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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七年我19岁，刚读到第一首“朦胧诗”才知道作家有作协，作协由文联领导，属于政府部门。宁波的文联所在地，就在人流鼎沸的药行街一幢小楼上。
说起我喜欢文学的缘故，当时也朦朦胧胧，现在回想，主要原因还是被语文课本里的美文所吸引，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某一天被心中的一段情诗所诱惑。因为这个喜欢，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就是在文联下属的一个摄影图片社做彩照扩印工。这可是一个技术工种，每月将近500元的工资，相比我16岁的弟弟初中肆业到工厂上班一个月38元的基本工资可算是高收入了。而对于回城知青的父母，在艰苦工作支撑家庭之余，看见孩子们的成长，我想，这就是一份天大的喜悦吧。
站在药行街220号的文联小楼里，我心中那份隐秘的喜悦，显然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像我心中同样隐秘的悲伤，因为高中时的早恋那爱情的逝去，也是同样无人知晓。。
这是一幢民国时期的小楼，典型的中西合璧。楼起三层，左右厢房，厢房朝街的墙都拆成了店面，一边是一个书画社，另一边是一个图片社；露天中庭不大，却适合摆放原先的盆栽和现在的自行车。里庭并无多少装饰，杂物书刊堆放其间，已经沦为过道。最里面靠墙处，是一个粗大的木楼梯，看着结实，旋转着拐上二楼，红漆扶手早已班驳。二楼铺着木地板，软软的，一走一颤，仿佛整个楼都是积木堆砌的，充满了小孩子或者老年人般危险的弹性。左边是领导办公室，右边是文学港编辑部，中间的庭上，摆着一张大大的乒乓球桌，挂着网呢。三楼的房间更加狭小，记得有一个书画装裱工坊，装裱的女子也有工笔仕女的样貌。
这幢小楼给我的印象中，最让我惬意和最让我充满幻想的地方，是二楼的窗前。都是中午时分。这个时候，二楼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领导和编辑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我可以一个人偷偷跑上来，拿着一本书坐在窗前，背向领导办公室，面朝主编室，仿佛这是一个仪式，可以吸取到无穷的文学气息，提升功力。主编室里是李建树老师，他见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欢天喜地，仿佛有说不完的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我有时候也会乘机路过一下，瞥一眼半开的门里他工作的样子，但总也看不真切，只感觉里面好多的书，他在书里面埋着，不知道在挖掘什么。其它编辑的房间也进去过，并不是窗明几净，全国知名诗人张建红老师的办公桌很小，靠着墙，暗手，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籍和刊物，还有很多信件和稿子。张建红老师高高瘦瘦的，那时30几岁，每次看到他总是见他推着一辆28寸的自行车，从小楼的大门进来，这个印象又因为在他的诗里也同样出现而记忆深刻。反倒是他笑起来，虽然胡子拉扎却充满青春阳光的活力模样，一次次地被时间磨损了去。
其实呢，坐在二楼的窗前看书，书是没看进去多少，除了文学的幻想，最多的是对这个小楼小资似的怀想。从一排玻璃竖窗看去，街上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已经探进了庭院，粗大的树叶和同样粗大的枝干，都沉浸在斑斑驳驳的光点里，唯一细腻的只有一线蓝天。露天庭院里的阴影，随着时间，慢慢地濡染着青石板的路。那路上仿佛快速地走动着白底黑面的布鞋，碎花布小腰和红头绳系着的长辫子，带动着民国的婢女，从家中出来。而我困在小楼里，困在一袭“五四”前夜的长衫里，不断地体会着爱情在我灵魂的莽野里拓展着她无比舒展的天空。
二
我确信那时候我的性格是内向的，甚至有点木讷，不通事务，完全不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当然，这个毛病以后也一直伴随着我，尤其是面对自己认为神圣的“文学和诗歌”时，几乎很少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在文联小楼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自己跑上楼去向编辑们请教，我相信在老师们的眼里，我始终是一个缺乏自信，害羞腼腆的大男孩。
和我一起进入图片社的方中，却是一个性格外向，阳光帅气的男孩。也许是他伯父是文联秘书长的缘故吧，他在文联小楼里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他个子比我高，腿长背宽，倒三角的体型，一头浓密略带卷曲的黑发，忧郁的眼神里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他喜欢书法，中国画和篆刻。当他知道我喜欢诗歌时，仿佛找到了艺术道路上的知音，每每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让我鉴赏，我哪有那个水平啊，只能凭着感觉胡乱说自己的印象。结果，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很快成了我们个人友谊的最好基石，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次，他特意告诉我张建红老师的爱人董敏在隔壁书画社当售货员，说是可以把我的诗歌习作通过她转给张建红老师去看看。其实，那时候我也没多少自以为正儿八经的诗歌习作，多的是那种只写给一个读者的所谓的情诗，所以我只能敷衍推脱，可是，终究架不住他的热情相邀。于是，他借着买宣纸和毛笔的由头，把我拖到了董敏面前。
董敏师母，年纪大概比我大六、七岁，那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他们的女儿，记得叫硕人，是诗经里出来的。可是，从师母的脸上看过去，却要比她实际年龄小得多，和我们图片社那些二十一、二岁的女孩比起来也差不多大。一双大大的眼睛，目光明亮、单纯，充满一种倾听的姿势。小巧的五官，脸型非常柔和，洋溢着一种江南人家水灵灵的天然之色，加上知识背景的渲染，按照现在的说法，师母有一种知性之美。她的穿着很朴素，当然，那时候大家也不富裕，可是和小楼里那些时髦艳丽的女孩子比起来，她的朴素，在当时的我看来却拥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独特的美丽。
师母的话不多，当她听说我也写诗并且想请张建红老师看看的时候，显然很高兴，说明天拿来就好。
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把自己精选的一些习作送到了师母手里，很快老师的批改就下来了，还带来了老师的一句话：多读书。
这以后我又送了几... -->>
一
八七年我19岁，刚读到第一首“朦胧诗”才知道作家有作协，作协由文联领导，属于政府部门。宁波的文联所在地，就在人流鼎沸的药行街一幢小楼上。
说起我喜欢文学的缘故，当时也朦朦胧胧，现在回想，主要原因还是被语文课本里的美文所吸引，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某一天被心中的一段情诗所诱惑。因为这个喜欢，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就是在文联下属的一个摄影图片社做彩照扩印工。这可是一个技术工种，每月将近500元的工资，相比我16岁的弟弟初中肆业到工厂上班一个月38元的基本工资可算是高收入了。而对于回城知青的父母，在艰苦工作支撑家庭之余，看见孩子们的成长，我想，这就是一份天大的喜悦吧。
站在药行街220号的文联小楼里，我心中那份隐秘的喜悦，显然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像我心中同样隐秘的悲伤，因为高中时的早恋那爱情的逝去，也是同样无人知晓。。
这是一幢民国时期的小楼，典型的中西合璧。楼起三层，左右厢房，厢房朝街的墙都拆成了店面，一边是一个书画社，另一边是一个图片社；露天中庭不大，却适合摆放原先的盆栽和现在的自行车。里庭并无多少装饰，杂物书刊堆放其间，已经沦为过道。最里面靠墙处，是一个粗大的木楼梯，看着结实，旋转着拐上二楼，红漆扶手早已班驳。二楼铺着木地板，软软的，一走一颤，仿佛整个楼都是积木堆砌的，充满了小孩子或者老年人般危险的弹性。左边是领导办公室，右边是文学港编辑部，中间的庭上，摆着一张大大的乒乓球桌，挂着网呢。三楼的房间更加狭小，记得有一个书画装裱工坊，装裱的女子也有工笔仕女的样貌。
这幢小楼给我的印象中，最让我惬意和最让我充满幻想的地方，是二楼的窗前。都是中午时分。这个时候，二楼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领导和编辑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我可以一个人偷偷跑上来，拿着一本书坐在窗前，背向领导办公室，面朝主编室，仿佛这是一个仪式，可以吸取到无穷的文学气息，提升功力。主编室里是李建树老师，他见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欢天喜地，仿佛有说不完的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我有时候也会乘机路过一下，瞥一眼半开的门里他工作的样子，但总也看不真切，只感觉里面好多的书，他在书里面埋着，不知道在挖掘什么。其它编辑的房间也进去过，并不是窗明几净，全国知名诗人张建红老师的办公桌很小，靠着墙，暗手，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籍和刊物，还有很多信件和稿子。张建红老师高高瘦瘦的，那时30几岁，每次看到他总是见他推着一辆28寸的自行车，从小楼的大门进来，这个印象又因为在他的诗里也同样出现而记忆深刻。反倒是他笑起来，虽然胡子拉扎却充满青春阳光的活力模样，一次次地被时间磨损了去。
其实呢，坐在二楼的窗前看书，书是没看进去多少，除了文学的幻想，最多的是对这个小楼小资似的怀想。从一排玻璃竖窗看去，街上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已经探进了庭院，粗大的树叶和同样粗大的枝干，都沉浸在斑斑驳驳的光点里，唯一细腻的只有一线蓝天。露天庭院里的阴影，随着时间，慢慢地濡染着青石板的路。那路上仿佛快速地走动着白底黑面的布鞋，碎花布小腰和红头绳系着的长辫子，带动着民国的婢女，从家中出来。而我困在小楼里，困在一袭“五四”前夜的长衫里，不断地体会着爱情在我灵魂的莽野里拓展着她无比舒展的天空。
二
我确信那时候我的性格是内向的，甚至有点木讷，不通事务，完全不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当然，这个毛病以后也一直伴随着我，尤其是面对自己认为神圣的“文学和诗歌”时，几乎很少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在文联小楼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自己跑上楼去向编辑们请教，我相信在老师们的眼里，我始终是一个缺乏自信，害羞腼腆的大男孩。
和我一起进入图片社的方中，却是一个性格外向，阳光帅气的男孩。也许是他伯父是文联秘书长的缘故吧，他在文联小楼里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他个子比我高，腿长背宽，倒三角的体型，一头浓密略带卷曲的黑发，忧郁的眼神里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他喜欢书法，中国画和篆刻。当他知道我喜欢诗歌时，仿佛找到了艺术道路上的知音，每每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让我鉴赏，我哪有那个水平啊，只能凭着感觉胡乱说自己的印象。结果，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很快成了我们个人友谊的最好基石，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次，他特意告诉我张建红老师的爱人董敏在隔壁书画社当售货员，说是可以把我的诗歌习作通过她转给张建红老师去看看。其实，那时候我也没多少自以为正儿八经的诗歌习作，多的是那种只写给一个读者的所谓的情诗，所以我只能敷衍推脱，可是，终究架不住他的热情相邀。于是，他借着买宣纸和毛笔的由头，把我拖到了董敏面前。
董敏师母，年纪大概比我大六、七岁，那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他们的女儿，记得叫硕人，是诗经里出来的。可是，从师母的脸上看过去，却要比她实际年龄小得多，和我们图片社那些二十一、二岁的女孩比起来也差不多大。一双大大的眼睛，目光明亮、单纯，充满一种倾听的姿势。小巧的五官，脸型非常柔和，洋溢着一种江南人家水灵灵的天然之色，加上知识背景的渲染，按照现在的说法，师母有一种知性之美。她的穿着很朴素，当然，那时候大家也不富裕，可是和小楼里那些时髦艳丽的女孩子比起来，她的朴素，在当时的我看来却拥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独特的美丽。
师母的话不多，当她听说我也写诗并且想请张建红老师看看的时候，显然很高兴，说明天拿来就好。
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把自己精选的一些习作送到了师母手里，很快老师的批改就下来了，还带来了老师的一句话：多读书。
这以后我又送了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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