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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不会利用别人的善良和高尚。我只是认为，感情破裂不应该进行物质赔偿。我能够眼看拮据的叶祖辉，因为不争气的妹妹，欠下朋友的巨款吗？当然不能！我只好咬紧牙关，把自己修改剧本的劳动所得，加上我个人存折上所有的存款，都集中起来，请何阿姨替我把债，一举还清。
我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到连唯一的一张零存整取存折，都销户了。将来如果有我和华林结合的那一天，我奉献给爱情的只有爱情，奉献给爱人的只有我的自由和追求。
肉体的伤痛，愈合得真快。即便我宁愿衣带渐宽人憔悴，一段时间过去，我还是恢复了光洁的面容。还是一个没有落下任何残疾的年轻女子（没有皱纹没有斑痕没有衰老）。瞧，这就是年轻的魔力。青春是囚禁不了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咱就和你们赌上了，耗上了。咱年轻！
我感觉我把局面渐渐扳过来了。人们再也无法把我清澈的心境搅浑。我再也不会像那天夜里，房门被撞开的时候那么狼狈。尽管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法院的，军方的，电视台的，律师事务所的，报社记者，团委，妇联，等等（我闹不清了，全部混淆了）。他们对我进行教育，劝诫，说服，威逼，利诱，最后不外乎要求我做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签字。黔驴技穷的人们，最后的话都是同样的："这是一份简单的客观的材料，只要你签字就没有你的问题了。"——这种语气，一听就是不怀好意的诱骗。
"不！"我每次都是大义凛然。然后背转身体，说："黄凤举同志，送客！"
黄凤举当然是一百个不情愿听我的吩咐，她的主子仅仅是领导。但事实上，她还是不得不跑去打开房门，客客气气地送走各位"领导和来宾"。
我唯一需要知道，而唯一不知道的消息就是：华林怎么样了？人们在怎么对付他？
没有人向我泄露华林的消息。任何人都不，包括我把她们当作至亲骨肉的何阿姨和王汉仙。显然她们是知道的。她们就是否认她们的知道。危机时刻，人们无情得超过我的想象。如果大黄猫会说话就好了。它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也只有大黄猫，会无视所有的清规戒律。也无视黄凤举的存在。它一日数次前来探监。它长久地，用清澄的眼睛注视我。为我的双脚取暖。信赖我到了完全不设防的程度：它翻过身体，把它最薄弱最柔软的腹部向我袒露出来——我便开始替它捉虱子并记下数目——这就是到了最后，我对待苦难的超然态度。
可是人是怎么对待人的呢？有一次我在房门后面窃听到了黄凤举与来宾的议论。黄凤举就站在我宿舍的门口，与他人说："咳，没有用的，我看她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死猪！人类就是这样侮辱自己的！
16
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这个生命遭受苦难的时刻（苦难对于坚强的人，会产生傲雪凌霜的骄傲）。而是，在不久之后，社会的变革，证明你所经历的苦难，完全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笑话。噢，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委屈，比被历史戏弄，更感到个人生命价值惨遭蔑视的呢？
又还有什么苦难，比你当年经历的苦难，在若干年的所谓正常日子以后，被生活证明是无谓的，徒劳的，不足挂齿的，自作多情的，甚至是错误的，更加苦难呢？
不幸的是，我全都摊上了！
1988年的冬天，单位、组织、全社会，对于我和华林男女私情的围剿，居然是最后一次联合演习。紧接着的1989年，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了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大学生身上。接下来的1990年，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沈亚红男友的预感一点不错。）开播，立刻大红大紫，风靡全国。毛阿敏和李娜在渴望中唱的主题歌和片尾曲，在神州大地久久回响，所有人都跟着唱，都开始思考悠悠岁月中的困惑，都渴望做个宽容一些的好人，因为好人会一生平安。之后，电视连续剧进入大发展阶段，个人编剧纷纷出现。崔健到处巡回演出，人山人海的观众跟着摇滚。从广东沿海到内地，高楼大厦的建设热潮席卷过来。炒股热潮毫不留情席卷全国。打破铁饭碗，国营企业也开始了优化组合，竞聘上岗，末位淘汰的新体制。人心惶惶。人心思变。中国人民群体大流动。民工浪潮兴起。全民经商，个个开公司，人人是经理。我哥哥叶祖辉又反炒"通畅"公司鱿鱼，自己去开出租车了。王汉仙下岗回家，租了一个小门面出售音像制品。叶爱红与思春长，两个美女，都轻轻松松谈恋爱若干次，每一次都会让男友往她们的公司注入资金。美女不傍大款，那才是大傻瓜呢。钱，钱，钱，命相连！市场经济被误解为自由散漫经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买根针都没有鼻子！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摧枯拉朽地到来，所有的道德规范，游戏规则，天地良心，都不见了，神话一般地隐遁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人们还是那些人们，面孔还是那些面孔，内容却变了。人们忙碌起来，急煎煎的，语言完全改变，神情完全改变，行色匆匆，都变成了没头苍蝇，惟有买卖和生意能够吸引他们。
我绝对不会利用别人的善良和高尚。我只是认为，感情破裂不应该进行物质赔偿。我能够眼看拮据的叶祖辉，因为不争气的妹妹，欠下朋友的巨款吗？当然不能！我只好咬紧牙关，把自己修改剧本的劳动所得，加上我个人存折上所有的存款，都集中起来，请何阿姨替我把债，一举还清。
我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到连唯一的一张零存整取存折，都销户了。将来如果有我和华林结合的那一天，我奉献给爱情的只有爱情，奉献给爱人的只有我的自由和追求。
肉体的伤痛，愈合得真快。即便我宁愿衣带渐宽人憔悴，一段时间过去，我还是恢复了光洁的面容。还是一个没有落下任何残疾的年轻女子（没有皱纹没有斑痕没有衰老）。瞧，这就是年轻的魔力。青春是囚禁不了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咱就和你们赌上了，耗上了。咱年轻！
我感觉我把局面渐渐扳过来了。人们再也无法把我清澈的心境搅浑。我再也不会像那天夜里，房门被撞开的时候那么狼狈。尽管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法院的，军方的，电视台的，律师事务所的，报社记者，团委，妇联，等等（我闹不清了，全部混淆了）。他们对我进行教育，劝诫，说服，威逼，利诱，最后不外乎要求我做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签字。黔驴技穷的人们，最后的话都是同样的："这是一份简单的客观的材料，只要你签字就没有你的问题了。"——这种语气，一听就是不怀好意的诱骗。
"不！"我每次都是大义凛然。然后背转身体，说："黄凤举同志，送客！"
黄凤举当然是一百个不情愿听我的吩咐，她的主子仅仅是领导。但事实上，她还是不得不跑去打开房门，客客气气地送走各位"领导和来宾"。
我唯一需要知道，而唯一不知道的消息就是：华林怎么样了？人们在怎么对付他？
没有人向我泄露华林的消息。任何人都不，包括我把她们当作至亲骨肉的何阿姨和王汉仙。显然她们是知道的。她们就是否认她们的知道。危机时刻，人们无情得超过我的想象。如果大黄猫会说话就好了。它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也只有大黄猫，会无视所有的清规戒律。也无视黄凤举的存在。它一日数次前来探监。它长久地，用清澄的眼睛注视我。为我的双脚取暖。信赖我到了完全不设防的程度：它翻过身体，把它最薄弱最柔软的腹部向我袒露出来——我便开始替它捉虱子并记下数目——这就是到了最后，我对待苦难的超然态度。
可是人是怎么对待人的呢？有一次我在房门后面窃听到了黄凤举与来宾的议论。黄凤举就站在我宿舍的门口，与他人说："咳，没有用的，我看她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死猪！人类就是这样侮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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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这个生命遭受苦难的时刻（苦难对于坚强的人，会产生傲雪凌霜的骄傲）。而是，在不久之后，社会的变革，证明你所经历的苦难，完全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笑话。噢，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委屈，比被历史戏弄，更感到个人生命价值惨遭蔑视的呢？
又还有什么苦难，比你当年经历的苦难，在若干年的所谓正常日子以后，被生活证明是无谓的，徒劳的，不足挂齿的，自作多情的，甚至是错误的，更加苦难呢？
不幸的是，我全都摊上了！
1988年的冬天，单位、组织、全社会，对于我和华林男女私情的围剿，居然是最后一次联合演习。紧接着的1989年，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了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大学生身上。接下来的1990年，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沈亚红男友的预感一点不错。）开播，立刻大红大紫，风靡全国。毛阿敏和李娜在渴望中唱的主题歌和片尾曲，在神州大地久久回响，所有人都跟着唱，都开始思考悠悠岁月中的困惑，都渴望做个宽容一些的好人，因为好人会一生平安。之后，电视连续剧进入大发展阶段，个人编剧纷纷出现。崔健到处巡回演出，人山人海的观众跟着摇滚。从广东沿海到内地，高楼大厦的建设热潮席卷过来。炒股热潮毫不留情席卷全国。打破铁饭碗，国营企业也开始了优化组合，竞聘上岗，末位淘汰的新体制。人心惶惶。人心思变。中国人民群体大流动。民工浪潮兴起。全民经商，个个开公司，人人是经理。我哥哥叶祖辉又反炒"通畅"公司鱿鱼，自己去开出租车了。王汉仙下岗回家，租了一个小门面出售音像制品。叶爱红与思春长，两个美女，都轻轻松松谈恋爱若干次，每一次都会让男友往她们的公司注入资金。美女不傍大款，那才是大傻瓜呢。钱，钱，钱，命相连！市场经济被误解为自由散漫经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买根针都没有鼻子！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摧枯拉朽地到来，所有的道德规范，游戏规则，天地良心，都不见了，神话一般地隐遁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人们还是那些人们，面孔还是那些面孔，内容却变了。人们忙碌起来，急煎煎的，语言完全改变，神情完全改变，行色匆匆，都变成了没头苍蝇，惟有买卖和生意能够吸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