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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钉木条的声音。锤头重重敲击铁钉，木窗框和木条同时震动，在楼前的院落里发出沉闷的回响。
那声音使他不由驻足。他望过去，看到五短身材的老霍，正在钉那两扇窗户。老霍身上的背心紧紧箍在他皮肉上，背心已被汗水和灰尘浸污，抡锤的短胳臂因不断迸出爆发力而显得格外雄健。老霍快把最后一根木条钉妥了。
他记得很清楚，没有人围观。他也仅仅驻足不到半分钟，便继续往前走——他是路过那里，他要经过那地方，去后院自己的宿舍。
他在离老霍最近时，忍不住下死眼把老霍又望了一下。老霍满脸的皱纹并未抖动，只是上下嘴唇都紧张地前伸，显示出一种虔诚的专注。这面容从此就永远粘在了他的记忆里，甩也甩不掉。
2
进到自己宿舍，关上门后，他是坐在了书桌前，还是靠到了床上？他有很深刻的思维吗？
是的，他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情绪。他知道金殿臣出事了。金殿臣被隔离审查。退回六、七年，怎样审查一个人，是把他倒吊起来，还是扔进粪坑里，似乎都不算离奇。但是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来过，并且像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那些地方，不但街名已经恢复，商店名称也已由一律的“革命化”——如“红旗服装店”、“东方红食品店”、“立新文化用品商店”——改称了一部分，例如有的粉饰一新后，叫做“云峰服装店”、“金枫食品店”、“春香茶叶店”等等。在这样的大气氛下，虽然各单位里还会有新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般来说，似乎都不至于为他们特设监狱了
然而在他所在的这个小单位，却有老霍的钉窗户，有老霍紧张地伸出的嘴唇，上下一齐伸出，显示出一种奉命的虔诚
老霍所钉的，是金殿臣所住的那间宿舍的窗户。窗户这么一钉死，宿舍便形同监狱了。其实现在想来，那样地钉上木条——或许不该说是木条，因为都有五公分以上宽，可以称为木板了吧——如果关在里面的人奋力突破，也还是有可能成功逃逸的。当然，革命委员会派出了男性革命群众，昼夜轮流在金殿臣那间屋门口值班。不过，既然有人看守，即便他金殿臣就是逃出了那间屋子，又怎能顺利逃出整个大院呢？他反正是插翅难飞，又何必派老霍钉他的窗户呢？
他当时推敲到这个逻辑了吗？只模糊记得，他只是腹诽。他的心不能接受这一钉窗户的事实。他并不同情金殿臣。他相信对金殿臣隔离审查必有根据。他知道革命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所做出的这一决定，是不可反对的。但他心的深处，虽经革命一次次的洗礼，却固执地不能对“就地监囚”的这种做法认同。他并且不能接受老霍那紧张地伸出双唇的表情。
3
回想这些事，他觉得很吃力。
不是因为事过境迁，难以追索。而是，他面对着一堵墙。这是一堵无形的墙。由现在的群体心理所筑构。筑墙的砖都很坚硬。“回忆这些干什么？”这是一种砖。“早知道了！都回忆烂了！”这又是一种砖。“回忆是不可靠的！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都不堪回忆，尤其是企图将其用文字还原，那就仿佛在流沙上建塔，永无成功的可能！”这是更巨大的砖。并且，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砖——我为什么要这样地讨人嫌？！
可是他心里搅着那么一团丝麻。总不能不试一试，将它们抽出捋顺。
然而，回忆与想象互相冲突。越认真回忆，便越要排斥想象。想象是艺术的灵魂。回忆弄不好会成为蜡像展览。
于是，他决定，回忆，要忠于已发生过的那些事的原始面貌；但又一定要想象那些原始面貌下勃动激荡的心灵。
4
金殿臣低着头，被看守他的人押着，手里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
他记得，金殿臣的整个面貌，整个神态，整个生命，显示出没有丝毫的反抗，他显然不但决不打算突破老霍所钉上的那些木条，更绝无趁看守者晚上打盹，冲出那牢房的意念。
他憬悟，那些老霍所钉的木条，其实只是一种符码，体现着一种无可道逃的权威。既镇压着金殿臣，也向单位里其他人，比如并没有被揪出来的他，宣示着毋得抗拒。
在食堂里，金殿臣默默地打饭。老霍的老婆是卖饭的，她默默地收过金殿臣递上的饭票，谨慎地往金殿臣的饭盒里舀了一勺丙菜（怕给多了），又往里面搁了两个窝头。金殿臣捧着那饭盒，依然低着头，由另一位吃完饭的看守押回他的宿舍——也是他的监狱。
食堂里的其他人都自己吃自己的饭，或聊他们的天，或竟管自打情骂俏，或吃完饭去水槽那儿洗碗，或用火柴棍剔着牙往外走所有的人，真的都对金殿臣被隔离，无动于衷吗？
不知道。也许是的——除了那几个必欲置金殿臣于死地的人——没有人关心金殿臣的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他很惊异，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急风暴雨的“破四旧”阶段，金殿臣却并未更名改姓。他那姓名，不是十分地封建、反动吗？为什么他竟未改，而外界对他的打击，也并未落到他那该死的姓名上？他记得很清楚，金殿臣被隔离后，很被折腾了一番，也开过批判会，后来更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但并没有人在批判他时扭住他的名字作文章，比如这样说：“他的富农老子，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不仅做一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且，还要他登上封建皇帝的金殿。成为皇帝的大臣，充当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的急先锋！金殿臣果然秉承他反动老子的意志，丧心病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的，没有人拿金殿臣的姓名开刀。把他揪出来的人，也对此兴味索然。
金殿臣确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把他揪出来，往他住的那间宿舍窗户上钉木条，也许倒是无形中抬高了他。他原来在单位里一点不起眼。
金殿臣属于那种虽然进城生活多年，却一望而可称之为“乡下人”的一类。他体态微胖，胳膊很粗，身胚很圆，胸部却是平的；他的鼻子有些酒糟，红得不算严重，几根血丝却很明显。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单位，没再调动过。他对现实很满足。出身富农，能上大学，能留在北京工作，这多不易！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他随大流混过来了，本来似乎也还可以就那么混下去，没想到，尼克松都访了华“反帝茶叶供应站”又都改成“青光茶叶店”了，他却被隔离，就有那单位里的木工老霍，奉命往他住的宿舍窗户上钉木条。
5
金殿臣因“诱奸未成年女子”而被揪出。
为什么不说是“诱奸幼女”或干脆说他是“强奸幼女”？
显然，刻意将他揪出的人，在定他的罪名上，颇费心思。
被指认是他所诱奸的那个女子，是当时单位里的一个临时工，搞卫生的。说是只有十六岁，但那发育得鼓鼓胀胀的模样，望上去实在会以为是个小媳妇了。像那么大的青年人，当时不是都要到农村插队或到边疆当“兵团战士”吗？为什么她却留在城里，当了个临时工？说不清，也不必搞得那么清楚。关键是，她在单位外面犯了事儿，被公安部门抓获，让她写材料交待，她写了好几大篇，在那几大篇里，有几行——也许只有一行——提到了金殿臣，说是金跟她“乱搞”过。这就够了！
于是在金殿臣被隔离审查期间，单位里几乎每天晚上就都搞一次夜市。
他回忆起，那时晚上，他在后院自己的宿舍里，隔着门窗，也能听见前面传过来的提审声。常常是在一阵“坦白从宽！”“放老实点！”的咆哮后，出现一段寂静，这时他的耳朵眼就会产生出一种惶恐等待的刺痒，仿佛雨夜里闪电划过，而疾雷却迟迟未响，那份焦虑与悚然，实难忍受。后来突然响起一片浑浊的喝斥，夹杂着拍桌子以及难以判断的钝音，他才松下一口气，知道不过是老戏再现。
金殿臣接受窗上所钉的木条，接受二十四小时的轮流监管，接受押解着去食堂和厕所，接受最低劣的饭菜，接受人们或鄙视或冷漠的目光，甚至也接受夜市，接受吆喝、斥骂与体罚，但他就是不承认与那女子“乱搞”过。
揪他、整他的人，为什么非得要他自己承认罪行？在那个时期，就是他死不认帐，不也可以硬给他安上罪名吗？为什么不惮烦地搞那么多次夜审？
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双方，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进入了那个约定俗成？
6
有一天，印德钧，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来对他说：“金殿臣死不招认。今晚你也来吧。也许你能起点作用。”
他当时什么心情？满心不愿意？是不愿意，但那不愿意并非“满心”；是不是还有点受宠若惊？是的，在那个时代，不，甚至不仅那时，就是在任何一朝，一个本来处于边缘的人，忽然被约往中心，多半都不会拒绝，起码不会断然拒绝。因为来自任何一方的看重。总能满足个人那与生俱来的荣耀欲。是呀，单位虽小，男职工怎么也有百十来位，能进入夜审问题人物的班子，归里包齐超不过六、七个，请他参加，那不是跃入中心了吗？何况，中心风景于他来说，有一种神秘感；不错，他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听见过来自中心的风雨雷电，但隔岸听音，与身临其境，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和许许多多的人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一样——他的心绪在荡动中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始状：他不大愿意，因为这对他来说，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危险感。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从来都是危险的。
他问：“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印主任说：“你跟金殿臣同过宿舍。再说，他想不到你会在场。你来软的。他现在不吃硬的。”
他当时听了，心里滋味是又辣又甜。他一度跟金殿臣同过宿舍。不是现在金殿臣住的这间，也不是他现在住的这间，是另外的一间。当时他刚到单位，整个儿是个浑的。金殿臣在农村有老婆，常在宿舍里说些男女间的荤事。而印德钧那时的宿舍就在他们隔壁。印德钧有了对象，却还没结婚，常到他们宿舍里来坐着，抽着烟瞎聊。印德钧也是农村出来的，而且老家跟金殿臣者家离得不算远，虽然印德钧家里是贫农，可是看不出他对金殿臣的歧视。相反，他跟金殿臣的共同语言却非常之多，那些共同语言里，一多半是关于农村里男女间的荤事儿，令当时尚未开窍的他从旁听来，既新奇，又惊讶，特别是印德钧，出身好，党员，在单位里地位眼看着扶摇直上，却在他们那间小小的宿舍里，极放松、极坦率地谈论农村里种种男女间的“乱搞”谈到兴浓处，嗤嗤地笑，两只眼睛生动地放着光，吸一口烟，眼皮又更富意味地眨动
直到今天，他回忆起来，就印德钧和金殿臣所描绘出来的农村风情而言，那真是一个性开放的世界，乃至于天堂。那些话语在他心底的积淀，使他多少年后，一看到红高粱那样的电影里的男女野合场面，便立刻承认其真实，而且体味到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乐趣。
他记得，金殿臣有一回说起，他们村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一个晚上还能睡三个相好的，而印德钧就说，他们村有一家，三辈都是光棍，给小辈娶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当老婆，结果那妇人跟他们三个男人都睡，不是强迫的，是她自愿的，三个男人都很强壮，她丈夫十八岁，公公三十五岁，爷爷五十二岁，一家子居然过得和和睦睦。那女人也不避讳他家的乱伦关系，私下还跟与其相好的妇人说，最有劲的，是那个爷爷！后来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你说那是她儿子，还是小叔子，甚至叔爷？这些乱七八糟的秽闻，如今再问起来，印德钧还承认他自己扩散过吗？他实实在在地记得，印德钧讲起这些违反伦常的事情时，并不给他以虚伪人格的感觉，甚至恰恰相反，就从那时起，印德钧对他有一种亲和力，虽然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印德钧最后升为了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可是在单位的“头头”里面，惟有印德钧给他一种平和、安全的感觉。
印德钧让他参加对金殿臣的夜市，这是不是一种虚伪冷酷？至少，他清楚，你印德钧在男男女女一类事情上，与金殿臣起码是在精神上同流合污过但他从那时到现在，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对印德钧产生过反感。他当时就知道，单位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心中有数，热心于揪金殿臣、斗金殿臣并一定要把金殿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的，是司马山而绝非印德钧。司马山当时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分工管人事保卫。
7
那是一座旧楼。楼下一角是几间宿舍，金殿臣住最靠边的一间。夜市就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那间审讯室与那间老霍钉牢窗户形成的监牢就隔着一层地板（也是天花板。是的，我们踩在脚下的，往往又正是罩在别人头上的。我们或许又会有意无意地与别人易位。这类的联想算得深刻吗？）。
他记得，他进入那间审讯室时，司马山似乎连招呼都没跟他打。其他的人也都给他些含含胡胡的表情。他拣了个最靠边的椅子坐下。印德钧倒分明给了他一个微笑。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不是这个圈里的人，他与这个圈子的惟一联系，也就是印德钩递过的一根丝线。他看出，司马山等人甚至于没有工夫对他表露轻视，就连往窗户上钉木条的那个老霍，霍木匠，也一副将他忽略不计的表情，倒是他心里不禁蔑视地问：你老霍算个什么呢？你什么也不是！他们让你在这儿，不过是要你充当打手罢了！哼！
把受审者提上来时，参与审问的人们要先商量这一回合的战略与战术，或者说是磋商“斗争的艺术”除了他，其他人已经多次研讨过了，但这一晚依然兴致勃勃，你一句我两句的，互相把昂扬的斗志挑逗得更其鲜活火爆。他听着很觉新奇，又不免悚然。因为不禁暗想：如果有一天，是研讨如何地与我奋斗、其乐无穷呢？
在逐步提得高锐的声浪中，司马山一声低音断喝：“小声点！别让他听见！”研讨戛然而止，显示出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直接领导者地位。司马山的脸庞，正所谓“天圆地方”俨然福相。只是一双眼睛小了点，又够不上“丹凤”不过他那双眼睛盯人时，还是令人感到锋利，有大头针别纸片的一股子狠劲儿。
在场的人，也许只有印德钧不怵司马山。这不仅因为印德钧当着一把手，还因为印德均这人在单位里人缘好，明里好不难，他却暗里也好，也就是说，单位里的人，背地里提起他来，也是感恩戴德、称善颂慈的多（当时的话语叫做“特掌握政策”）。司马山在人们背地里的舌头上怎么样，那就难说了。
他记得，那一晚，当人们闹嚷嚷地研讨“斗争艺术”时，惟有印德约，意态弛然地坐在侧座上，用纸片卷着烟丝，并不参与；那神情分明地显示出，他是来支持司马山的，然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斗争的热情，他也知道司马山于他，要的也只是“放手”而非“积极领导”更非冲锋陷阵。只是在司马山的一声断喝出来，诸人噤口后，稍过了片刻，他才闲闲地说：“今天小雍来了，小雍不会嚷嚷，小雍会文词儿小雍跟殿臣同居过，他们关系不错”虽然那“同居”一词令他很觉刺耳（他知道印德钧并无恶意，甚至是为了幽默），但印德钧那样称谓揪出来的坏人（简直是昵称），更令他暗暗称奇。这就是印德钧的风格。也只有他，这样地“放肆”却无人指责，连司马山亦不以为忤逆了原则。现在回想起，他仍认为，印德钧是个难得的人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单位里，那么样地处于安全地位，心态能那么松弛闲适，真真是“几生修得到此”！
金殿臣被押了上来，站在坐成弧线状的审问者面前，他自动低下头、弯下腰。因为好多天没有刮胡子，他脸上乱糟糟的胡须，跟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联合成一只刺猬的模样，而他那酒糟鼻，便仿佛是刺猬惶急缩藏的小尖脸。
他记得，司马山站起来，手里握着一个沏好茶的盖瓶，声情并茂地说：“姓金的，告诉你，你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他听到这两句迸出时，心里本能地纠正着：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他望望别人，连印德钧也都并无所谓）“你以为你今天再不老实，再死磨硬泡，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告诉你，我们一是不怕，不怕跟你耗时间！你抬头看看，我这儿沏好了酽酽的香茶，我还特特地准备了一把皮沙发椅呢！你有能耐，你就跟我们对抗一夜！二是，我们二是不软，听懂了吗？别以为我们跟你讲政策，不给你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就软弱可欺了！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坦白才能从宽，抗拒是一定要从严！”
是的，他至今记得，并在重温时依然活现着司马山那晚的声气表情，还有他那杯酽酽的香茶平心而论，司马山那是进入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一种享受“斗人之乐”的审美境界，并且很雷同于十多年后时髦起来的那种理论：目的是次要的，乐趣在于过程之中；贵在参与，而不必算计代价特别是，司马山强调了“讲政策”“我们可是掌握政策的啊”在他来说，那是真心话，因为不难找不出别的单位的例子来做对比，那可是些对揪出来的敌人——特别是坏分子——仍实行严酷体罚与人格污辱的例子，他司马山可并没那么厉害啊，他手下留情呢在“掌握政策”的前提下细细地咀嚼“斗人之乐”司马山在那些个夜晚里，其人生滋味，也是“几生修得到此”啊！
他当时很觉疑惑，明明已经认定了被揪出者的罪行，又何必一定要他承认？既然你永远认定被揪出的敌人“不老实”那么即便他承认了，又有多大意义？他终于承认了，也未必就给从宽，那又为什么并不爽快地以抗拒罪给他立马从严？
后来他憬悟，那是逐渐形成的一种斗人文化，并且，并不一定该由一定的组织与理论负责，那是一种在许许多多的司马山那样的积极分子，通过你一点我一滴地无文字非理论并且也不一定都是那么自觉地积累中，逸出组织与理论的规范与约束，却又往往得到宽容与默认，最后成型的。
他记得，那一晚折腾了很久。审问者重复了若干旧问题，又甩出了若干新问题，而金殿臣虽有问必答，低头弯腰过久以致几次晕眩欲倒，却极顽固地拒绝承认他把那女子勾进他宿舍，实行了诱奸，他只承认，在他们一起配合着挖防空洞时，他对她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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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钉木条的声音。锤头重重敲击铁钉，木窗框和木条同时震动，在楼前的院落里发出沉闷的回响。
那声音使他不由驻足。他望过去，看到五短身材的老霍，正在钉那两扇窗户。老霍身上的背心紧紧箍在他皮肉上，背心已被汗水和灰尘浸污，抡锤的短胳臂因不断迸出爆发力而显得格外雄健。老霍快把最后一根木条钉妥了。
他记得很清楚，没有人围观。他也仅仅驻足不到半分钟，便继续往前走——他是路过那里，他要经过那地方，去后院自己的宿舍。
他在离老霍最近时，忍不住下死眼把老霍又望了一下。老霍满脸的皱纹并未抖动，只是上下嘴唇都紧张地前伸，显示出一种虔诚的专注。这面容从此就永远粘在了他的记忆里，甩也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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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自己宿舍，关上门后，他是坐在了书桌前，还是靠到了床上？他有很深刻的思维吗？
是的，他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情绪。他知道金殿臣出事了。金殿臣被隔离审查。退回六、七年，怎样审查一个人，是把他倒吊起来，还是扔进粪坑里，似乎都不算离奇。但是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来过，并且像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那些地方，不但街名已经恢复，商店名称也已由一律的“革命化”——如“红旗服装店”、“东方红食品店”、“立新文化用品商店”——改称了一部分，例如有的粉饰一新后，叫做“云峰服装店”、“金枫食品店”、“春香茶叶店”等等。在这样的大气氛下，虽然各单位里还会有新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般来说，似乎都不至于为他们特设监狱了
然而在他所在的这个小单位，却有老霍的钉窗户，有老霍紧张地伸出的嘴唇，上下一齐伸出，显示出一种奉命的虔诚
老霍所钉的，是金殿臣所住的那间宿舍的窗户。窗户这么一钉死，宿舍便形同监狱了。其实现在想来，那样地钉上木条——或许不该说是木条，因为都有五公分以上宽，可以称为木板了吧——如果关在里面的人奋力突破，也还是有可能成功逃逸的。当然，革命委员会派出了男性革命群众，昼夜轮流在金殿臣那间屋门口值班。不过，既然有人看守，即便他金殿臣就是逃出了那间屋子，又怎能顺利逃出整个大院呢？他反正是插翅难飞，又何必派老霍钉他的窗户呢？
他当时推敲到这个逻辑了吗？只模糊记得，他只是腹诽。他的心不能接受这一钉窗户的事实。他并不同情金殿臣。他相信对金殿臣隔离审查必有根据。他知道革命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所做出的这一决定，是不可反对的。但他心的深处，虽经革命一次次的洗礼，却固执地不能对“就地监囚”的这种做法认同。他并且不能接受老霍那紧张地伸出双唇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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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这些事，他觉得很吃力。
不是因为事过境迁，难以追索。而是，他面对着一堵墙。这是一堵无形的墙。由现在的群体心理所筑构。筑墙的砖都很坚硬。“回忆这些干什么？”这是一种砖。“早知道了！都回忆烂了！”这又是一种砖。“回忆是不可靠的！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都不堪回忆，尤其是企图将其用文字还原，那就仿佛在流沙上建塔，永无成功的可能！”这是更巨大的砖。并且，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砖——我为什么要这样地讨人嫌？！
可是他心里搅着那么一团丝麻。总不能不试一试，将它们抽出捋顺。
然而，回忆与想象互相冲突。越认真回忆，便越要排斥想象。想象是艺术的灵魂。回忆弄不好会成为蜡像展览。
于是，他决定，回忆，要忠于已发生过的那些事的原始面貌；但又一定要想象那些原始面貌下勃动激荡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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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臣低着头，被看守他的人押着，手里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
他记得，金殿臣的整个面貌，整个神态，整个生命，显示出没有丝毫的反抗，他显然不但决不打算突破老霍所钉上的那些木条，更绝无趁看守者晚上打盹，冲出那牢房的意念。
他憬悟，那些老霍所钉的木条，其实只是一种符码，体现着一种无可道逃的权威。既镇压着金殿臣，也向单位里其他人，比如并没有被揪出来的他，宣示着毋得抗拒。
在食堂里，金殿臣默默地打饭。老霍的老婆是卖饭的，她默默地收过金殿臣递上的饭票，谨慎地往金殿臣的饭盒里舀了一勺丙菜（怕给多了），又往里面搁了两个窝头。金殿臣捧着那饭盒，依然低着头，由另一位吃完饭的看守押回他的宿舍——也是他的监狱。
食堂里的其他人都自己吃自己的饭，或聊他们的天，或竟管自打情骂俏，或吃完饭去水槽那儿洗碗，或用火柴棍剔着牙往外走所有的人，真的都对金殿臣被隔离，无动于衷吗？
不知道。也许是的——除了那几个必欲置金殿臣于死地的人——没有人关心金殿臣的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他很惊异，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急风暴雨的“破四旧”阶段，金殿臣却并未更名改姓。他那姓名，不是十分地封建、反动吗？为什么他竟未改，而外界对他的打击，也并未落到他那该死的姓名上？他记得很清楚，金殿臣被隔离后，很被折腾了一番，也开过批判会，后来更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但并没有人在批判他时扭住他的名字作文章，比如这样说：“他的富农老子，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不仅做一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且，还要他登上封建皇帝的金殿。成为皇帝的大臣，充当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的急先锋！金殿臣果然秉承他反动老子的意志，丧心病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的，没有人拿金殿臣的姓名开刀。把他揪出来的人，也对此兴味索然。
金殿臣确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把他揪出来，往他住的那间宿舍窗户上钉木条，也许倒是无形中抬高了他。他原来在单位里一点不起眼。
金殿臣属于那种虽然进城生活多年，却一望而可称之为“乡下人”的一类。他体态微胖，胳膊很粗，身胚很圆，胸部却是平的；他的鼻子有些酒糟，红得不算严重，几根血丝却很明显。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单位，没再调动过。他对现实很满足。出身富农，能上大学，能留在北京工作，这多不易！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他随大流混过来了，本来似乎也还可以就那么混下去，没想到，尼克松都访了华“反帝茶叶供应站”又都改成“青光茶叶店”了，他却被隔离，就有那单位里的木工老霍，奉命往他住的宿舍窗户上钉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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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臣因“诱奸未成年女子”而被揪出。
为什么不说是“诱奸幼女”或干脆说他是“强奸幼女”？
显然，刻意将他揪出的人，在定他的罪名上，颇费心思。
被指认是他所诱奸的那个女子，是当时单位里的一个临时工，搞卫生的。说是只有十六岁，但那发育得鼓鼓胀胀的模样，望上去实在会以为是个小媳妇了。像那么大的青年人，当时不是都要到农村插队或到边疆当“兵团战士”吗？为什么她却留在城里，当了个临时工？说不清，也不必搞得那么清楚。关键是，她在单位外面犯了事儿，被公安部门抓获，让她写材料交待，她写了好几大篇，在那几大篇里，有几行——也许只有一行——提到了金殿臣，说是金跟她“乱搞”过。这就够了！
于是在金殿臣被隔离审查期间，单位里几乎每天晚上就都搞一次夜市。
他回忆起，那时晚上，他在后院自己的宿舍里，隔着门窗，也能听见前面传过来的提审声。常常是在一阵“坦白从宽！”“放老实点！”的咆哮后，出现一段寂静，这时他的耳朵眼就会产生出一种惶恐等待的刺痒，仿佛雨夜里闪电划过，而疾雷却迟迟未响，那份焦虑与悚然，实难忍受。后来突然响起一片浑浊的喝斥，夹杂着拍桌子以及难以判断的钝音，他才松下一口气，知道不过是老戏再现。
金殿臣接受窗上所钉的木条，接受二十四小时的轮流监管，接受押解着去食堂和厕所，接受最低劣的饭菜，接受人们或鄙视或冷漠的目光，甚至也接受夜市，接受吆喝、斥骂与体罚，但他就是不承认与那女子“乱搞”过。
揪他、整他的人，为什么非得要他自己承认罪行？在那个时期，就是他死不认帐，不也可以硬给他安上罪名吗？为什么不惮烦地搞那么多次夜审？
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双方，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进入了那个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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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印德钧，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来对他说：“金殿臣死不招认。今晚你也来吧。也许你能起点作用。”
他当时什么心情？满心不愿意？是不愿意，但那不愿意并非“满心”；是不是还有点受宠若惊？是的，在那个时代，不，甚至不仅那时，就是在任何一朝，一个本来处于边缘的人，忽然被约往中心，多半都不会拒绝，起码不会断然拒绝。因为来自任何一方的看重。总能满足个人那与生俱来的荣耀欲。是呀，单位虽小，男职工怎么也有百十来位，能进入夜审问题人物的班子，归里包齐超不过六、七个，请他参加，那不是跃入中心了吗？何况，中心风景于他来说，有一种神秘感；不错，他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听见过来自中心的风雨雷电，但隔岸听音，与身临其境，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和许许多多的人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一样——他的心绪在荡动中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始状：他不大愿意，因为这对他来说，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危险感。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从来都是危险的。
他问：“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印主任说：“你跟金殿臣同过宿舍。再说，他想不到你会在场。你来软的。他现在不吃硬的。”
他当时听了，心里滋味是又辣又甜。他一度跟金殿臣同过宿舍。不是现在金殿臣住的这间，也不是他现在住的这间，是另外的一间。当时他刚到单位，整个儿是个浑的。金殿臣在农村有老婆，常在宿舍里说些男女间的荤事。而印德钧那时的宿舍就在他们隔壁。印德钧有了对象，却还没结婚，常到他们宿舍里来坐着，抽着烟瞎聊。印德钧也是农村出来的，而且老家跟金殿臣者家离得不算远，虽然印德钧家里是贫农，可是看不出他对金殿臣的歧视。相反，他跟金殿臣的共同语言却非常之多，那些共同语言里，一多半是关于农村里男女间的荤事儿，令当时尚未开窍的他从旁听来，既新奇，又惊讶，特别是印德钧，出身好，党员，在单位里地位眼看着扶摇直上，却在他们那间小小的宿舍里，极放松、极坦率地谈论农村里种种男女间的“乱搞”谈到兴浓处，嗤嗤地笑，两只眼睛生动地放着光，吸一口烟，眼皮又更富意味地眨动
直到今天，他回忆起来，就印德钧和金殿臣所描绘出来的农村风情而言，那真是一个性开放的世界，乃至于天堂。那些话语在他心底的积淀，使他多少年后，一看到红高粱那样的电影里的男女野合场面，便立刻承认其真实，而且体味到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乐趣。
他记得，金殿臣有一回说起，他们村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一个晚上还能睡三个相好的，而印德钧就说，他们村有一家，三辈都是光棍，给小辈娶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当老婆，结果那妇人跟他们三个男人都睡，不是强迫的，是她自愿的，三个男人都很强壮，她丈夫十八岁，公公三十五岁，爷爷五十二岁，一家子居然过得和和睦睦。那女人也不避讳他家的乱伦关系，私下还跟与其相好的妇人说，最有劲的，是那个爷爷！后来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你说那是她儿子，还是小叔子，甚至叔爷？这些乱七八糟的秽闻，如今再问起来，印德钧还承认他自己扩散过吗？他实实在在地记得，印德钧讲起这些违反伦常的事情时，并不给他以虚伪人格的感觉，甚至恰恰相反，就从那时起，印德钧对他有一种亲和力，虽然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印德钧最后升为了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可是在单位的“头头”里面，惟有印德钧给他一种平和、安全的感觉。
印德钧让他参加对金殿臣的夜市，这是不是一种虚伪冷酷？至少，他清楚，你印德钧在男男女女一类事情上，与金殿臣起码是在精神上同流合污过但他从那时到现在，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对印德钧产生过反感。他当时就知道，单位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心中有数，热心于揪金殿臣、斗金殿臣并一定要把金殿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的，是司马山而绝非印德钧。司马山当时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分工管人事保卫。
7
那是一座旧楼。楼下一角是几间宿舍，金殿臣住最靠边的一间。夜市就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那间审讯室与那间老霍钉牢窗户形成的监牢就隔着一层地板（也是天花板。是的，我们踩在脚下的，往往又正是罩在别人头上的。我们或许又会有意无意地与别人易位。这类的联想算得深刻吗？）。
他记得，他进入那间审讯室时，司马山似乎连招呼都没跟他打。其他的人也都给他些含含胡胡的表情。他拣了个最靠边的椅子坐下。印德钧倒分明给了他一个微笑。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不是这个圈里的人，他与这个圈子的惟一联系，也就是印德钩递过的一根丝线。他看出，司马山等人甚至于没有工夫对他表露轻视，就连往窗户上钉木条的那个老霍，霍木匠，也一副将他忽略不计的表情，倒是他心里不禁蔑视地问：你老霍算个什么呢？你什么也不是！他们让你在这儿，不过是要你充当打手罢了！哼！
把受审者提上来时，参与审问的人们要先商量这一回合的战略与战术，或者说是磋商“斗争的艺术”除了他，其他人已经多次研讨过了，但这一晚依然兴致勃勃，你一句我两句的，互相把昂扬的斗志挑逗得更其鲜活火爆。他听着很觉新奇，又不免悚然。因为不禁暗想：如果有一天，是研讨如何地与我奋斗、其乐无穷呢？
在逐步提得高锐的声浪中，司马山一声低音断喝：“小声点！别让他听见！”研讨戛然而止，显示出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直接领导者地位。司马山的脸庞，正所谓“天圆地方”俨然福相。只是一双眼睛小了点，又够不上“丹凤”不过他那双眼睛盯人时，还是令人感到锋利，有大头针别纸片的一股子狠劲儿。
在场的人，也许只有印德钧不怵司马山。这不仅因为印德钧当着一把手，还因为印德均这人在单位里人缘好，明里好不难，他却暗里也好，也就是说，单位里的人，背地里提起他来，也是感恩戴德、称善颂慈的多（当时的话语叫做“特掌握政策”）。司马山在人们背地里的舌头上怎么样，那就难说了。
他记得，那一晚，当人们闹嚷嚷地研讨“斗争艺术”时，惟有印德约，意态弛然地坐在侧座上，用纸片卷着烟丝，并不参与；那神情分明地显示出，他是来支持司马山的，然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斗争的热情，他也知道司马山于他，要的也只是“放手”而非“积极领导”更非冲锋陷阵。只是在司马山的一声断喝出来，诸人噤口后，稍过了片刻，他才闲闲地说：“今天小雍来了，小雍不会嚷嚷，小雍会文词儿小雍跟殿臣同居过，他们关系不错”虽然那“同居”一词令他很觉刺耳（他知道印德钧并无恶意，甚至是为了幽默），但印德钧那样称谓揪出来的坏人（简直是昵称），更令他暗暗称奇。这就是印德钧的风格。也只有他，这样地“放肆”却无人指责，连司马山亦不以为忤逆了原则。现在回想起，他仍认为，印德钧是个难得的人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单位里，那么样地处于安全地位，心态能那么松弛闲适，真真是“几生修得到此”！
金殿臣被押了上来，站在坐成弧线状的审问者面前，他自动低下头、弯下腰。因为好多天没有刮胡子，他脸上乱糟糟的胡须，跟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联合成一只刺猬的模样，而他那酒糟鼻，便仿佛是刺猬惶急缩藏的小尖脸。
他记得，司马山站起来，手里握着一个沏好茶的盖瓶，声情并茂地说：“姓金的，告诉你，你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他听到这两句迸出时，心里本能地纠正着：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他望望别人，连印德钧也都并无所谓）“你以为你今天再不老实，再死磨硬泡，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告诉你，我们一是不怕，不怕跟你耗时间！你抬头看看，我这儿沏好了酽酽的香茶，我还特特地准备了一把皮沙发椅呢！你有能耐，你就跟我们对抗一夜！二是，我们二是不软，听懂了吗？别以为我们跟你讲政策，不给你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就软弱可欺了！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坦白才能从宽，抗拒是一定要从严！”
是的，他至今记得，并在重温时依然活现着司马山那晚的声气表情，还有他那杯酽酽的香茶平心而论，司马山那是进入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一种享受“斗人之乐”的审美境界，并且很雷同于十多年后时髦起来的那种理论：目的是次要的，乐趣在于过程之中；贵在参与，而不必算计代价特别是，司马山强调了“讲政策”“我们可是掌握政策的啊”在他来说，那是真心话，因为不难找不出别的单位的例子来做对比，那可是些对揪出来的敌人——特别是坏分子——仍实行严酷体罚与人格污辱的例子，他司马山可并没那么厉害啊，他手下留情呢在“掌握政策”的前提下细细地咀嚼“斗人之乐”司马山在那些个夜晚里，其人生滋味，也是“几生修得到此”啊！
他当时很觉疑惑，明明已经认定了被揪出者的罪行，又何必一定要他承认？既然你永远认定被揪出的敌人“不老实”那么即便他承认了，又有多大意义？他终于承认了，也未必就给从宽，那又为什么并不爽快地以抗拒罪给他立马从严？
后来他憬悟，那是逐渐形成的一种斗人文化，并且，并不一定该由一定的组织与理论负责，那是一种在许许多多的司马山那样的积极分子，通过你一点我一滴地无文字非理论并且也不一定都是那么自觉地积累中，逸出组织与理论的规范与约束，却又往往得到宽容与默认，最后成型的。
他记得，那一晚折腾了很久。审问者重复了若干旧问题，又甩出了若干新问题，而金殿臣虽有问必答，低头弯腰过久以致几次晕眩欲倒，却极顽固地拒绝承认他把那女子勾进他宿舍，实行了诱奸，他只承认，在他们一起配合着挖防空洞时，他对她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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