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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共同治理国家大事。天子戴着皇冠受理政事,诸侯佩着玉器前来朝见。群臣上奏各种政见,帝王便据以查核其功绩。相传古代帝尧曾向诸侯之长提出询问,帝舜曾任命八个贤人;于是臣下有再三辞让的请求,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话授以重任: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头的对答,并未通过纸笔写成书面文件。可是,用言辞向帝王陈述,就具有进奏章表的意义了;帝王对臣下功绩的查核,也就是一种授予爵位的仪式了。到商代的太甲立位,大臣伊挚曾写伊训来训诫太甲;及至太甲改过而思念常道,从被流放的地方回到毫都,伊挚又作太甲三篇来赞美他。用书面文辞来扬善弃恶,就从此开始了。周王朝继承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仪更为隆重。臣下对帝王常称:再三叩头、报答美命、敬受册封、敢当重任等,这些虽是口讲笔写兼用,但陈辞谢恩之义是明显的。到了战国时期,仍用商周格式,对帝王呈文,都叫“上书”秦初确定制度,才改“书”为“奏”汉代规定礼节仪式,便把对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种:第一种叫“章”第二种叫“奏”第三种叫“表”第四种叫“议”“章”用于谢恩“奏”用于揭发检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出不同的议论。所谓“章”就是明。诗经中说,银河“为章于天”意为文采明显。对于有文采的事物来说,红白交错就是“章”所谓“表”就是表明。礼记中的表记,就是君子的品德外现于仪表的意思。对于用作标志之物来说,测量日影的器具就叫“表”“章”、“表”的名称,就取之于这种意义。
(二)
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各地歌谣也有闻必录;章、表、奏、议等治理国事的重要文件,其所以没有编录进去,是由于奏议的掌管各别而编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前汉时期的章表,留传下来的很少。到后汉时期,选拔官吏必须考试章表。左雄的奏议,成了尚书台的典范;胡广的章奏,被安帝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读胡广“谒陵”的章奏,可见其典范之作确是写得很美的。从前晋文公受周襄王册封时,曾三次辞让然后接受册命,所以汉代末年的让表,也以推让三次为限。曹操曾说:“写让表不需要三次,又不应文辞浮华。”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论事,按实而书;按照华丽的要求来看,这时的作品是不够美的。至于孔融的荐祢衡表,写得意气高昂,文采飞扬;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理透彻,文辞流畅:它们虽然在华丽与质朴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优秀的表文。此外,陈琳和阮瑀的章表,在当时很有名气;陈琳之作,曹丕认为特别矫健,就是建安文人中较突出的了。曹植的表文,更是独冠群雄。他的作品体制宏富而音律协调,文辞清明而情志显著,随物成巧,变化多趣;如驾千里之马,轻重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处。到晋初作者的章表,就以张华较为优秀。他三度辞让被封为壮武郡公的表文,道理周详而文辞简要,引申意义,排比事类,都用对偶;一般都珍视张华的鹪鹩赋,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又如西晋羊祜的让开府表,前代论述已有所称誉;东晋庾亮的让中书监表,确较已往章表写得美好:他们表达情志,联系事理,都颇为文雅。此外,西晋末年刘琨的劝进表、张骏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写得光明正大,都是陈事美好的佳作。
(三)
章表的意义,本是用来报答皇恩,颂扬朝廷,表明臣下内心的;既对自身有光,也对国家有益。因此,把谢恩的“章”送到朝廷,感化意义应该明显;把陈请的“表”呈上皇宫,骨力辞采应该显耀。按照“章”、“表”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都是以文采为基础。所以“章”的体式明丽,而以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为典范,做到精要但不粗略,明显但不肤浅。“表”的内容丰富,复杂多变,应以雅正的意义增其风力,用清新的文辞显其华丽。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配。必须做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通畅流利,就合于写章表的法则了。借子贡的话来说,应该用心意来控制言辞,用言辞来表达心意,做到辞意一致。荀况认为,表达善意的话,比辞采华丽的文章还美好。这话也可说明辞意一致的道理。
(四)
总之,陈述章表于宫阙,是为了向帝王劝善规过。因此,言辞必须正确明白,意义应该宏大深远。要严肃恭敬地处理得体,使从头到尾条理清晰。卓越的人物写作章表,一定是文辞优美而富有文采。
吏共同治理国家大事。天子戴着皇冠受理政事,诸侯佩着玉器前来朝见。群臣上奏各种政见,帝王便据以查核其功绩。相传古代帝尧曾向诸侯之长提出询问,帝舜曾任命八个贤人;于是臣下有再三辞让的请求,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话授以重任: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头的对答,并未通过纸笔写成书面文件。可是,用言辞向帝王陈述,就具有进奏章表的意义了;帝王对臣下功绩的查核,也就是一种授予爵位的仪式了。到商代的太甲立位,大臣伊挚曾写伊训来训诫太甲;及至太甲改过而思念常道,从被流放的地方回到毫都,伊挚又作太甲三篇来赞美他。用书面文辞来扬善弃恶,就从此开始了。周王朝继承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仪更为隆重。臣下对帝王常称:再三叩头、报答美命、敬受册封、敢当重任等,这些虽是口讲笔写兼用,但陈辞谢恩之义是明显的。到了战国时期,仍用商周格式,对帝王呈文,都叫“上书”秦初确定制度,才改“书”为“奏”汉代规定礼节仪式,便把对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种:第一种叫“章”第二种叫“奏”第三种叫“表”第四种叫“议”“章”用于谢恩“奏”用于揭发检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出不同的议论。所谓“章”就是明。诗经中说,银河“为章于天”意为文采明显。对于有文采的事物来说,红白交错就是“章”所谓“表”就是表明。礼记中的表记,就是君子的品德外现于仪表的意思。对于用作标志之物来说,测量日影的器具就叫“表”“章”、“表”的名称,就取之于这种意义。
(二)
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各地歌谣也有闻必录;章、表、奏、议等治理国事的重要文件,其所以没有编录进去,是由于奏议的掌管各别而编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前汉时期的章表,留传下来的很少。到后汉时期,选拔官吏必须考试章表。左雄的奏议,成了尚书台的典范;胡广的章奏,被安帝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读胡广“谒陵”的章奏,可见其典范之作确是写得很美的。从前晋文公受周襄王册封时,曾三次辞让然后接受册命,所以汉代末年的让表,也以推让三次为限。曹操曾说:“写让表不需要三次,又不应文辞浮华。”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论事,按实而书;按照华丽的要求来看,这时的作品是不够美的。至于孔融的荐祢衡表,写得意气高昂,文采飞扬;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理透彻,文辞流畅:它们虽然在华丽与质朴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优秀的表文。此外,陈琳和阮瑀的章表,在当时很有名气;陈琳之作,曹丕认为特别矫健,就是建安文人中较突出的了。曹植的表文,更是独冠群雄。他的作品体制宏富而音律协调,文辞清明而情志显著,随物成巧,变化多趣;如驾千里之马,轻重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处。到晋初作者的章表,就以张华较为优秀。他三度辞让被封为壮武郡公的表文,道理周详而文辞简要,引申意义,排比事类,都用对偶;一般都珍视张华的鹪鹩赋,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又如西晋羊祜的让开府表,前代论述已有所称誉;东晋庾亮的让中书监表,确较已往章表写得美好:他们表达情志,联系事理,都颇为文雅。此外,西晋末年刘琨的劝进表、张骏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写得光明正大,都是陈事美好的佳作。
(三)
章表的意义,本是用来报答皇恩,颂扬朝廷,表明臣下内心的;既对自身有光,也对国家有益。因此,把谢恩的“章”送到朝廷,感化意义应该明显;把陈请的“表”呈上皇宫,骨力辞采应该显耀。按照“章”、“表”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都是以文采为基础。所以“章”的体式明丽,而以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为典范,做到精要但不粗略,明显但不肤浅。“表”的内容丰富,复杂多变,应以雅正的意义增其风力,用清新的文辞显其华丽。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配。必须做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通畅流利,就合于写章表的法则了。借子贡的话来说,应该用心意来控制言辞,用言辞来表达心意,做到辞意一致。荀况认为,表达善意的话,比辞采华丽的文章还美好。这话也可说明辞意一致的道理。
(四)
总之,陈述章表于宫阙,是为了向帝王劝善规过。因此,言辞必须正确明白,意义应该宏大深远。要严肃恭敬地处理得体,使从头到尾条理清晰。卓越的人物写作章表,一定是文辞优美而富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