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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题，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国从事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雅各布教授和那个时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样，已从对细菌的研究转到了对动物细胞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个领域后来使细胞生物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完全知道继续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科学研究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我没有浪费各类的投资：包括家庭为我的教育作的投资、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资，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实现我的个人向往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加速信仰的发展，在定居喜马拉雅山之前，从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我将我前往喜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国的决定通知了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记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觉得科学与信仰，这两件事是可调和的吗？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问儿子，问得一点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说是慈祥的。
马丁格告诉父亲，科学与精神两者之间的确并没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或是用一根两头尖的针缝东西。对他而言在他看到最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将时间分摊开来，他希望将时间完全贡献给在他看来是最主要的事物。
后来，正如你希望的，我发现我的科学训练与对佛教形而上学和对佛教的实践是完全可调和的，而且，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也就是对真理的研究中处境艰难。
我好像明白你所说的调和，父亲说，你将先前的科学训练和严格精神用在了有关佛教或佛经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史上有着最重要发现的领域，而你本来是能够参与的，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父亲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有些动感情。
生物学没有我也发展得很好，这个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不缺少科学家。
马丁格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讲理。这是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一次马丁格流露出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特征。
真正的问题是，我的生命中需要建立一个优先的等级，那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尽可能好地使用人生的潜能而任我的生命一天接着一天地风化。对我而言，大量的科学的认识已经变成一种对于较小的需要所作的较大的贡献。
你把自己贡献给了一种比我们纪元还早多个世纪的古老教义中，但你带来新的认识了吗？老头穷追不舍，晃了晃福尔摩斯式的直嘴烟斗。
请注意，马丁格完全恢复了平静，对佛教而言，并不是要搅动一种古老而过时的教义的灰尘，当精神研究引起一种真正的内心改造时就是一项有生命力、不断更新、不断有新鲜感的研究。像佛教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传统，既然它是针对的是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永远不会衰老。事实上，在历史上更为经常的倒是科学理论自然而然地衰老，并且不断被新的或别的理论代替。
是的，你说得不错，但它们被别的理论代替是由于充分的道理：因为认识进步了，人们观察到新的事实，经验对种种假设进行了裁决。
生物学和理论物理学确实带来了一些关于生命和宇宙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并不能够让人建立幸福与痛苦的那些根本的机制。认识地球的形状和精确尺寸，是一个不可争论的进步，但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对于生命的意义并无多大的改变。无论医学的进步能有多大，人们只能暂时地减轻痛苦，而且，这些痛苦还要毫无疑问不断地重新出现，并且通过死亡来达到最高点。人们能够阻止一次争端，一次战争，但如果人的精神不改变，争端和战争还会发生。相反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来发现一种不取决于健康、权力、成功、金钱的和感官快乐的内心平和吗？
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在哪方面上不相容，在生物学、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给许多疾病带来新的解决的办法，因而也就有助于减少人类的痛苦，而由发现生命的那些根本机制所获的知识性的满足，则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满足。你就没有考虑过，能否将你操心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佛教不反对科学，马丁格说，佛教将科学看做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但又片面的影像，我感觉不到那种向它贡献同样多的努力并分配我的生存的需要。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鸟，只有一个想法：给精神以空间。
你了解科学目前的情况吗？
马丁格听出了父亲的意思，顺便拿出一本生物学刊对父亲说：
实际情况是，我带着更大的兴趣继续关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总体上看近几十年来成千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令人激动的，但一个研究人员的一生是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学习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的一个很微小的方面、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生物学现象的清晰的图像。但是，普通的研究者很少注视科学的整体画面，一些巨大的努力只获得较小的成果，只是偶尔有一个研究者获得了重大的发现，比如说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发现
还有双螺旋结构，这本可能是你的发现，老头大声说。
马丁格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根本不接父亲的话荐儿。
这些发现回报了研究者的努力，但只是极少数的例外，这无法同我对精神研究上的兴趣相比较。精神研究每时每刻都带来一种满足、一种喜悦，就像一支箭径直飞向它的目标，每一个瞬间都是珍贵的，愉悦的，都被尽可能好地利用了。整整七年，我一直生活在师傅康玉尔仁波钦身边，一直到1975年，康玉尔仁波钦去世为止。那之后我在寺院上方的一个小隐修院中继续修行，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赫延采仁波钦。
也是从西藏过来的大师？
是的，像我的师傅康玉尔仁波钦一样从西藏过来。赫延采仁波钦来为康玉尔仁波钦主持丧仪，我们得以结识。当时我的喜马拉雅山的法国朋友们正要在多尔多涅开始传统性的三年隐居，我问赫延采仁波钦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们相会。赫延采仁波钦回答是：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我在他身旁生活了十二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伴他旅行。1975年我正式皈依，受比丘戒，七年后西藏开放，我随赫延采仁波钦回到西藏。在白哲寺的日子里，在赫延采仁波钦身边，我度过的这些年构成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退省和教诲，我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坚信，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能将它中断。
究课题，雅各布教授本想派我到美国从事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雅各布教授和那个时期很多前沿的研究者一样，已从对细菌的研究转到了对动物细胞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个领域后来使细胞生物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完全知道继续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科学研究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我没有浪费各类的投资：包括家庭为我的教育作的投资、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的投资，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实现我的个人向往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加速信仰的发展，在定居喜马拉雅山之前，从1967到1972年我等待了多年。我将我前往喜马拉雅山而不是前往美国的决定通知了让－弗朗西斯科雅各布教授，我记得也通知了你
可是，你不觉得科学与信仰，这两件事是可调和的吗？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问儿子，问得一点也不犀利，甚至不如说是慈祥的。
马丁格告诉父亲，科学与精神两者之间的确并没有根本的不相容，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或是用一根两头尖的针缝东西。对他而言在他看到最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将时间分摊开来，他希望将时间完全贡献给在他看来是最主要的事物。
后来，正如你希望的，我发现我的科学训练与对佛教形而上学和对佛教的实践是完全可调和的，而且，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在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也就是对真理的研究中处境艰难。
我好像明白你所说的调和，父亲说，你将先前的科学训练和严格精神用在了有关佛教或佛经的研究上。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史上有着最重要发现的领域，而你本来是能够参与的，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父亲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有些动感情。
生物学没有我也发展得很好，这个星球上不缺少研究者，不缺少科学家。
马丁格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讲理。这是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一次马丁格流露出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特征。
真正的问题是，我的生命中需要建立一个优先的等级，那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尽可能好地使用人生的潜能而任我的生命一天接着一天地风化。对我而言，大量的科学的认识已经变成一种对于较小的需要所作的较大的贡献。
你把自己贡献给了一种比我们纪元还早多个世纪的古老教义中，但你带来新的认识了吗？老头穷追不舍，晃了晃福尔摩斯式的直嘴烟斗。
请注意，马丁格完全恢复了平静，对佛教而言，并不是要搅动一种古老而过时的教义的灰尘，当精神研究引起一种真正的内心改造时就是一项有生命力、不断更新、不断有新鲜感的研究。像佛教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传统，既然它是针对的是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永远不会衰老。事实上，在历史上更为经常的倒是科学理论自然而然地衰老，并且不断被新的或别的理论代替。
是的，你说得不错，但它们被别的理论代替是由于充分的道理：因为认识进步了，人们观察到新的事实，经验对种种假设进行了裁决。
生物学和理论物理学确实带来了一些关于生命和宇宙的认识，但是这些认识并不能够让人建立幸福与痛苦的那些根本的机制。认识地球的形状和精确尺寸，是一个不可争论的进步，但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对于生命的意义并无多大的改变。无论医学的进步能有多大，人们只能暂时地减轻痛苦，而且，这些痛苦还要毫无疑问不断地重新出现，并且通过死亡来达到最高点。人们能够阻止一次争端，一次战争，但如果人的精神不改变，争端和战争还会发生。相反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来发现一种不取决于健康、权力、成功、金钱的和感官快乐的内心平和吗？
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在哪方面上不相容，在生物学、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给许多疾病带来新的解决的办法，因而也就有助于减少人类的痛苦，而由发现生命的那些根本机制所获的知识性的满足，则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满足。你就没有考虑过，能否将你操心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佛教不反对科学，马丁格说，佛教将科学看做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但又片面的影像，我感觉不到那种向它贡献同样多的努力并分配我的生存的需要。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鸟，只有一个想法：给精神以空间。
你了解科学目前的情况吗？
马丁格听出了父亲的意思，顺便拿出一本生物学刊对父亲说：
实际情况是，我带着更大的兴趣继续关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总体上看近几十年来成千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令人激动的，但一个研究人员的一生是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学习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的一个很微小的方面、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生物学现象的清晰的图像。但是，普通的研究者很少注视科学的整体画面，一些巨大的努力只获得较小的成果，只是偶尔有一个研究者获得了重大的发现，比如说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发现
还有双螺旋结构，这本可能是你的发现，老头大声说。
马丁格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根本不接父亲的话荐儿。
这些发现回报了研究者的努力，但只是极少数的例外，这无法同我对精神研究上的兴趣相比较。精神研究每时每刻都带来一种满足、一种喜悦，就像一支箭径直飞向它的目标，每一个瞬间都是珍贵的，愉悦的，都被尽可能好地利用了。整整七年，我一直生活在师傅康玉尔仁波钦身边，一直到1975年，康玉尔仁波钦去世为止。那之后我在寺院上方的一个小隐修院中继续修行，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赫延采仁波钦。
也是从西藏过来的大师？
是的，像我的师傅康玉尔仁波钦一样从西藏过来。赫延采仁波钦来为康玉尔仁波钦主持丧仪，我们得以结识。当时我的喜马拉雅山的法国朋友们正要在多尔多涅开始传统性的三年隐居，我问赫延采仁波钦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们相会。赫延采仁波钦回答是：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我在他身旁生活了十二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伴他旅行。1975年我正式皈依，受比丘戒，七年后西藏开放，我随赫延采仁波钦回到西藏。在白哲寺的日子里，在赫延采仁波钦身边，我度过的这些年构成我所能接受的最好的退省和教诲，我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坚信，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能将它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