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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星期六晚上，婆婆把文耀、端丽找来，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让大家想想办法。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
“精神病院，我想来想去不能送。”
于是，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
“进了医院，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还要坐电椅，没有毛病也要作出病来了。”
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
“我们宁波乡下，有过一个花痴，什么药也没吃，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
端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便小心翼翼地说：“文影年龄不小了，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只是现在人在乡下，一没户口，二没工资，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
“是的，姆妈，再说有这种毛病，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不瞒人家吧，人家说不定”文耀没说完，就被母亲气势汹汹地打断了：
“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要你们来做啥？不就是想办法。会得嫁不出去，真是笑话了！”
“嫁怎么会嫁不出去，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端丽打圆场“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吧？”
夜里，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文耀凄楚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
“怪谁？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有毛病不看，要结婚，自己要跌身价。”端丽没好气地说。
“姆妈活了六十多岁，会没有你我懂？进了精神病院，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你懂吗？”文耀振振有词。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定的理论前提下，坚持意见，发挥见解。学校里，权威是工宣队；家里，权威则是父亲母亲。
“那你就从命，不要怨天怨地。”端丽说毕，不再出声。
“动气了？”过了会儿，文耀不放心地问。
“没有。我在想，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总要找个好的。还有，能不能找个近处的，比如绍兴，昆山，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离上海近，生活习惯好一点，也叫得应一点。”
“对，对！”文耀直点头，觉得妻子很聪明。
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信。虽是“文化革命”至今没来往过，可从前，没少给他们好处，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信，是由文耀写的，严格地说，是端丽口授，文耀记录。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再把的情况写了一些，并附上一张相片，然后转入正题—找份人家。只说想往近处调，距上海近点。关于病，就写了极为含蓄的一句：“受了点刺激，身体不大好。”信寄走了，以后的日子，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每日两班邮差，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盼过上午盼下午，盼过下午盼明天，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一件事未了结，又来了一件。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要分配了。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百年后，仍是一片红，这样才能代代红。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
“女儿学校上门来动员了，”梁阿姨说“我对他讲：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去的。讲过一句再不和他罗嗦，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他坐了一歇就走了。”
“伲囡也要分配，她姐姐刚去安徽，学堂里不好意思来动员，我不让她去，她和我吵，我说我养活你，你还有什么可吵的！”
“跑得去插队落户，还是要养她。他们又养不活自己，反倒在火车上贴掉钞票。”
“在家里也不见得一生一世没有工作。上两届讲‘两丁抽一’，这两届一片红，下头两届又不晓得如何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过夜，人就不好太呆了。”
端丽不好插嘴，可听听这些牢骚，能出出气，也能得到启发。她心里活动起来，是不是再应该试一试，把多多留住。当初文影分配时，如再硬硬头皮咬咬牙，说不定也就赖下来了。从感情上说，她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女儿大了，和妈妈贴心多了，想到要把她送走，好比在心上剜了一刀。从经济上来说，她也无力再准备一份行装。小叔和小姑相继下乡，把家里最后一点老底都挖尽了。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你家小孩挨着插队落户吧？”
“老大是六九届的，一片红呀！”
“你让她去？”
“讲心里话，真不愿。她读书早，念的是五年制，现在十五足岁都不到。但是我们家这个成分只怕赖不下去。”端丽忧心忡忡。
“有啥赖不下去？你怕啥？插队落户么最最推板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到时候再讲了。”端丽说，心里却好象定了许多。
回到家里，多多就告诉她，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让她等着。
吃过晚饭不多久，果然有人敲门，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母亲多少工资，弟弟妹妹多大年龄，多多的身体好不好，等等。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端丽心里别别跳着，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这会儿，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说：
“多多年龄很小。参军年龄，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她不到十五，不去。”
“李铁梅也很小。”那工人师傅说。
“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
“早点革命，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工人师傅皱皱眉头，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
“在上海也可以革命，也可以锻炼嘛！再说她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小，她不能走。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我自己送到乡下去。”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她说话就象吵架一样。
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转脸对文耀说：“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
文耀摸着下巴，支吾道：“上山下乡，我支持。不过，多多还小”
“多多的出身不太好，她的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
端丽火了，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
这一席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说出这么多道理。她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刚下楼梯，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关上门，也不怕闷死。多多冲着妈妈说：
“什么什么呀！你这样对待工宣队，我要倒霉的。”
“倒什么霉？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摇着头说：“真凶啊！怎么变得这么凶，象个买小菜阿姨。”
“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多多嘀咕“真野蛮！”
“做人要凶。否则，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压死人的。”
文耀同意了：“这倒也是。”
“那我怎么办呢？”多多发愁。
“怎么办？在家里。爸爸妈妈养你。”
来来忽然说：“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来来学着，大家都笑了，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
待了一段日子，多多自己不定心了，说她的同学都走了，常和端丽闹。端丽只说：“让他们走，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也就随她闹，不理会。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这么强硬。心里也就安定了，太平了许多。整天在家买菜，烧饭，管理弟弟妹妹，她戏称自己是“小家庭妇女”、“小劳动大姐”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使妈妈在工场间工作得很安心，很好，常常受到表扬，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充作文影的生活费。
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这家姓王，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儿子今年二十六岁，比文影大三岁，年龄很合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这点也合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姊妹很少，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这也中意。全家商量，又问了文影的意见，对她说只是结了婚可以往南方调，女大终要当嫁，文影也同意了。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表示同意见面，同意考虑。
立秋这天，那人来了，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小伙子长得不错，身高体阔，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正巧是星期天，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
婆婆对小伙子还满意，公公只轻轻地说了声“粗坯”也没发表不同意见，文耀和端丽自然也不能有意见。只是端丽总有点觉得那人生相不太厚道。文影自己倒挺喜欢，精神好了许多，而话又比往日多了数倍。人家不知道内情，只当是生性如此，活泼而已。只有自己家的人暗暗担心，怕她发病。而实际上，这终是瞒不过去的，但此时此刻，谁都不那么想，一门心思地自欺欺人。
中午吃饭了，因为来客是乡下人，也就不必讲究。公公没有陪客，倒是多多等三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去三个座。端丽在厨房里炒菜上桌，正忙着，忽见三个孩子冲进厨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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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晚上，婆婆把文耀、端丽找来，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让大家想想办法。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
“精神病院，我想来想去不能送。”
于是，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
“进了医院，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还要坐电椅，没有毛病也要作出病来了。”
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
“我们宁波乡下，有过一个花痴，什么药也没吃，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
端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便小心翼翼地说：“文影年龄不小了，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只是现在人在乡下，一没户口，二没工资，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
“是的，姆妈，再说有这种毛病，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不瞒人家吧，人家说不定”文耀没说完，就被母亲气势汹汹地打断了：
“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要你们来做啥？不就是想办法。会得嫁不出去，真是笑话了！”
“嫁怎么会嫁不出去，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端丽打圆场“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吧？”
夜里，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文耀凄楚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
“怪谁？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有毛病不看，要结婚，自己要跌身价。”端丽没好气地说。
“姆妈活了六十多岁，会没有你我懂？进了精神病院，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你懂吗？”文耀振振有词。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定的理论前提下，坚持意见，发挥见解。学校里，权威是工宣队；家里，权威则是父亲母亲。
“那你就从命，不要怨天怨地。”端丽说毕，不再出声。
“动气了？”过了会儿，文耀不放心地问。
“没有。我在想，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总要找个好的。还有，能不能找个近处的，比如绍兴，昆山，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离上海近，生活习惯好一点，也叫得应一点。”
“对，对！”文耀直点头，觉得妻子很聪明。
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信。虽是“文化革命”至今没来往过，可从前，没少给他们好处，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信，是由文耀写的，严格地说，是端丽口授，文耀记录。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再把的情况写了一些，并附上一张相片，然后转入正题—找份人家。只说想往近处调，距上海近点。关于病，就写了极为含蓄的一句：“受了点刺激，身体不大好。”信寄走了，以后的日子，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每日两班邮差，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盼过上午盼下午，盼过下午盼明天，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一件事未了结，又来了一件。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要分配了。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百年后，仍是一片红，这样才能代代红。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
“女儿学校上门来动员了，”梁阿姨说“我对他讲：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去的。讲过一句再不和他罗嗦，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他坐了一歇就走了。”
“伲囡也要分配，她姐姐刚去安徽，学堂里不好意思来动员，我不让她去，她和我吵，我说我养活你，你还有什么可吵的！”
“跑得去插队落户，还是要养她。他们又养不活自己，反倒在火车上贴掉钞票。”
“在家里也不见得一生一世没有工作。上两届讲‘两丁抽一’，这两届一片红，下头两届又不晓得如何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过夜，人就不好太呆了。”
端丽不好插嘴，可听听这些牢骚，能出出气，也能得到启发。她心里活动起来，是不是再应该试一试，把多多留住。当初文影分配时，如再硬硬头皮咬咬牙，说不定也就赖下来了。从感情上说，她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女儿大了，和妈妈贴心多了，想到要把她送走，好比在心上剜了一刀。从经济上来说，她也无力再准备一份行装。小叔和小姑相继下乡，把家里最后一点老底都挖尽了。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你家小孩挨着插队落户吧？”
“老大是六九届的，一片红呀！”
“你让她去？”
“讲心里话，真不愿。她读书早，念的是五年制，现在十五足岁都不到。但是我们家这个成分只怕赖不下去。”端丽忧心忡忡。
“有啥赖不下去？你怕啥？插队落户么最最推板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到时候再讲了。”端丽说，心里却好象定了许多。
回到家里，多多就告诉她，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让她等着。
吃过晚饭不多久，果然有人敲门，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母亲多少工资，弟弟妹妹多大年龄，多多的身体好不好，等等。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端丽心里别别跳着，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这会儿，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说：
“多多年龄很小。参军年龄，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她不到十五，不去。”
“李铁梅也很小。”那工人师傅说。
“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
“早点革命，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工人师傅皱皱眉头，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
“在上海也可以革命，也可以锻炼嘛！再说她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小，她不能走。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我自己送到乡下去。”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她说话就象吵架一样。
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转脸对文耀说：“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
文耀摸着下巴，支吾道：“上山下乡，我支持。不过，多多还小”
“多多的出身不太好，她的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
端丽火了，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
这一席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说出这么多道理。她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刚下楼梯，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关上门，也不怕闷死。多多冲着妈妈说：
“什么什么呀！你这样对待工宣队，我要倒霉的。”
“倒什么霉？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摇着头说：“真凶啊！怎么变得这么凶，象个买小菜阿姨。”
“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多多嘀咕“真野蛮！”
“做人要凶。否则，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压死人的。”
文耀同意了：“这倒也是。”
“那我怎么办呢？”多多发愁。
“怎么办？在家里。爸爸妈妈养你。”
来来忽然说：“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来来学着，大家都笑了，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
待了一段日子，多多自己不定心了，说她的同学都走了，常和端丽闹。端丽只说：“让他们走，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也就随她闹，不理会。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这么强硬。心里也就安定了，太平了许多。整天在家买菜，烧饭，管理弟弟妹妹，她戏称自己是“小家庭妇女”、“小劳动大姐”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使妈妈在工场间工作得很安心，很好，常常受到表扬，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充作文影的生活费。
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这家姓王，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儿子今年二十六岁，比文影大三岁，年龄很合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这点也合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姊妹很少，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这也中意。全家商量，又问了文影的意见，对她说只是结了婚可以往南方调，女大终要当嫁，文影也同意了。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表示同意见面，同意考虑。
立秋这天，那人来了，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小伙子长得不错，身高体阔，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正巧是星期天，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
婆婆对小伙子还满意，公公只轻轻地说了声“粗坯”也没发表不同意见，文耀和端丽自然也不能有意见。只是端丽总有点觉得那人生相不太厚道。文影自己倒挺喜欢，精神好了许多，而话又比往日多了数倍。人家不知道内情，只当是生性如此，活泼而已。只有自己家的人暗暗担心，怕她发病。而实际上，这终是瞒不过去的，但此时此刻，谁都不那么想，一门心思地自欺欺人。
中午吃饭了，因为来客是乡下人，也就不必讲究。公公没有陪客，倒是多多等三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去三个座。端丽在厨房里炒菜上桌，正忙着，忽见三个孩子冲进厨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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