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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多年前了吧，也是将近年关。
父亲领了在镇上做会计的工资，母亲领了在镇上做农民的收入，杀猪，买衣服，买鱼。还有什么不知道，反正是过年的东西吧。
外面下着厚厚的雪，踩上去喀只喀只地响。
全家正盘腿坐在火炕上，吃饭，过年之前之后的这段日子家里的伙食总是很好。父亲照常烫了一壶老白酒。
在外间卧着的狗大黄汪汪地叫起来，母亲同时听到了外屋有人推门进来的声音，她推了里间屋的门，吓呆了。
一个可以称作人的人，看不到脸，头上带着一顶能称作帽子的帽子。棉衣基本上没有皮了，只有白花花的棉花。脚上的鞋不知道是走破了还是原来就那样，也是白花花的露着脚趾。幸好他的身上背着一个破编织袋，还好手里拿着一个破碗，要不母亲会认为是野人。母亲知道年关来了，家里也来了叫花子。
父亲听到半天没有动静，他下了炕。推门出来的那一时，他看到了外间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已经摘下了白花花的帽子，尽管有胡子，但是也仍旧是一个小伙子。
“大哥，大嫂，你们能不能让俺暖和暖和，吃口热饭。”他开口了，是山东味。
不知道父亲是想起了从山东荷泽逃茺到东北的他的爸爸的爷爷还是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见不得人受苦的人，父亲看了又看，说：“兄弟，进来陪大哥喝口酒。”
我们几个小孩子立时退到了桌下，这是父亲的规矩，家里有人吃饭我们不得上桌。
母亲端来热水，拿来父亲的棉鞋棉衣，于是这个叫花子上了我家的饭桌，端起了父亲的酒杯。那一年父亲三十几岁，这个叫花子二十几岁，父亲让我们称他叔，他就是王二叔。
王二叔不是叫化子，或者说原来他不是叫花子。他的母亲在老家病死了，病死前让他来这里寻他几年前也随着老家的亲人过来这里逃茺的他的哥哥。
王二叔学过文化，可是文化大革命后再不上。他是走着过来的，一路上吃了多少苦他没说，只说他的哥往家里写过信，就在我们这个市里。也是农村的一个镇上，他不知道是哪个镇，他要一路一路地寻找，没钱买吃的，他不要钱，乞讨饭，只吃一口饭，之后继续走。他已走过了多少个村子，多少个镇，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要找到他哥。今天要不是大雪天他冻得再也坚持不住，他是不会不在外面喊一声音就进来的，他看到我们家热气腾腾地，他也看到我家的房子很大，于是他自己进来，他说没想过喝一口父亲也用来驱寒的老酒，他只想有一口饭吃或是最不好让他暖和一下。
这王二叔吃饱了，要走。父亲乍乍乎乎地让母亲给这个姓王的老家人找点衣服，其实母亲早已把父亲的那一双军用大头棉鞋找了出来，找出来的还有父亲的一个大手套和一个父亲曾用过的军用旅行帆布袋。可是父亲又看到了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的苍白和虚弱，他对王二叔说：“小伙子，今天就歇在我家吧，明天再走不迟。”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没有出声，其实这一大家加上父亲在镇上的地位，妈不怕。（回忆到这里我倒是有点怕，二十几年前的父亲呵，要是这是一个伪装的强盗呢？）
父亲腾出了热乎乎的炕头，父亲挨着他睡下。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到另一个屋子里。母亲是一个明理心软的人，我尽管小，也看得出她脸上的微怒。母亲可能在怨父亲酒后的这一点冲动。毕竟这人是个陌生人。
一夜母亲都没有睡好。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母亲起来做早饭，发现雪停了，院子里却不见厚厚的积雪，只见两个大大的雪堆。
母亲惊诧的时候，王二叔搓手不好意思地立地那里。“大哥大嫂是好人，俺啥也不能做，出下力，一会哥起来的时候就不用再扫雪了。”他又说：“大嫂，你跟俺哥说一下，俺走了。”母亲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昨日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但是长的憨厚，只是太单薄。母亲已引火做饭了，她赶紧站起来留王二叔吃过饭再走。
父亲也醒来了，他披着衣服出了里屋，出门瞪着王二叔，：“吃罢饭再走。”
王二叔留下来了，不知道晚上的时候他和父亲说了什么，反正他走的时候，父亲不仅仅是给他拿了母亲找来的东西，他让母亲去抽屉里再拿七十块钱，其实买了年货也只有那为数不多的钱了。还是母亲刚卖了一另一口大猪的钱。可能母亲想买一块手表，说是那时的名牌“海鸥”也就是那个价。（这个价也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块吧，可能不止五百，那时的肉才一块来钱一斤）。
王二叔说啥都不接我母亲不很情愿拿过来的钱，他推得几乎冒着汗，带着泪。
父亲也哟喝得也带着汗，带着泪。“借你的，找到你哥，有钱时你再还给我。我的镇子你知道。”
父亲是镇里的会计，说起父亲没人不知道。爽快有时也霸道，人好但是脾气不很好。
最后王二叔收下了母亲拿给他的钱，向父亲母亲深深地弯下腰去。母亲抹去了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心疼的眼泪，又从仓房里找出半袋子的冻豆包（这也是我们这了过年准备的东西）。拿给他。
母亲对他说：“他王二叔，这豆包冻的就能吃，走到哪饿了就啃一口，找到你哥有心你就来个信。”
最后王二叔走了，他是带着泪水走的，背着用父亲的军用旅行帆布袋状的半袋豆包，穿着父亲一直引以为荣的那双军用大头鞋，怀里还揣着母亲准备买一块手表的七十块钱。
刚开始的日子，父亲和母亲还念叨几次，这个我们的王二叔找没找到他哥。可是年一过，父亲母亲好象都忘记了这个事，只是母亲看到带在父亲腕子上的手表的时候，会埋怨父亲，父亲从不出声，母亲说得多了，父亲就去镇上的办公室，其实根本没有公事。
北方的春天来得晚，清明的时候还不见化冻。河里仍旧是冰。时有变成了水的小河也是在阳面。有太阳照着。
河里的冰不见一块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到家里，我又见到了他—王二叔。
屋里的地上放着两个袋子，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鱼。边上还有一桶白酒，足有十斤。
母亲照例在厨上忙着，父亲脸上放着红光，这个王二叔看到我们进来，笑了。
他下了炕，拍着我们的脑袋：“年前二叔来，吃肉喝酒，一点啥都没有，现在二叔给你们买苹果了，吃去吧。”
我们不会品尝这苹果是好是坏，就觉得好吃，因为父亲虽上镇上的领导，但是日子都不太好过，我们家里也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水果。再说了，这回母亲再也不用埋怨父亲了，父亲再也不用觉得做了可笑的事而再躲到办公室去。
王二叔说他尽管没有找到他哥哥，但是他的日子好过了，手上又有几个钱了，年前他走到一市里的集上发现了卖财神画的，五分钱一张，那画好看哪，上面金光闪闪的，那财神也有光亮呢。他想都没想就全买了下来，过年了，农村人都图喜庆，他要把这些财神都卖给农民，总比直接向人家要一毛两毛钱的好。要钱就是乞讨，现在是自己挣来的，他说他一张卖给人家一毛，他第一批卖了一千张，可能挣了五十块钱，后来他又到远点的镇上去，第二次他又转卖了二千多张吧，就这样转来转去的，当人家都高高兴兴地吃着年夜饺子的时候，他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他说比他妈死的时候所有的家当都多。
他的年轻的脸上放着光。他说，年后就不行了，人家都不贴财神画了。他又开始倒东倒西。他来往于一个又一个村子之间，想找到这个市里的哥哥。
当王二叔又走了的时候，母亲的手表钱一分没少地回来了，也如愿地买了手表。父亲逢人就会讲起他。自豪而幸福。镇里人一提起这王二叔的时候就说，这人还真行呵，会算计呵，真是个神仙呵。于是王二叔又有了一个绰号：二神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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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了吧，也是将近年关。
父亲领了在镇上做会计的工资，母亲领了在镇上做农民的收入，杀猪，买衣服，买鱼。还有什么不知道，反正是过年的东西吧。
外面下着厚厚的雪，踩上去喀只喀只地响。
全家正盘腿坐在火炕上，吃饭，过年之前之后的这段日子家里的伙食总是很好。父亲照常烫了一壶老白酒。
在外间卧着的狗大黄汪汪地叫起来，母亲同时听到了外屋有人推门进来的声音，她推了里间屋的门，吓呆了。
一个可以称作人的人，看不到脸，头上带着一顶能称作帽子的帽子。棉衣基本上没有皮了，只有白花花的棉花。脚上的鞋不知道是走破了还是原来就那样，也是白花花的露着脚趾。幸好他的身上背着一个破编织袋，还好手里拿着一个破碗，要不母亲会认为是野人。母亲知道年关来了，家里也来了叫花子。
父亲听到半天没有动静，他下了炕。推门出来的那一时，他看到了外间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已经摘下了白花花的帽子，尽管有胡子，但是也仍旧是一个小伙子。
“大哥，大嫂，你们能不能让俺暖和暖和，吃口热饭。”他开口了，是山东味。
不知道父亲是想起了从山东荷泽逃茺到东北的他的爸爸的爷爷还是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见不得人受苦的人，父亲看了又看，说：“兄弟，进来陪大哥喝口酒。”
我们几个小孩子立时退到了桌下，这是父亲的规矩，家里有人吃饭我们不得上桌。
母亲端来热水，拿来父亲的棉鞋棉衣，于是这个叫花子上了我家的饭桌，端起了父亲的酒杯。那一年父亲三十几岁，这个叫花子二十几岁，父亲让我们称他叔，他就是王二叔。
王二叔不是叫化子，或者说原来他不是叫花子。他的母亲在老家病死了，病死前让他来这里寻他几年前也随着老家的亲人过来这里逃茺的他的哥哥。
王二叔学过文化，可是文化大革命后再不上。他是走着过来的，一路上吃了多少苦他没说，只说他的哥往家里写过信，就在我们这个市里。也是农村的一个镇上，他不知道是哪个镇，他要一路一路地寻找，没钱买吃的，他不要钱，乞讨饭，只吃一口饭，之后继续走。他已走过了多少个村子，多少个镇，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要找到他哥。今天要不是大雪天他冻得再也坚持不住，他是不会不在外面喊一声音就进来的，他看到我们家热气腾腾地，他也看到我家的房子很大，于是他自己进来，他说没想过喝一口父亲也用来驱寒的老酒，他只想有一口饭吃或是最不好让他暖和一下。
这王二叔吃饱了，要走。父亲乍乍乎乎地让母亲给这个姓王的老家人找点衣服，其实母亲早已把父亲的那一双军用大头棉鞋找了出来，找出来的还有父亲的一个大手套和一个父亲曾用过的军用旅行帆布袋。可是父亲又看到了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的苍白和虚弱，他对王二叔说：“小伙子，今天就歇在我家吧，明天再走不迟。”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没有出声，其实这一大家加上父亲在镇上的地位，妈不怕。（回忆到这里我倒是有点怕，二十几年前的父亲呵，要是这是一个伪装的强盗呢？）
父亲腾出了热乎乎的炕头，父亲挨着他睡下。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到另一个屋子里。母亲是一个明理心软的人，我尽管小，也看得出她脸上的微怒。母亲可能在怨父亲酒后的这一点冲动。毕竟这人是个陌生人。
一夜母亲都没有睡好。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母亲起来做早饭，发现雪停了，院子里却不见厚厚的积雪，只见两个大大的雪堆。
母亲惊诧的时候，王二叔搓手不好意思地立地那里。“大哥大嫂是好人，俺啥也不能做，出下力，一会哥起来的时候就不用再扫雪了。”他又说：“大嫂，你跟俺哥说一下，俺走了。”母亲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昨日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但是长的憨厚，只是太单薄。母亲已引火做饭了，她赶紧站起来留王二叔吃过饭再走。
父亲也醒来了，他披着衣服出了里屋，出门瞪着王二叔，：“吃罢饭再走。”
王二叔留下来了，不知道晚上的时候他和父亲说了什么，反正他走的时候，父亲不仅仅是给他拿了母亲找来的东西，他让母亲去抽屉里再拿七十块钱，其实买了年货也只有那为数不多的钱了。还是母亲刚卖了一另一口大猪的钱。可能母亲想买一块手表，说是那时的名牌“海鸥”也就是那个价。（这个价也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块吧，可能不止五百，那时的肉才一块来钱一斤）。
王二叔说啥都不接我母亲不很情愿拿过来的钱，他推得几乎冒着汗，带着泪。
父亲也哟喝得也带着汗，带着泪。“借你的，找到你哥，有钱时你再还给我。我的镇子你知道。”
父亲是镇里的会计，说起父亲没人不知道。爽快有时也霸道，人好但是脾气不很好。
最后王二叔收下了母亲拿给他的钱，向父亲母亲深深地弯下腰去。母亲抹去了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心疼的眼泪，又从仓房里找出半袋子的冻豆包（这也是我们这了过年准备的东西）。拿给他。
母亲对他说：“他王二叔，这豆包冻的就能吃，走到哪饿了就啃一口，找到你哥有心你就来个信。”
最后王二叔走了，他是带着泪水走的，背着用父亲的军用旅行帆布袋状的半袋豆包，穿着父亲一直引以为荣的那双军用大头鞋，怀里还揣着母亲准备买一块手表的七十块钱。
刚开始的日子，父亲和母亲还念叨几次，这个我们的王二叔找没找到他哥。可是年一过，父亲母亲好象都忘记了这个事，只是母亲看到带在父亲腕子上的手表的时候，会埋怨父亲，父亲从不出声，母亲说得多了，父亲就去镇上的办公室，其实根本没有公事。
北方的春天来得晚，清明的时候还不见化冻。河里仍旧是冰。时有变成了水的小河也是在阳面。有太阳照着。
河里的冰不见一块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到家里，我又见到了他—王二叔。
屋里的地上放着两个袋子，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鱼。边上还有一桶白酒，足有十斤。
母亲照例在厨上忙着，父亲脸上放着红光，这个王二叔看到我们进来，笑了。
他下了炕，拍着我们的脑袋：“年前二叔来，吃肉喝酒，一点啥都没有，现在二叔给你们买苹果了，吃去吧。”
我们不会品尝这苹果是好是坏，就觉得好吃，因为父亲虽上镇上的领导，但是日子都不太好过，我们家里也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水果。再说了，这回母亲再也不用埋怨父亲了，父亲再也不用觉得做了可笑的事而再躲到办公室去。
王二叔说他尽管没有找到他哥哥，但是他的日子好过了，手上又有几个钱了，年前他走到一市里的集上发现了卖财神画的，五分钱一张，那画好看哪，上面金光闪闪的，那财神也有光亮呢。他想都没想就全买了下来，过年了，农村人都图喜庆，他要把这些财神都卖给农民，总比直接向人家要一毛两毛钱的好。要钱就是乞讨，现在是自己挣来的，他说他一张卖给人家一毛，他第一批卖了一千张，可能挣了五十块钱，后来他又到远点的镇上去，第二次他又转卖了二千多张吧，就这样转来转去的，当人家都高高兴兴地吃着年夜饺子的时候，他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他说比他妈死的时候所有的家当都多。
他的年轻的脸上放着光。他说，年后就不行了，人家都不贴财神画了。他又开始倒东倒西。他来往于一个又一个村子之间，想找到这个市里的哥哥。
当王二叔又走了的时候，母亲的手表钱一分没少地回来了，也如愿地买了手表。父亲逢人就会讲起他。自豪而幸福。镇里人一提起这王二叔的时候就说，这人还真行呵，会算计呵，真是个神仙呵。于是王二叔又有了一个绰号：二神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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