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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来的大人。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作的陈述和辩护，那犀利的语言锋芒，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辨才无碍"这个词，譬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白马非马。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几十年前，在大陆的南部边境，发生过一次战争，我看过一个送敢死队上前线的录像，敢死队员们穿着迷彩服，全副武装，个个神色肃穆，远处的小山上枪声不断，硝烟滚滚，这时候，一个军政委，走到队伍前，左手拿着一张稿纸，右手端着一杯酒，念着慷慨激昂的。我心里想，一个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人，在这样的关头，三分钟的讲话，还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样混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无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辨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说话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真正的演说，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钱包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此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能代表祖国，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所以我的这些"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将"演讲"、"对谈"之类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
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来的大人。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作的陈述和辩护，那犀利的语言锋芒，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辨才无碍"这个词，譬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白马非马。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几十年前，在大陆的南部边境，发生过一次战争，我看过一个送敢死队上前线的录像，敢死队员们穿着迷彩服，全副武装，个个神色肃穆，远处的小山上枪声不断，硝烟滚滚，这时候，一个军政委，走到队伍前，左手拿着一张稿纸，右手端着一杯酒，念着慷慨激昂的。我心里想，一个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人，在这样的关头，三分钟的讲话，还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样混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无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辨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说话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真正的演说，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钱包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此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能代表祖国，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所以我的这些"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将"演讲"、"对谈"之类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