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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rx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所有... -->>
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rx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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