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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片与补充李雪健的名片与众不同,在通常标示职位、职称。或各类惊心动魄之头衔的位置上,只印了四个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于山东菏泽,离春节还差几天,其实属蛇。他不反对有些书上说他属马,因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属马,一定要坚持属蛇,除了添一份解释的麻烦外看不出于人于己还有什么好处。对身高的态度也大致如此,他说情绪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绪不好就是一米七零。体重呢,平时是七十公斤,演上戏了就不一样,根据角色的身世可以大减。血型不能马虎,一贯是o。
李雪健的父亲曾任巨野县田庄公社书记,后调往贵州任凯里县委宣传部长。母亲也是国家干部。李雪健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现都还在贵州凯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东,十三年在贵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务过农,上过学,做过工,当过兵,就差一项——没经过商。天赋李雪健表演才能,虽屡经坎坷,险遭埋没,但终于靠了决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门路,考进京城作了专业演员。并非一开始就有要紧的角色给他演,但一开始他就演得认真、用心,演战士、参谋、警卫员和交通员,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无足轻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松懈。自然不是胸无大志。现在有介绍说他是“三栖”(话剧、电视剧、电影)明星,此话属实,36岁本命年之际李雪健已把这“三栖”内的大奖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鹰”、“飞天”、“百花”、“金鸡”一项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铭是:好有好报;最喜爱的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电视剧是夏天的经历;最喜爱的演员是中国的石挥、舒绣文,和美国的卓别林;最喜爱的导演是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导演;所满意的搭档是所有他的搭档;最向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向往的事情是演戏,演戏不能在家里演,想必这中间又有着他最大的遗憾和歉疚;他最爱的人理所当然就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家显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叫于海丹,5岁的儿子叫李亘,我猜想夏天的经历之所以是他最喜爱的电视剧,与于海丹的主演有大关系;他的业余爱好是喝酒(二锅头)和下围棋,喝了酒没出息,话多,但他不会撒谎更不懂阴谋因而可以放心畅饮,不担心酒后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于无计逃脱笼罩在他头上的一朵光环,被光环笼罩比被乌云笼罩更让他别扭,尤其那光环偶尔放出些与艺术无关的光芒。除了“认认真真演戏”之外李雪健再无所长,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无奢望。
以上是对李雪健那张过于简单的名片的补充。观众和读者可能对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我无能把一个活人写全,故先以此“名片与补充”为观众和读者开放想象之门。以下要写的,仅仅是我对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为他撰写一份详尽的履历。
二、爱与羡慕十岁,李雪健随父母举家迁往贵州。他小我三岁。那么我十五岁那年被串联大潮卷过贵州时,他已经在那儿了。
那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我印象中的贵州,到处都有卖甘蔗的,串联大军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残渣铺满贵州的座座城镇。那时,很可能路边的一个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我不认识他。一群人在那儿大嚼,少年远远地看着,料定有人会把难啃的甘蔗头儿丢弃。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但自尊心成为阻碍,被丢弃的甘蔗头儿离他不远,少年不看它们但是清楚它们的位置。甘蔗的诱惑,使少年煞费心机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设计各种合理性,我能想象,他的表演天赋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装作扎鞋带去接近那目标,他故意把什么东西掉在那目标近旁然后蹲下去终于把甘蔗头儿捡到,赶紧跑开,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皮,洗净,那东西确实难啃,得一小条一小条劈开,急不可待,但舍不得一下子吃光。
“挺甜的,”二十几年后李雪健说“现在还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他说“可那时我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
我印象中的贵州,峰峦叠嶂山脉纵横,绵延不尽,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种上庄稼。火车钻了山洞又钻山洞,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那时,很可能山路上一个砍柴归来的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要等二十几年后我才能认识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树桩,但雄心大大超过了少年的体力,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两根。
“顺带还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说“有一种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化了。”
他说:“山里有野果子、刺梨、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豆儿,饿了就搞来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泄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节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
李雪健说:“我演焦裕禄,可压根儿没想过那么多政治。我喜爱那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我说:“焦裕禄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但这个戏,我看并不算成功。”
他说:“我跟好多人都说过,这个戏可以探讨,但谁要说焦裕禄这个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焦裕禄这个人不好。”
他说:“未必没有。”
我说:“那很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视。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会有那种逆反心理。是不是人们对某种方法已经厌倦了?因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禄这么个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个贪官因而遭祸。”
李雪健说:“焦裕禄不是神,是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存在的具体时代和环境。他也许算不上伟人,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我说:“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
他说:“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说:“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标准来要求焦裕禄或否定焦裕禄,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儿,那样的话,可以称赞可以纪念的历史人物就差不多没有。”
他说:“在发奖会上我说过,‘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说:“你可不傻。虽然我认为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确实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钢挫将军’和‘焦裕禄’,你真是不用太谦虚。我听有些评论家说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员,表演达到了下意识,举重若轻没有刻意的痕迹,我看这真的不是恭维。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是哪个傻小子交了好运就能达到的,因为我在写作上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但一直没能达到。”
李雪健说:“其实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镜头,就很自信,什么负担都没了。一演上戏,别的什么事都忘了,只想着这个角色。想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不大一点小事就发火。”
他说:“人家让我演焦裕禄,我爱人开始挺为我担心,可是我怎么想都觉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这个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东菏泽,与河南兰考接壤,地理和气候基本一样,风沙大,风沙破坏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领导,有好日子过。我懂得他们。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们家的人都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我说:“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主要在这儿。而前面说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这儿。观众一方面被焦裕禄感动,一方面在想,为什么一些危害人民的贪官却不是都能得到惩治?”
他说:“当然那一代人也有错误,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说:“我懂。我在陕北插过队。我们刚去的时候,见穷山恶水,怀少年狂气,想着改造中国,干得比谁都左,即使这样我想我们的理想和热忱也应该肯定。否定了人的这种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还剩下什么呢?”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见过。饿死人的事我见过。老百姓成群结队到公社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愁得没辙,这我都见过。我想,像焦裕禄那样的人,不可能不忧心如焚,但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也有限,他心里的苦会更多,这样的人是要得肝病。”
我懂了。李雪健是怀着老百姓的希望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那一代农村干部的理解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焦裕禄式的热忱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艰难历史的悲壮感,来颂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泯灭的真诚、善良、和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尽管脚下的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崎岖坎坷,但理想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而且理想必定还要发展。
但我还是认为这部影片并不成功。
李雪健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他说:“就是。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
四、表演与生活李雪健最早饰演的角度是孙悟空。那还是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一群孩子迷着西游记,派好了角色,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变万化的表演才能正适合孙悟空。
他说:“可我身材瘦小,反倒总被‘猪八戒’打倒。”
童年的李雪健,舞动一根小棍,说一声:“变!”把木棍藏起来,从后腰里抽出一根筷子,再说一声:“变!”把筷子插回腰间,又从耳朵里取出半根火柴,这样,各种型号的金箍棒就全有了。
李雪... -->>
一、名片与补充李雪健的名片与众不同,在通常标示职位、职称。或各类惊心动魄之头衔的位置上,只印了四个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于山东菏泽,离春节还差几天,其实属蛇。他不反对有些书上说他属马,因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属马,一定要坚持属蛇,除了添一份解释的麻烦外看不出于人于己还有什么好处。对身高的态度也大致如此,他说情绪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绪不好就是一米七零。体重呢,平时是七十公斤,演上戏了就不一样,根据角色的身世可以大减。血型不能马虎,一贯是o。
李雪健的父亲曾任巨野县田庄公社书记,后调往贵州任凯里县委宣传部长。母亲也是国家干部。李雪健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现都还在贵州凯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东,十三年在贵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务过农,上过学,做过工,当过兵,就差一项——没经过商。天赋李雪健表演才能,虽屡经坎坷,险遭埋没,但终于靠了决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门路,考进京城作了专业演员。并非一开始就有要紧的角色给他演,但一开始他就演得认真、用心,演战士、参谋、警卫员和交通员,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无足轻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松懈。自然不是胸无大志。现在有介绍说他是“三栖”(话剧、电视剧、电影)明星,此话属实,36岁本命年之际李雪健已把这“三栖”内的大奖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鹰”、“飞天”、“百花”、“金鸡”一项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铭是:好有好报;最喜爱的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电视剧是夏天的经历;最喜爱的演员是中国的石挥、舒绣文,和美国的卓别林;最喜爱的导演是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导演;所满意的搭档是所有他的搭档;最向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向往的事情是演戏,演戏不能在家里演,想必这中间又有着他最大的遗憾和歉疚;他最爱的人理所当然就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家显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叫于海丹,5岁的儿子叫李亘,我猜想夏天的经历之所以是他最喜爱的电视剧,与于海丹的主演有大关系;他的业余爱好是喝酒(二锅头)和下围棋,喝了酒没出息,话多,但他不会撒谎更不懂阴谋因而可以放心畅饮,不担心酒后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于无计逃脱笼罩在他头上的一朵光环,被光环笼罩比被乌云笼罩更让他别扭,尤其那光环偶尔放出些与艺术无关的光芒。除了“认认真真演戏”之外李雪健再无所长,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无奢望。
以上是对李雪健那张过于简单的名片的补充。观众和读者可能对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我无能把一个活人写全,故先以此“名片与补充”为观众和读者开放想象之门。以下要写的,仅仅是我对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为他撰写一份详尽的履历。
二、爱与羡慕十岁,李雪健随父母举家迁往贵州。他小我三岁。那么我十五岁那年被串联大潮卷过贵州时,他已经在那儿了。
那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我印象中的贵州,到处都有卖甘蔗的,串联大军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残渣铺满贵州的座座城镇。那时,很可能路边的一个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我不认识他。一群人在那儿大嚼,少年远远地看着,料定有人会把难啃的甘蔗头儿丢弃。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但自尊心成为阻碍,被丢弃的甘蔗头儿离他不远,少年不看它们但是清楚它们的位置。甘蔗的诱惑,使少年煞费心机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设计各种合理性,我能想象,他的表演天赋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装作扎鞋带去接近那目标,他故意把什么东西掉在那目标近旁然后蹲下去终于把甘蔗头儿捡到,赶紧跑开,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皮,洗净,那东西确实难啃,得一小条一小条劈开,急不可待,但舍不得一下子吃光。
“挺甜的,”二十几年后李雪健说“现在还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他说“可那时我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
我印象中的贵州,峰峦叠嶂山脉纵横,绵延不尽,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种上庄稼。火车钻了山洞又钻山洞,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那时,很可能山路上一个砍柴归来的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要等二十几年后我才能认识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树桩,但雄心大大超过了少年的体力,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两根。
“顺带还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说“有一种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化了。”
他说:“山里有野果子、刺梨、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豆儿,饿了就搞来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泄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节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
李雪健说:“我演焦裕禄,可压根儿没想过那么多政治。我喜爱那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我说:“焦裕禄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但这个戏,我看并不算成功。”
他说:“我跟好多人都说过,这个戏可以探讨,但谁要说焦裕禄这个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焦裕禄这个人不好。”
他说:“未必没有。”
我说:“那很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视。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会有那种逆反心理。是不是人们对某种方法已经厌倦了?因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禄这么个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个贪官因而遭祸。”
李雪健说:“焦裕禄不是神,是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存在的具体时代和环境。他也许算不上伟人,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我说:“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
他说:“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说:“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标准来要求焦裕禄或否定焦裕禄,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儿,那样的话,可以称赞可以纪念的历史人物就差不多没有。”
他说:“在发奖会上我说过,‘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说:“你可不傻。虽然我认为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确实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钢挫将军’和‘焦裕禄’,你真是不用太谦虚。我听有些评论家说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员,表演达到了下意识,举重若轻没有刻意的痕迹,我看这真的不是恭维。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是哪个傻小子交了好运就能达到的,因为我在写作上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但一直没能达到。”
李雪健说:“其实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镜头,就很自信,什么负担都没了。一演上戏,别的什么事都忘了,只想着这个角色。想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不大一点小事就发火。”
他说:“人家让我演焦裕禄,我爱人开始挺为我担心,可是我怎么想都觉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这个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东菏泽,与河南兰考接壤,地理和气候基本一样,风沙大,风沙破坏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领导,有好日子过。我懂得他们。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们家的人都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我说:“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主要在这儿。而前面说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这儿。观众一方面被焦裕禄感动,一方面在想,为什么一些危害人民的贪官却不是都能得到惩治?”
他说:“当然那一代人也有错误,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说:“我懂。我在陕北插过队。我们刚去的时候,见穷山恶水,怀少年狂气,想着改造中国,干得比谁都左,即使这样我想我们的理想和热忱也应该肯定。否定了人的这种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还剩下什么呢?”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见过。饿死人的事我见过。老百姓成群结队到公社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愁得没辙,这我都见过。我想,像焦裕禄那样的人,不可能不忧心如焚,但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也有限,他心里的苦会更多,这样的人是要得肝病。”
我懂了。李雪健是怀着老百姓的希望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那一代农村干部的理解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焦裕禄式的热忱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艰难历史的悲壮感,来颂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泯灭的真诚、善良、和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尽管脚下的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崎岖坎坷,但理想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而且理想必定还要发展。
但我还是认为这部影片并不成功。
李雪健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他说:“就是。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
四、表演与生活李雪健最早饰演的角度是孙悟空。那还是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一群孩子迷着西游记,派好了角色,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变万化的表演才能正适合孙悟空。
他说:“可我身材瘦小,反倒总被‘猪八戒’打倒。”
童年的李雪健,舞动一根小棍,说一声:“变!”把木棍藏起来,从后腰里抽出一根筷子,再说一声:“变!”把筷子插回腰间,又从耳朵里取出半根火柴,这样,各种型号的金箍棒就全有了。
李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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