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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接连发生几起偷盗大案没有破案，又凭空出来一个马队，给了松本俊好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个马队，造成皇军十几个人的伤亡，无疑是抗日分子，却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让宫崎康仁大骂松本俊无能，松本俊急的有点上蹿下跳。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 -->>
省城接连发生几起偷盗大案没有破案，又凭空出来一个马队，给了松本俊好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个马队，造成皇军十几个人的伤亡，无疑是抗日分子，却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让宫崎康仁大骂松本俊无能，松本俊急的有点上蹿下跳。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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