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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二)
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三)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功;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四)
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点,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传体,碑文近于铭体。突出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美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巨大的优点,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
(五)
总之,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
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二)
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三)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功;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四)
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点,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传体,碑文近于铭体。突出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美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巨大的优点,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
(五)
总之,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