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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
“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信来？”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着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
“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着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补差”在那看守的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沉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圆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着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着，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17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着晚清修建的一箍节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2了。娶进这样一位“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1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沙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凤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像长出“萝卜花”的眼睛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过，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是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做这天婚事中的头一桩大事。她在屋里催促着孟昭英梳头整装，并亲自用一把崭新的棕丝炕笤帚，给孟昭英的棉袄掸土，其实孟昭英那织锦面的丝棉袄和外头的紫红提花纺绸罩衫都并无尘土可掸。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那声音始终没有出现，但她却忽然判断出：“来了！”真不知她是怎么听出小轿车开拢院门的声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边催着孟昭英出门，一边扭头嘱咐薛纪跃：“你再拾掇拾掇吧，一会儿人家可就真来啦！”薛纪跃也不知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惶惑，坐在一把闪闪发光的镀铬折椅上，手里拿着一盘新买的录音带，低头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经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装，打好艳红底子带金龙图案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锃光发亮的三接头黑皮鞋。对于母亲的叮嘱，他不屑于作出反应，他还有什么好拾掇的？他盼着该经受的一切早一点结束，就像录音带在录音机里快速卷动一样——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并出了屋。她让孟昭英快几步先到院门外去，她自己则要去澹台智珠家请澹台智珠出马。
这时薛师傅在大门口迎住了那辆停靠过来的出租汽车。他弯下腰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车里坐满了人呢？
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
“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信来？”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着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
“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着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补差”在那看守的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沉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圆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着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着，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17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着晚清修建的一箍节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2了。娶进这样一位“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1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沙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凤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像长出“萝卜花”的眼睛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过，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是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做这天婚事中的头一桩大事。她在屋里催促着孟昭英梳头整装，并亲自用一把崭新的棕丝炕笤帚，给孟昭英的棉袄掸土，其实孟昭英那织锦面的丝棉袄和外头的紫红提花纺绸罩衫都并无尘土可掸。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那声音始终没有出现，但她却忽然判断出：“来了！”真不知她是怎么听出小轿车开拢院门的声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边催着孟昭英出门，一边扭头嘱咐薛纪跃：“你再拾掇拾掇吧，一会儿人家可就真来啦！”薛纪跃也不知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惶惑，坐在一把闪闪发光的镀铬折椅上，手里拿着一盘新买的录音带，低头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经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装，打好艳红底子带金龙图案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锃光发亮的三接头黑皮鞋。对于母亲的叮嘱，他不屑于作出反应，他还有什么好拾掇的？他盼着该经受的一切早一点结束，就像录音带在录音机里快速卷动一样——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并出了屋。她让孟昭英快几步先到院门外去，她自己则要去澹台智珠家请澹台智珠出马。
这时薛师傅在大门口迎住了那辆停靠过来的出租汽车。他弯下腰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车里坐满了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