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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高潮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据我多年的观察，庞其杉的这种性格，的确有他那知识分子家庭给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凭知识吃饭，用不着为什么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个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听说他在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痛苦得险些自杀。这些人生的变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冷化。可是，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指出：庞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会变得非常活泼健谈，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热心打个比方说，他好比是一块硬糖，扔到一个水杯里以后，他不会马上溶化，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飘散出他的甜味这个比方不那么准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过程却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除了这种理智的分析，我有时对他的性格还有一种朴素的感性的认识——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爱搭理人，特别是不爱搭理刚刚调进我们情报站的人，不爱搭理外科室的人，不爱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过是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罢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未必有多么深刻的道德品质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法排遣的羞涩，从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张奇林后来把秦大姐这番话介绍给了党组的其他同志，反应是摇头、哂笑和漠然。弄得张奇林也疑惑起来：能像秦大姐那么去分析一个干部吗？
张奇林的女儿张秀藻，有时会在全家看电视剧时，忽然问张奇林：“爸爸，在你们党委里头，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电视剧里，几乎照例总有那么两、三种类型化的干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还少不了“糊涂派”（或叫“和稀泥派”）。张奇林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总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问地说：“没那么简单啊。”是的，生活本身并不像某些电视剧表现得那么简单。不过张奇林并不想批评任何一部电视剧，他也几乎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他倒想看，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即使回到了家中，难得暂时地坐到电视机前，也难免不是电话便是人来，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关于庞其杉是否适宜提拔为技术情报站站长的争论，新党委的成员们恰恰是出于改革心切，才决定加倍重视技术情报站的工作，才为站长人选的问题展开了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直到10月份才宣告结束，庞其杉的任命终于被确定下来。
任命宣布以后，出现了微妙的情... -->>
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高潮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据我多年的观察，庞其杉的这种性格，的确有他那知识分子家庭给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凭知识吃饭，用不着为什么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个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听说他在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痛苦得险些自杀。这些人生的变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冷化。可是，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指出：庞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会变得非常活泼健谈，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热心打个比方说，他好比是一块硬糖，扔到一个水杯里以后，他不会马上溶化，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飘散出他的甜味这个比方不那么准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过程却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除了这种理智的分析，我有时对他的性格还有一种朴素的感性的认识——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爱搭理人，特别是不爱搭理刚刚调进我们情报站的人，不爱搭理外科室的人，不爱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过是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罢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未必有多么深刻的道德品质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法排遣的羞涩，从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张奇林后来把秦大姐这番话介绍给了党组的其他同志，反应是摇头、哂笑和漠然。弄得张奇林也疑惑起来：能像秦大姐那么去分析一个干部吗？
张奇林的女儿张秀藻，有时会在全家看电视剧时，忽然问张奇林：“爸爸，在你们党委里头，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电视剧里，几乎照例总有那么两、三种类型化的干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还少不了“糊涂派”（或叫“和稀泥派”）。张奇林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总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问地说：“没那么简单啊。”是的，生活本身并不像某些电视剧表现得那么简单。不过张奇林并不想批评任何一部电视剧，他也几乎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他倒想看，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即使回到了家中，难得暂时地坐到电视机前，也难免不是电话便是人来，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关于庞其杉是否适宜提拔为技术情报站站长的争论，新党委的成员们恰恰是出于改革心切，才决定加倍重视技术情报站的工作，才为站长人选的问题展开了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直到10月份才宣告结束，庞其杉的任命终于被确定下来。
任命宣布以后，出现了微妙的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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