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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