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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xxx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最难看的一个层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颈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更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给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去非常正色。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马上摁一下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因此轻微摇颤的头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的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p;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xxx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最难看的一个层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颈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更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给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去非常正色。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马上摁一下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因此轻微摇颤的头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的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