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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只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人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
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只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人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