体，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进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喘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头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感到月光照射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身体，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安慰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身搂住丈夫的肩膀抚慰他，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隐约中有另一种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头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射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慰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她没能那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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