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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肉体到头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道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子,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弄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出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那个浴室了。连那个自以为是的姑娘也大笑着说,她很高兴美国人染上了那种病。每天傍晚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我和一个名叫胡兰的把装满热水的桶从厨房里抬出来。
那就是海伦曾经用过的名字:胡兰。
所以你瞧,海伦根本不是我的嫂子,也不是你的亲舅妈。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才碰到她的?当时你还小,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打过仗。你只知道二次大战是在夏威夷一个和你同名的地方,珍珠港爆发的。我想告诉你,可你老是纠正我,你说,"噢,妈,那是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是的,是的,你跟我说过一次。如果我跟你说,海伦不是你的舅妈,兴许你也会纠正我!瞧,你现在还想纠正我。
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是在那个浴室里碰到海伦的,她当时叫胡兰。开头几天,我和她没说上几句话,也许只不过到时候问问她,"水够热了吗?"
她是一个副机长的太太,是文福的上司的太太,所以我觉得我跟她说话得小心一点。我不能抱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能说我很想永远待在杭州,她会以为我不想让我们的飞行员通过训练。
但是从一开头她就非常友好,她甚至还大声地告诉我说,那些和尚不干净,他们实际上很脏,因为她在她的床背后发现许多指甲和头发丝。我没说什么,虽然我也在我的床背后和墙壁上找到了脏东西。
然后她就跟我讲起了她的丈夫,他叫龙家国,他抱怨说训练进行得不太顺利。她说,美国人在许多方面和中国长官意见不一致。目前正在说起要把大家送到洛阳的一个意大利军营去。她说,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洛阳不是生活的好地方,那儿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洪水,要么是沙尘暴。那地方曾经很有名,有成千上万尊佛像,这些年来,大多数佛像被削掉了脑袋。所以到那个满是受伤的佛像的地方去,只会给空军带来厄运。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洛阳知道得那么多,莫非她的老家就在洛阳附近。她说话的嗓音又慢又响,还带点我不熟悉的乡音。她的行为举止很粗鲁,一点也不文雅。要是她掉落了一个发夹,她就会弯下腰,撅起屁股去捡,然后就随便夹在头发上。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大,双臂前后晃动,样子就像那些替别人担水的苦力。
真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乡下佣人。这就使我弄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副机长呢?那个人受过教育,长得很帅,肯定出身于大户人家。我知道另外几个姑娘都出身贫寒,是结婚以后才好起来的。但她们的长相无可挑剔,她们的婆婆很快就教会她们行为举止怎样得体。
胡兰算不上漂亮,即使用老眼光来看也算不上。她长得很胖,但是不像那种古典型所谓的桃子皮,又红又甜,好像吹一下就会破似的。她的胖更像那种肉馅塞得太多的包子,圆鼓鼓的,往边上挤出来了。她的双手和骨节都很粗,脚板阔得像划船的桨似的。而她偏偏又剪了个流行的西式发型——一边剪掉很多,梳得光光的,另一边又烫成鬈发——她把卷的一边贴到平的一面,结果这边蓬松,那边扁平。她对服装式样一无所知。一天我见她把一件西式的花衣裙罩在一件黄色的中式旗袍上,下面露出一大截,就像过长的衬裙,上面又着了一件她自己手织的毛衣,两只袖子很短,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堆刚从洗衣房里拿出来晾的衣服。
我并不是因为现在生她的气的缘故,就对以前的她的长相打扮说东道西。我干吗生气呢?因为她想对你讲我的故事,在她临死前把一切都抖搂出来。当然最后我自己会亲口告诉你的。我在等恰当的时机,你瞧,你现在就在这儿,我正在把一切都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在生她的气,我还是记得有关胡兰的一些好事。是的,她的眼睛很大,很开朗,很温柔。她的脸蛋很圆,使她的嘴显得小一些,甜一些。她的下巴样子很好,不太大,看上去不是太软弱。她比较老实。最重要的一点,她比较老实,心中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没有城府。
也许这不是老实,这是傻,不懂得节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感情。是的,她就是这么个人,什么都藏不住,什么都不在乎!
瞧她怎么样吧。每天傍晚我们在一起洗澡,她就这样叉开两腿坐在凳子上,拼命地擦她的身子的各个部位,——rx房、腋窝、脚下、腿间、背部、屁股,——直到身上起了一条条的红色的抓痕。然后她用双手和双膝着地,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就那么光着身子,把头发浸到脸盆里去,用洗澡剩下的热水洗头。
我既为她也为我自己感到难为情,我知道每天晚上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丈夫面前的。我尽量不去看她。我假装忙着管自己洗,我用细瘦的双臂遮住rx房,用一块大布挡住下身,然后躲在后面用另一块布洗,尽量不露出明显的动作来。但是我忍不住要看胡兰。她这样子看上去好丑啊。我看到她的头在脸盆里前后晃动着,像一个疯女人似的,她抬起头,用她那有力的双臂拧干头发,就像拧拖把似的。然后她站起来,用毛巾挖挖耳朵,擦擦鼻子,擦干全身,冲我笑笑,说,"瞧你!还没洗完,热气要跑光了。"
我和胡兰在那间放茶叶的洗澡间里碰面以后,就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总是胡兰出的主意,说是要看看最奇怪的东西。她常提到,她从另外一个太太那儿听说,要不就是从一个飞行员,或镇上的一个店老板那儿听说过什么名胜。她好像很喜欢和大家说话,问哪儿可以看到奇怪的东西。一次,她听说有一个魔泉。
"这个泉里冒出来的水呀,"她说,"重得像金,甜得像蜜,可又清得像玻璃。你往池里看,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你要是转个方向,就能看到池底,全是黑色的石头。听说,满满一杯水里投进一块石头,水一滴也不会满出来。这水可真奇了。这都是一个和尚告诉我的。"
但是我们到达那泉边时,只有一家茶馆,喝一杯有奇香的好茶要花不少钱哩。胡兰喝了这茶,说真奇了,茶水流过她的血脉,进入她的心脏和肝脏,使她觉得完全平静了。但我觉得她只不过是因为每天中午打惯了瞌睡,有点昏沉沉罢了。
又有一次,她说她知道城里有一个地方卖一种叫"猫耳朵"的面条汤,这家饭店的橱窗里还挂了半打割下来的猫耳朵呢,说明这饭店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我们从没找到过这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猫耳朵"不过是当地人对馄饨汤的一种叫法。
我开始想到,大家都拿胡兰当傻瓜,编些古怪的谎话给她听,看看她耷拉着大嘴巴的样子,又在背后笑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告诉她真话的人,说大家都在拿她寻开心。但后来,我有点恼火了,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装傻,装出一副很容易上当的样子。人家说去看一条女人变的蛇,她也信了;人家说去看一个会吹萧的山洞,她也信了。每当她来邀我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开始找借口,说我累了,或是胃不舒服,或是脚太紧了不能跑远路。我找的这些借口,后来都成了事实,这就是倒霉的想法。
胡兰和我之间就是这样。她能把一颗想象的种子培育成一片希望的田野。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是怀孕了。
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肉体到头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道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子,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弄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出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那个浴室了。连那个自以为是的姑娘也大笑着说,她很高兴美国人染上了那种病。每天傍晚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我和一个名叫胡兰的把装满热水的桶从厨房里抬出来。
那就是海伦曾经用过的名字:胡兰。
所以你瞧,海伦根本不是我的嫂子,也不是你的亲舅妈。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才碰到她的?当时你还小,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打过仗。你只知道二次大战是在夏威夷一个和你同名的地方,珍珠港爆发的。我想告诉你,可你老是纠正我,你说,"噢,妈,那是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是的,是的,你跟我说过一次。如果我跟你说,海伦不是你的舅妈,兴许你也会纠正我!瞧,你现在还想纠正我。
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是在那个浴室里碰到海伦的,她当时叫胡兰。开头几天,我和她没说上几句话,也许只不过到时候问问她,"水够热了吗?"
她是一个副机长的太太,是文福的上司的太太,所以我觉得我跟她说话得小心一点。我不能抱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能说我很想永远待在杭州,她会以为我不想让我们的飞行员通过训练。
但是从一开头她就非常友好,她甚至还大声地告诉我说,那些和尚不干净,他们实际上很脏,因为她在她的床背后发现许多指甲和头发丝。我没说什么,虽然我也在我的床背后和墙壁上找到了脏东西。
然后她就跟我讲起了她的丈夫,他叫龙家国,他抱怨说训练进行得不太顺利。她说,美国人在许多方面和中国长官意见不一致。目前正在说起要把大家送到洛阳的一个意大利军营去。她说,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洛阳不是生活的好地方,那儿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洪水,要么是沙尘暴。那地方曾经很有名,有成千上万尊佛像,这些年来,大多数佛像被削掉了脑袋。所以到那个满是受伤的佛像的地方去,只会给空军带来厄运。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洛阳知道得那么多,莫非她的老家就在洛阳附近。她说话的嗓音又慢又响,还带点我不熟悉的乡音。她的行为举止很粗鲁,一点也不文雅。要是她掉落了一个发夹,她就会弯下腰,撅起屁股去捡,然后就随便夹在头发上。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大,双臂前后晃动,样子就像那些替别人担水的苦力。
真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乡下佣人。这就使我弄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副机长呢?那个人受过教育,长得很帅,肯定出身于大户人家。我知道另外几个姑娘都出身贫寒,是结婚以后才好起来的。但她们的长相无可挑剔,她们的婆婆很快就教会她们行为举止怎样得体。
胡兰算不上漂亮,即使用老眼光来看也算不上。她长得很胖,但是不像那种古典型所谓的桃子皮,又红又甜,好像吹一下就会破似的。她的胖更像那种肉馅塞得太多的包子,圆鼓鼓的,往边上挤出来了。她的双手和骨节都很粗,脚板阔得像划船的桨似的。而她偏偏又剪了个流行的西式发型——一边剪掉很多,梳得光光的,另一边又烫成鬈发——她把卷的一边贴到平的一面,结果这边蓬松,那边扁平。她对服装式样一无所知。一天我见她把一件西式的花衣裙罩在一件黄色的中式旗袍上,下面露出一大截,就像过长的衬裙,上面又着了一件她自己手织的毛衣,两只袖子很短,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堆刚从洗衣房里拿出来晾的衣服。
我并不是因为现在生她的气的缘故,就对以前的她的长相打扮说东道西。我干吗生气呢?因为她想对你讲我的故事,在她临死前把一切都抖搂出来。当然最后我自己会亲口告诉你的。我在等恰当的时机,你瞧,你现在就在这儿,我正在把一切都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在生她的气,我还是记得有关胡兰的一些好事。是的,她的眼睛很大,很开朗,很温柔。她的脸蛋很圆,使她的嘴显得小一些,甜一些。她的下巴样子很好,不太大,看上去不是太软弱。她比较老实。最重要的一点,她比较老实,心中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没有城府。
也许这不是老实,这是傻,不懂得节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感情。是的,她就是这么个人,什么都藏不住,什么都不在乎!
瞧她怎么样吧。每天傍晚我们在一起洗澡,她就这样叉开两腿坐在凳子上,拼命地擦她的身子的各个部位,——rx房、腋窝、脚下、腿间、背部、屁股,——直到身上起了一条条的红色的抓痕。然后她用双手和双膝着地,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就那么光着身子,把头发浸到脸盆里去,用洗澡剩下的热水洗头。
我既为她也为我自己感到难为情,我知道每天晚上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丈夫面前的。我尽量不去看她。我假装忙着管自己洗,我用细瘦的双臂遮住rx房,用一块大布挡住下身,然后躲在后面用另一块布洗,尽量不露出明显的动作来。但是我忍不住要看胡兰。她这样子看上去好丑啊。我看到她的头在脸盆里前后晃动着,像一个疯女人似的,她抬起头,用她那有力的双臂拧干头发,就像拧拖把似的。然后她站起来,用毛巾挖挖耳朵,擦擦鼻子,擦干全身,冲我笑笑,说,"瞧你!还没洗完,热气要跑光了。"
我和胡兰在那间放茶叶的洗澡间里碰面以后,就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总是胡兰出的主意,说是要看看最奇怪的东西。她常提到,她从另外一个太太那儿听说,要不就是从一个飞行员,或镇上的一个店老板那儿听说过什么名胜。她好像很喜欢和大家说话,问哪儿可以看到奇怪的东西。一次,她听说有一个魔泉。
"这个泉里冒出来的水呀,"她说,"重得像金,甜得像蜜,可又清得像玻璃。你往池里看,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你要是转个方向,就能看到池底,全是黑色的石头。听说,满满一杯水里投进一块石头,水一滴也不会满出来。这水可真奇了。这都是一个和尚告诉我的。"
但是我们到达那泉边时,只有一家茶馆,喝一杯有奇香的好茶要花不少钱哩。胡兰喝了这茶,说真奇了,茶水流过她的血脉,进入她的心脏和肝脏,使她觉得完全平静了。但我觉得她只不过是因为每天中午打惯了瞌睡,有点昏沉沉罢了。
又有一次,她说她知道城里有一个地方卖一种叫"猫耳朵"的面条汤,这家饭店的橱窗里还挂了半打割下来的猫耳朵呢,说明这饭店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我们从没找到过这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猫耳朵"不过是当地人对馄饨汤的一种叫法。
我开始想到,大家都拿胡兰当傻瓜,编些古怪的谎话给她听,看看她耷拉着大嘴巴的样子,又在背后笑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告诉她真话的人,说大家都在拿她寻开心。但后来,我有点恼火了,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装傻,装出一副很容易上当的样子。人家说去看一条女人变的蛇,她也信了;人家说去看一个会吹萧的山洞,她也信了。每当她来邀我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开始找借口,说我累了,或是胃不舒服,或是脚太紧了不能跑远路。我找的这些借口,后来都成了事实,这就是倒霉的想法。
胡兰和我之间就是这样。她能把一颗想象的种子培育成一片希望的田野。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是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