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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
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
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谷物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
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根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生这种病，是遇到邪气了。这种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混乱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出现水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月食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
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价格有时高有时低。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登位，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地方官上任，没有什么作为，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去比照古代的国君，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
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
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谷物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
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根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生这种病，是遇到邪气了。这种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混乱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出现水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月食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
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价格有时高有时低。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登位，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地方官上任，没有什么作为，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去比照古代的国君，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